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庸关，唐代亦称军都关、蓟门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是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古代北京西北的屏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本篇写度居庸关的所见所感，抒发了作者对明亡的悲愤。
“崇墉积翠，望关门一线，似悬檐溜。”墉，城墙，檐溜，檐下滴水处，“崇墉”句横空而起。苍莽雄奇。“崇墉”写关城雄伟，“积翠”写翠障层叠。“望关”二句，以“檐溜”设喻，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居庸关的险要。三句从“望”的角度，总写居庸关形势，与下面所写居庸关的萧条冷落形成对比，为下片的议论抒情作好铺垫。下面从攀登行进的角度写度关之难:“瘦马登登愁径滑，何况新霜溜候?”居庸关两旁高山耸峙，当中是长达二十公里的关沟，词人“瘦马”度关，此一难也;“径滑”易跌，此又一难;“新霜溜候”，更增加了行进的难度。两句层层推进，突出一个“愁”字，不仅为居庸关的险要补写一笔，而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词人度关图”，透露出作者的羁旅穷愁和萧瑟苍凉的心境。“画鼓无声，朱旗卷尽，惟剩萧萧柳”三句，写居庸关萧条冷落，今非昔比:再也听不到隆隆的战鼓，再也看不见飘卷的红旗，只有几行败柳在寒冷的秋风中，在寂寞的关塞上萧瑟生悲……“薄寒”二句，从天寒入手进一步描写关塞气氛，表现词人萧瑟苍凉的心境和羁旅穷愁的感慨。
以上一片写度关所见，虽只是客观景物的描写，但在两组景物的对比当中，已隐含着作者的感慨。下片由写景转入直接的议论、抒情。作者为什么要写居庸关的雄伟险要?他又为什么要写居庸关的冷落萧条?《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自成乃更攻攻宁夏，略定三边，东捣居庸，长驱京邑……遂使铜驼榛莽，钟虡(jù巨)灰销。”原来，他是以居庸关为出发点，表现为李自成“东捣居庸，长驱京邑”的历史的反思。
“谁放十万黄巾?丸泥不闭，直入车箱口。”黄巾，黄巾军。东汉末农民起义军。此借指李自成的军队。“泥丸”句谓末能守住关口。《后汉书·隗嚣传》:王元说隗嚣道:“请以一泥丸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溜也。”句用其典。三句意说:是谁没有守住关口，让李自成的军队直入车箱口?在李自成的军队被困于车箱峡之溜，又是谁把起义军放走?《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六月，总督陈奇瑜困李自成于汉中车箱峡。会连雨四十日，贼马乏刍，死者过半，弓矢俱脱，贼大窘。自成乃自缚乞降，奇瑜许之，各给免死票回籍。自是复纵横不可制矣。”作者认为，“丸泥不闭”，让李自成军“直入车箱口”已是一错，将被困自缚乞降的李自成放走，又是一错，明将无能，一错再错，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下文二句，是这一历史悲剧的艺术描写。十二园陵，明代自成祖至熹宗十二个皇帝的陵墓。明亡，思宗(崇祯)葬此，称“十三陵”。在北京昌平天寿山南麓。两句描绘“十二园陵”风凄雨暗、鸟兽哀鸣的图景，将明室覆亡的惨剧形象化和高度浓缩，隐含着作者无限的哀思。“旧事”两对句，一承上，一启下。“旧事”，即“十二园陵风雨暗，响遍哀鸿离兽”的惨象，也就是李自成“东捣居庸，长驱京邑”的往事。“惊心”二字，笔重情悲，正好表现词人度居庸关溜回首明亡“旧事”的心态，令读者心灵为之震动。“长途”句引出下句关塞景象的描写:前路漫漫，一片沉寂，路旁是一个接一个的亭子和记里程的土堆，向天边伸延。“长途”二句，写眼前景物，表现词人苍凉孤寂、彷徨无据的心境，与开首呼应。歇拍紧扣词题，以议论作结。锁钥、指关塞，与开首“关门一线”呼应。豢龙，董氏。相传董姓为豢龙氏董父之后，故称，此指董卓。董卓于东汉末年曾为黄巾军所败。词以借指代讨伐李自成的将领。两句意思为:尽管关塞险固可守，但固守者都是董卓一般的“鸡狗”之徒，明室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两句上承“谁放”三句，表现作者无限的悲愤。
综上所述，全词上片写景，暗露愁怀，下片以议论、抒情为主，既有史家之笔，亦有景物描写。全篇前后呼应，笔笔相联，疏中有密。本篇历来是选家推崇的作品，但词人对待农民起义军的敌视态度，有着严重的阶级局限
这是香菱所写的第一首咏月诗。
作为学步的开头，此诗在技巧上显然是非常稚拙的。如借用宝钗的话来说，那就是：“这个不好，不是这个做法”。林黛玉则讲得更为具体和明白：“意思却有，只有措词不雅。皆因你看的诗少被他缚住了。”
