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词序,可知此词是为两件事而发。一是频繁的调任;二是朝廷内部的门户之争。而究其深致,词所要表现的,实是宦迹不定、人事掣肘使词人壮志难酬的牢骚不平之情。
词的上片从眼前饯别之情切入,点出别恨匆匆的遗憾。但从其“正怕酒尊空”的心理活动来看,词人心中积郁的愁情,决不仅仅是离别僚友们的感情。这一起句,就有包藏万有之力,为下文的进一步抒发各种人生忧思立好了地步。“头上”三句,以旁观者的洞达,对争名争利而兴门户私计的朝廷政要作出讽刺,言纵使生前为“贵客”,死后立“高累”,终不能称雄一世。这是对兴门户争私利者的无情嘲笑和无比蔑视,而又以旷达的语气出之,显示出词人不同流俗的思想境界。因为有这样旷达的思想托底,在上片末句,词人就能以清丽飘逸的意境,表现出词人不虑俗情的潇洒放逸怀抱。“一笑”句,虽是借用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莲篙人”的语典,可是用典浑化无迹,直如冲口而出;“落花风”,将时令特征以丽辞写出;而“干里”的形容,则更使落花美景由宴前而宕开无际,由实返虚,合实与虚,使词境显得更为深邃、灵活、摇荡。从章法上讲,结句又将离隆兴而赴行都的词作“本事”作出了必要的交代。上片就这样,由开头的别恨匆匆转到无恨可遣,意路多变,笔法摇曳。
下片首句,从小处说,是承接上片末句“出门去”而来,是写此番去朝廷为官的态度。从大处说,则词人之所以要考虑这个问题,是与上文所讽刺的朝廷政要兴门户私计的政治现状分不开的,所以是上文主旨的一个顺承和延展。在笔法上,词人借古讽今,以三国时代辛毗的耿直不阿,表明白己此去朝廷为官,早已准备好了像辛毗那样,宁愿不做高官、也不做曲附党私之徒的态度。这里的“孙刘辈”,应有所指下二句,以退为进,明看是写词人衰老憔悴之态,说任凭朝中权贵结党营私、大兴门户。实际上,这是对庸俗世风的有力抨击。究其含意,则稼轩之所以会如此衰老,都是因朝廷政要热衷于门户私汁、党派斗争,而对稼轩所向往的恢复大计则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对词人猜忌有加,频繁调动。全词开头词人“正怕酒尊空”即想要借酒挠愁的心理活动,在此也找到了部分解释。以下五句,看起来渐近颓唐萧瑟。词人这一生,除了湖海漂流、醉吟风月之外,根本无所建树。既然一切都由天子之力,词人真想乞求退休,归隐于镜湖东边的山水之中去。但反过来看,这里面却充满了爱国者的牢骚不平、悲愤与讽刺。因为词人的“此外百无功”,是由于生在这样一个不给机会的政治时代,处处受人掣肘之故。既然词人只手难挽狂澜,倒不如归隐林泉,以免受人倾轧。是对理想受阻的再一次纾愤,是对朝廷政治气氛的辛辣讽刺。这样的“反话”,也能显示出稼轩词气“勃部”、慷慨内敛的抒情风格。
此词以旷达的风貌隐含悲愤讥刺之情,是稼轩词的本色。
这是一首即景抒怀的诗。首联写“晚次鄂州”的心情。浓云散开,江天晴明,举目远眺,汉阳城依稀可见,因为“远”,还不可及,船行尚须一天。这样,今晚就不得不在鄂州停泊了。诗人由江西溯长江而上,必须经过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直抵湖南。汉阳城在汉水北岸,鄂州之西。起句即点题,述说心情的喜悦,次句突转,透露沉郁的心情,用笔腾挪跌宕,使平淡的语句体现微妙的思致。诗人在战乱中风波漂泊,对行旅生涯早已厌倦,巴不得早些得个安憩之所。因此,一到云开雾散,见到汉阳城时,怎能不喜。“犹是”两字,突显诗人感情的骤落。这二句,看似平常叙事,却仿佛使人听到诗人在拨动着哀婉缠绵的琴弦,倾诉着孤凄苦闷的心曲,透纸贯耳,情韵不匮。
