“春江好景依然在”，出句朴素而用意深刻。这里不用“浦江”或“沪间”等，而独用“春江”，不仅道出了送别地点，而且自然地照应了条幅上题记的“三月”，点明了送别日本友人的时令正是春天。而“春江好景”又暗含了唐代张虚若诗篇《春江花月夜》的典故。张诗开头是景物描写：“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里的春江、花、月、夜等等美景都是作为背景而出现的自然景色，作者并未赋予什么象征意义。鲁迅此处用典也就是要说明：诗中的“春江好景”乃是指大自然的景色而言，上海人间社会并没有包括在内。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鲁迅的“春江好景”，正是用这样的对衬手法来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的：上海只有艳丽春光依然象历年一样还自然地出现在人们眼前；而其余一切“好景”都被破坏了，摧残了。
“远国征人此际行”一句直接点明友人离别远行。 “远国征人”来到上海非常不易，而正当盛春到来之际却要离开了（并未见发生意外变故）。诗句流露出作者送别时的沉重心情和无限感慨。一位“远国”来的戏剧工作者竟无意于“春江好景”，不愿继续停留；作者也未能留住他共度春光，只得就此送行。这从侧面写出了国民党统治的可憎及当时的上海剧坛令人生厌。
“莫向遥天望歌午，西游演了是封神”两句，紧承送行，劝告升屋回到日本后，也不要遥想看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大戏院会出现什么新的歌舞，这里演来演去的不过是西游、封神之类的妖魔鬼怪、黄色下流戏。
这首诗从上海的艺术舞台联系到中国的政治舞台，用西游、封神里的妖魔鬼怪，来影射国民党，寓意深刻，讽刺尖锐，表现了鲁迅对国民党统治的无比愤慨和极端痛恨。
此篇写黄河的奔腾冲泻之势及华山的峥嵘秀伟，运用神话传说，驰骋想象，使山河更带有神奇的色彩。
“西岳”两句。此诗开篇，就以“西岳峥嵘何壮哉”的突发唱叹，写华山的雄伟，起势宏远突兀，接着便展现登山远眺所见到的黄河之雄姿。接着四句写黄河。先写河的触山动地的汹涌澎湃之势，继写河的急流盘旋成涡，声如巨雷，最后写河水在阳光下，反映出灿烂辉煌的色彩，并把它和人的命运连系起来。出人意外的是，诗人对黄河的勾勒，却用了飘忽的轻笔：“黄河如丝天际来！”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雄奇景象迥异，这是因为诗人此刻是在烟云缥缈的华山绝顶；从万仞之上，远眺数千里外的盘曲黄河，正有细曲“如丝”“天际”来的奇妙感觉。而且诗人描述的重点是华山，用这样的轻笔勾勒，较之于重笔渲染黄河的壮阔，更可以反衬华岳的高峻入云。然而，黄河毕竟是狂暴不羁的，在它奔腾至华山脚下的时候，就不再轻细“如丝”，简直是波山浪海了。因此，诗人之笔亦突然夭矫而行、力挟千钧：“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它那蓄势“万里”的排浪，使山岳为之震撼；疾浪受阻，便沸怒而折，翻卷起巨轮般转动的漩涡，发出震撼三秦的雷鸣。这景象的确惊心动魄。
然而这一切都是华山尚未开辟、黄河中途受阻的虚境。诗人的思绪此刻已飞向了远古。传说大禹理水之前，华山与对岸的山峰相连一片，挡住了滚滚黄河。大禹到来以后，指挥河神巨灵，将山峦横击为二，黄河才得以畅流。那击开的两半，就是现在隔河相峙的华山和首阳山。诗中的“荣光（华光）休气（瑞气）纷五彩”二句，于惊雷震荡声中，忽作舒徐悠长之音，正表现了圣人大禹降临黄河的自信闲暇之态。接着便有巨灵擘山的壮观一幕：诗人以“咆哮”状貌巨灵擘山的盛怒，以“洪波喷射”描摹山分浪奔的奇景。其运笔亦如巨灵和怒浪，显示出李白所独具的“疾雷破山、颠风簸海”（谢榛《四溟诗话》）之势。“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白帝金精运元气，石作莲花云作台。”刚刚击开的三峰（即华山“落雁”、“莲花”、“朝阳”三峰），被巨灵震得慌忙退立，才免于倾覆之灾；但在翠崖丹谷之上，还留下了河神凌厉的掌印（即今华山东北的“仙人掌”）。与巨灵神的悍蛮擘山、不顾而去相比，西方之帝（白帝）就显得可爱多了：他仿佛要抚慰受击的山峦，竟暗运天地之气，一夜之间，将华山的顶峰，化作了一朵“莲花”，并让缭绕的白云，变为云台（即云台峰）承托着它——华山自此后便如青碧的莲花，盛开于万里白云之上。这就是诗中第一节所描绘的华山奇景。由于这描绘充分发挥了诗人的浪漫主义想象，并且交织着黄河的涛声骇浪和绘纭多姿的往古神话，显得格外壮丽和妩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造出一个神奇缥缈之境，为友人的“出场”作铺垫。