所谓“意思却有”，大概是指此诗咏月而不离题，还能运用形象语言及比喻等技法来描绘月轮的形象。但其缺点也正在于“措词不雅”和构思被缚等方面。
诗的首联写了寒秋之夜天宇上一轮皎洁的明月，用吴刚月中伐桂这一古老的传说，来暗点眼下这桂子飘香的晚秋时节。但除了这里有一点意蕴外，其它的如以“皎皎”写月色，“团团”摹月形，均为俗套。诗的颌联显得形象单薄，支离破碎，说诗人们往往借月来助长诗兴，山野的过客不忍对她而平添愁恨，意思显豁，别无余韵。且“常思玩”三字选语太硬，太俗太露。诗的颈联，本应是另转新意，但此处仍原地踏步，仅仅堆砌一些华艳的词藻来装点门面。什么“翡翠楼边”、“珍珠帘外”之类，对偶固然精切，仍不免有肥辞瘠义之嫌。至于“玉镜”、“冰盘”之喻，也已变成诗中多余之赘疣。而诗的结联还是归结为月光的明澈，这样的收尾既得无力且又无韵致。由此可见，作为刚刚学诗的香菱，即使为一首好诗而整日苦思冥想，“越发弄成呆子一般”，但毕竟初次尝试，还是免不了要有失败的教训。作者故意把这首诗弄得如此蹩脚，使之符合人物的学识和身份，这别出心裁的安排，实在是多么不容易！
这是一篇具有独创性的传记文学作品，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儿童区寄被两个强盗劫持后，凭着自己的勇敢机智，终于手刃二盗，保全了自己。作者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刻画出一个勇敢机智、不畏强暴而又纯朴憨厚的少年英雄形象。全文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具有类似“引言”的性质。
第二部分是传文本身，这部分曾入选初中语文教材。“引言”部分叙写了越地有一种劫缚小孩和成人“屈为僮”的恶俗，而官府不问。所以无数弱小者被劫缚而“少得自脱”。只有小区寄“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可见作者对这种恶俗非常不满，对对不制止这种恶俗反而以此谋利的官府十分憎恨，对反抗豪贼获得胜利的区寄则极其赞赏。传文本身则写了关于区寄的真实故事：区寄被两个强盗劫持后，凭着自己的勇敢机智，终于手刃二盗，保全了自己。作者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从不同角度有层次、多侧面地进行刻画，把一个小英雄写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特别是文中有关区寄语言和动作的描写，值得仔细品味。
传文本身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记叙区寄智杀第一个强盗的经过。可分两层。第一层写区寄遇劫的经过，这是故事的缘起，由此引出“智斗”的故事。第二层写区寄智杀第一个强盗，区寄的这次反抗行动显得既小心谨慎又坚决果断。
第二部分记叙区寄智杀第二个强盗的经过。可分两层。第一层写区寄机敏地对付第二个强盗，表现了非凡的机智和勇敢。第二层写区寄智杀第二个强盗，并且“愿以闻于官”，表现了他很聪明，知法懂法、知事明理。
第三部分是事件的尾声，也分两层。第一层写区寄不肯为“小吏”，被护送还乡，表现了他纯朴憨厚的性格。第二层写“乡之行劫缚者”对区寄杀盗一事的反应，从侧面表现了区寄的惊人勇敢。
文章塑造了一个少年英雄形象。区寄的英雄品质首先表现为机智。他假装哭，用刀断绳，与贼周旋，用火断绳，而且能报告官府，知法懂法。其次表现为勇敢。他临危不乱，用火断绳时烧伤了手也没有影响他的冷静。再次是淳朴。他放弃做官、不慕名利，表现的是劳动人民的淳厚朴实的品质。同时，文章用豪贼的愚蠢来衬托区寄的机智勇敢。文中的豪贼一方面非常凶狠，另一方面又非常愚昧。一贼把刀插在路上，区寄拿到刀就可以杀了他。这充分显示了豪贼的愚蠢。另一贼竟然对区寄杀了他的同伙没有起戒心，的确愚蠢至极。两贼自私自利，互相算计，这正给了区寄脱身的大好机会。在写作手法上，文章采用正侧面像结合的方法，正面描写区寄的形象，同时侧面烘托人物的形象性格及其精神的震撼力量。作者希望借此揭露劫杀成风、贩卖人口严重、官府对强盗行为的姑息与放纵的黑暗社会，赞扬、歌颂区寄面对强敌机智勇敢的大无畏精神。
总之，全文表现了区寄这位少年英雄机智勇敢的性格和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也反映了唐代中期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同时也表明，封建社会里，人民不能指望官府，只能依靠自己的斗争，才能摆脱苦难。
这篇文章叙写作者听到雨打芭蕉叶时的精致细腻的感官品味，先听而后思，并连续运用象声叠词和排比博喻句式，将原本单调乏味的声音表达得顿挫扬抑，生动流畅。文章拟物模情，形象细腻；虚实相映，意蕴独特。
从文章中很容易发现它以文字而造就的种种音乐效果，也可以透过全篇文字把握到被作者用心描绘的雨中芭蕉的典雅气质。然而，这篇两百字不到的小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它那超越表层描述的哲学思考。