次联写“晚次鄂州”的景况。诗人简笔勾勒船舱中所见所闻:同船的商贾白天水窗倚枕,不觉酣然入梦,不言而喻,此刻江上扬帆,风平浪静;夜深人静,忽闻船夫相唤,杂着加缆扣舷之声,不问而知夜半涨起江潮来了。诗人写的是船中常景,然而笔墨中却透露出他昼夜不宁的纷乱思绪。所以尽管这些看惯了的舟行生活,似乎也在给他平增枯涩乏味的生活感受。
三联写“晚次鄂州”的联想。诗人情来笔至,借景抒怀:时值寒秋,正是令人感到悲凉的季节,无限的惆怅已使我两鬓如霜了;我人往三湘去,心却驰故乡,独对明月,归思更切!“三湘”,指湖南境内,即诗人此行的目的地。而诗人的家乡则在万里之遥的蒲州(今山西永济)。秋风起,落叶纷下,秋霜落,青枫凋,诗人无赏异地的秋色之心,却有思久别的故乡之念。一个“逢”字,将诗人的万端愁情与秋色的万般凄凉联系起来,移愁情于秋色,妙合无垠。“万里归心对月明”,其中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有迢迢万里不见家乡的悲悲戚戚,亦有音书久滞萦怀妻儿的凄凄苦苦,真可谓愁肠百结,煞是动人肺腑。
末联写“晚次鄂州”的感慨,写诗人有家不可归,只得在异域他乡颠沛奔波的原因。最后二句,把忧心愁思更加地深化了:田园家计,事业功名,都随着不停息的战乱丧失殆尽,而烽火硝烟未灭,江上仍然传来干戈鸣响,战鼓声声。诗人虽然远离了沦为战场的家乡,可是他所到之处又无不是战云密布,这就难怪他愁上加愁了。诗的最后两句,把思乡之情与忧国愁绪结合起来,使此诗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
这首诗,诗人只不过截取了飘泊生涯中的一个片断,却反映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写得连环承转,意脉相连,而且迂徐从容,曲尽情致。在构思上,不用典故来支撑诗架;在语言上,不用艳藻来求其绮丽;在抒情上,不用泼墨来露出筋骨。全诗淡雅而含蓄,平易而炽热,读来觉得舒畅自若,饶有韵味。
李白这首长诗,主要以三位古代圣贤的事迹构作而成。诗人借古抒怀、以典述志,明晰地表达出诗人仕途“穷达”观,含蓄地透露出诗人晚年的悲愁幽恨。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一般尤为仕人遵奉的信条,李白亦不例外。这首诗中以傅说和当尹两典来写“达”。要“达”,一要仕人必须是一个人才,是池中之“龙”,要发圣贤之光,怀圣贤之德,具“佐皇极”之才能;要“达”,二要君主必须慧眼识贤才。殷高宗思贤若渴,梦得圣人,遍访天下,终于在从事筑墙劳动的努力中找到了贤相傅说;当尹不过是商汤妻有莘氏的奴隶,又当过厨子,商汤却不嫌其地位低贱,委以相位。这样,“达”者就能“兼济天下”,一展宏图。殷商时期不被人理解的傅说曾运筹帷幄,大兴殷室,死后亦化为天上星宿,他确是古来圣贤璀璨星群中的佼佼者。当尹的治绩更为辉煌,他助汤攻击夏桀,又历佐卜丙、仲壬两王,当太甲无道时,他果断地将其放逐于桐宫,自己摄政,直至三年后太甲悔过修道,才复其帝位,忠心辅助。这种政绩,不由得使诗人无限虔诚地吟出了“旷哉至人心,万古可为则”的赞美。由此可见,“达”既是有才、适才、用才、成才的过程,又是君臣相悦、共治国政的过程。因此,“达”成了有为仕人、贤才政治上的最高理想。
第三个孔子的典故是写“穷”。时世乘谬,运命不济,圣贤仲尼也无可奈何。孔子一生奔走于卫、陈、齐、楚等列国间,四处碰壁。他自卫入晋,闻赵简子杀二贤臣,曾感慨贤才求仕五路。他也曾登鲁国龟山,作《孔子龟山操》,视季桓子若龟山之蔽鲁,深感自己手无权柄,仕途窘穷,无法实现三代仁政,不得已而归来牑下,厄而著《春秋》。诗中三个典故均举名相大贤的事例,分析仕途甘苦,发穷达之论。