“云台”八句以神话故事和现实的人物并写，似幻似真，并以此娱悦元丹丘。言云台的阁道连接着高不可测的云霄之处，有明星、玉女二仙女来侍洒扫，麻姑为人搔背，手爪很轻。我皇把守着九天的门户，元丹丘与天谈论着宇宙形成的问题，出入于高高的九重天上，往来于蓬莱与华山之间。“云台阁道（栈道）连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这两句从云烟幽渺之中，勾勒友人闲步云台的姿态，使友人带有了飘飘欲仙的风神。“丹丘”之名，恰是《山海经》神话中的不死之国。故诗人直接以“不死”二字，将他一语呼出，显得既诙谐、又有情。元丹丘之去到华山，即将度过的，无非是隐逸山崖的清寂岁月而已。但在诗人笔下，却化作了如梦如幻的连翩奇遇：传说中的华山仙子（明星），慌不迭地为他“洒扫”庭坛；手如鸟爪的“麻姑”，为他“搔背”时，下爪竟还那样轻灵。至于接待过汉武帝的瑶池王母，年事已高，就只好请她看守门户了。倘若友人想“扪天摘匏瓜（星名）”，或许还有机会与天帝攀谈上几句哩——“明星玉女备洒扫”四句，将元丹丘隐迹华山的生活，描摹得美妙、奇幻。原来互不相关的神话传说，一经诗人信手拈来，便绚烂相映、顿成化境。“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求蓬莱复西归。玉浆倘惠故人饮，骑二茅龙上天飞！”诗人想象自己的友人，从此将光辉闪闪地出入于九重之天，或者迅疾如飞地往返于仙境蓬莱。或许他还能像传说中的老翁一样，误入嵩山大穴，得到仙人的“玉浆”之赠。想到这里，诗人不禁向友人脱口而呼：“倘得“玉浆”，可别忘了让我也分享一杯呵！到时候，我就与你像传说的汉中卜师、酒店老妇一样，骑上仙人的“茅狗”，刹那间化作飞“龙”，直上云天。”悠然神往的结语，表现出诗人对神仙飞升的向往与仰慕。
全诗运笔收放自如，“纵之则文漪落霞，舒卷绚烂”，收之则“万骑忽敛，寂然无声”（王世贞《艺苑巵言》）。明人陆时雍称李白七古“想落天外，局自变生”、“有舒云流水之妙”。《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正可当此美誉而无愧。
这是杜甫反映现实情况最早的诗歌；开头叙暴雨成灾，郡国嗷嗷，堤防之患，主事所忧；接着描写想象中山东、河北洪水汹涌情状，也是河南一带惨重灾情的真实反映；最后戏为大言以宽慰其弟。全诗铺写灾情的严重，表达了治服水患的理想，夹杂了个人遭遇的阴郁苍凉的情绪。相较于杜甫成熟时期的作品，此诗在情感表达上还显得空泛。
杜甫写这首诗时虽然也尝到了考进土落第的痛苦，但他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优裕的，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放荡齐越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正是这种裘马清狂的快意生活，使他脱离了人民，因而他对人民疾苦的体验就不如日后那么深切。《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溢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这首诗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诗中诚然对黄河水灾作了较为形象生动的描绘，但应当指出，这种描绘只是客观地再现了水势之大以及人民房屋被淹、庄稼受灾等表面现象，面没有深入展示灾民的具体苦难，特别是看不出诗人关怀灾民的强烈感情色彩。后面四句，诗人只是用制平息水患这种神语传说来勉励弟弟，显得空泛无力，看不出有何对人民同情之处：即便说这是同情的话，那么，这种同情是很不强烈的。只要比较一下十三年之后，也就是天宝十三年秋（754年），长安霖雨为灾，杜甫写的《秋雨叹》这一组诗，问题便很清楚。《秋雨叹》共有三首，其中第一首是写人民苦难的：“禾头生耳素穂黑，农夫田父无消息。城中斗米换衾绸，相许宁论两相值。”前面两句是说庄稼受到涝灾，但农夫田父没有消息，生死存亡，无人过问，这是因为当时奸相杨国忠报喜不报优，在唐玄宗面前隐瞒灾情。房琯反映了所在地的灾情，结果遭受打击，所以史载“天下无敢言灾者”，上面这两句诗，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后两句则写城市贫民的情况。据史载，“秋霖雨，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以济民。”诗人揭露官吏们利用所谓“贼”乘机剥削人民，进行不等价交换，斗米换衾绸。人民出于无奈，只要官员“相许得粮借以活命，根本不考虑衾绸和斗米是否“相值”了，杜甫这几句诗，不仅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而且揭露了造成人民苦难的因素，除了天灾之外，还有人祸一一政治黑暗腐败，官府更趁火打劫，盘剥人民，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相比，《秋雨叹》这首诗对人民的同情就更加鲜明了。