这是很让人迷惑不解的，像沈周这样一位对于事物的形体、色彩有敏锐感受的画家，何以面对葱绿的芭蕉，不是着意用他的眼，却是用他的耳去“听”这生命成长的节奏。而当他静心倾听那雨打芭蕉的渐沥声时，他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蕉叶上晶莹的水珠，而是形而上的抽象命题：芭蕉承雨有声，其声假之于雨；雨不集，蕉不虚，声无从起，因而声乃蕉雨相合之结果：蕉静雨动，动静相配以起声，等等。如果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特性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可以很快悟到这实际上是中国绘画重神似甚于重形似的基本理论在沈周身上的一种曲折的反映：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正因为沈周是一位一流的中国画家，而不是普通的画匠，所以他面对熟悉的绘画对象——芭蕉，才不会古板地专注于它的形，而着眼于它的神，把雨打芭蕉的动人场景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
但《听蕉记》，终究不是一篇高深的哲学论文，而是一曲富有思辩色彩的乐章。这乐章的形式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尤为明显。当作者用“匝匝㴙㴙、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四串叠用象声词来表现雨点或快或慢、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地打在芭蕉叶上时，无疑可以感到一阵新鲜感。作为一位喜欢与僧侣交朋友而又生活于姑苏水乡的画家，沈周把这种声音同时比喻为如僧人在佛堂内同声诵经与如晚归的渔舟敲响梆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透过这种象声词的娴熟运用与生活化比喻的巧妙设置，也感到一点钱钟书先生所谓的“通感”在沈周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沈氏之所以对于声音的感受如此细致，或许与他对于形体与色彩的敏锐感觉颇有关联，亦未可知。
“鹤关音信断，龙门通路长，君在天一方，寒衣徒自香。”这几句意谓：可寒衣虽然准备妥当，这龙门戍地的道路却又很长很长，你在天的那一边，我在天的这一边，这寒衣怎么能送到你的手中呢？只好让它搁在那儿独自地散发熏烤的香味了。全诗到这里嘎然收束，那不尽的愁思，那远戍他乡征人的悲苦，只好留给读者去玩味，揣摩了。这里收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意有尽而情无限的效果。表面上看是诗人对一对“纤罗对凤凰，丹绮双鸳鸯”的人为分离而寄予无限的同情，实际上是作者对唐统治者发动对外扩张的非正义战争的谴责与抗争。不难看出，作者善于吸取《诗经》、《汉乐府》民歌中的精华，但比之表现的感情更为细腻，更能打动读者的情思。可以想象，作者是和着泪永挥写这首诗的，不过，他把眼泪洒在诗篇之外罢了。
从诗人记事起，唐王朝就无休止的进行武力征伐。据史书记载，公元668年，唐高宗李治兴兵讨伐西突厥，擒沙博罗可汗；公元661年又讨伐百济，灭掉了百济国，并击败了日本的援兵；接着又征高丽，擒高丽王高藏。作者十五岁那年，即上书右相刘祥道，抨击唐王朝的侵略政策。该文中说：“伏见辽阳求靖，大军频进，有识寒心，群黎破胆。……辟地数千里，无益神封；勤兵十八万，空疲常卒……飞刍挽粟, 竭淮海之费 ……图得而不图失，知利而不知害，移手足之病，成心腹之疾。”（《上刘右相书》）这种反侵略、反扩张的思想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为诗人，王勃把这种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是理所当然的。可以说《秋夜长》是诗人作品中反映现实最深刻的诗篇之一。把这首诗放在初唐诗坛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中来分析、来评价，不难看出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可以肯定地说：诗人在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与盛唐和中唐的现实主义诗篇已相去不远。在那样的时代，作者能写出如此深刻的反映现实社会的佳作，当犹如平地而起的一声惊雷，使得那些仍醉心于宫诗、艳诗的文人为之一震，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值得写上一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