诗中大部分篇幅写古时贤达者的丰功伟绩,表现了诗人对他们的艳羡、赞美和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而在孔子的典故中既对圣贤大德的儒家鼻祖一生窘穷寄于同情,还为自己与之类似的“穷”途末路悲愤不已。诗人所以举孔子为仕“穷”的例子,还因为孔子明知理想难以实现,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追求从政理想的精神与自己产生了共鸣。综上所述,李白的仕途“穷达”观以“达”——入世济民为核心的,他的忧喜备份由此而来,他的进步、伟大也由此而来。
《柳枝·江南岸》是一首女子送别词,写一个女子送丈夫上京求取功名时的心情。唐人有折柳送别的习惯,所以柳枝与离别总是联系在一起,甚至代表离别。这首词中的柳枝,就是代表离别的,同时又是作为和声加入词中的。和声字可以没有意义,只起和声作用;也可以有意义。这首词中的“柳枝”是声义兼有的。
江南岸,是女子送别的地方。江北岸,是丈夫要去的地方。丈夫要渡江北去,江边多杨柳,所以杨柳又与送别的地方景色有密切关系。女子在送别时见到江边杨柳依依,眼前的景色更勾起了她的离愁别恨。前两句是女子在说:我来到江南岸边送你啊,我们要分别了;你要渡江北去了啊,我们要离别了!江南江北,一水盈盈,隔断鸳鸯,南北分飞。眼前的江水就是天上的银河。女子内心感到十分痛苦,转而埋怨柳枝,老是千百次地折柳送行,无休无止,什么时候才能不折柳枝呢?清代大诗人王士祯有两句诗写出了同样的心情:“灞桥两岸千条柳,送尽东西渡水人。”(《灞桥寄内》)。虽有东西、南北之不同,而怨别心情则是一致的。上片歇拍,这女子干脆直抒胸臆:“恨分离!”恨尽管恨,分离还是要分离。女子的感情逐渐趋向高潮。
下片写女子向丈夫敬酒泣别。留是留不住了。“悲欢离合一杯酒”。女子难过地对丈夫说:“请您喝下这怀酒吧,我们要分离了。我眼泪双垂,难分难舍。”这位女子的感情发展,出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她不是在临别时说几句吉利话,祝丈夫到京城一帆风顺,春风得意,反而希望丈夫到京城百事不利,事与愿违。这似乎不合情理,其实不然,她深知如果丈夫到京城吉星高照,官运亨通,那还不知道要停留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为了使丈夫能早日回家,夫妻团聚,亲亲热热过日子,她宁愿丈夫到京百事无成,失意而归。当功名富贵与爱情发生矛盾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她是多么地珍惜爱情,轻视富贵,表现了她真纯高洁的可贵品质。与苏秦的妻子大不一样。在王昌龄的《闺怨》诗中早曾写过:“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这位闺中少妇是重爱情而轻封侯的。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有一首诗:“一枝花对足风流,何事人间万户侯?生把黄金买离别,是侬薄幸是侬愁。”(《寄聪娘》)更是切中了女子的心理,写得深刻而又细致。
这首词中“柳枝”重复出现六次,这一方面是作为和声,适应音乐的需要;另一方面,柳枝也意味着离别,六次出现,犹如重章叠句,一唱三叹,回环往复,起到了深化离别之情的作用,渲染了离别的气氛,强化了词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