再看杜甫同时写的另一首诗《九日寄岑参》，这首诗开头写到诗人为雨所阻，不能外出访问岑参，对他表示怀念。接着便写到霖雨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数，安得诛云师，时能补天漏！”将这四句和《临邑舍弟书至苦雨》结尾四句相比，前者的感情是强烈的，而后者是空泛的。这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生活地位的不同，接近人民还是脱离人民等原因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即对描写对象是否具有生活实。杜甫写《临邑舍弟书至苦雨》是在东都洛阳，他并未目睹临色黄河水灾惨状，更没有直接受到水灾的痛苦，缺乏生活实感.所以体现在《临邑舍弟书至苦雨》这首诗中的感情显得空泛。
上述情况说明，即使是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有一个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诗作还带有过渡性和不成熟性。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看，不能和困守长安十年这一时期的诗作相比，特别是不能和日后离开朝庭走向人民时的诗作，如“三吏”“三别”等相比。
东汉时期，处于外戚、宦官篡权争位的夹缝中的士人，志向、才能不得施展，愤懑郁结，便纷纷以赋抒情，宣泄胸中的垒块。赵壹《刺世疾邪赋》就是这类抒情小赋的代表作。压抑在胸中的郁闷和不平，在文中化为激切的言词，尖锐揭露了东汉末年邪孽当道、贤者悲哀的的黑暗腐朽的社会本质：“舐痔结驷，正色徒行”，“邪夫显进，直士幽藏”。甚至敢于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执政”的最高统治者：“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最后由“刺世”发展到同这黑暗的世道彻底绝决的程度：“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
此赋在仅四百余字的篇幅中，对黑暗腐败政治的揭露抨击，其尖锐激烈直截了当，在整个汉赋中都是无与伦比的，尤其引人瞩目。赋一开始，就将批判的锋芒毫不含糊地指向了自五帝三王以来迄今一切封建末世：“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而只能愈演愈烈：“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即在于统治者“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其深刻犀利，实为一般惯于恪守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所不能及。继之又通过反复对比，对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公开曝光：“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而这一切又都由于“实执政之匪贤，近习秉其威权”，那么不贤之人能执政、宦官近习能秉权的原因说到底还在于“九重既不可启”。
这样就层层深入地活画出了具有东汉末世时代特点的那种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极端腐败的政局。因此，他义无返顾地表示：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非存。与之毫不妥协地抗争，愤怒激越的感情，直如火山喷发，震人心魄。
此赋在抒发自己感情时直率猛烈，痛快淋漓，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揭露批判时政的深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与思想内容相协调，此赋一改堂皇典雅而为疏朗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