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曲子描述出了秋天特有的景色：庄稼、荻花、江水等，同时结合“江”这个特定的地点来描写。曲子用词丰富恰切：肥、秀，黄、绿，空、瘦。将本没有感情的事物赋予感情，形象生动。
作者漫步秋日的江畔，首先映人眼帘的是田间地头的景象：稻谷、高粱等庄稼长势喜人，预示丰收在望。一个“肥”字摹状出谷物沉甸甸的姿态。江边的芦苇也已秀穗，荻花飘舞。不远的地方散落着疏疏落落几户人家，但见院墙篱笆，已逐渐被收获庄稼的黄色所装饰；而江中小洲，也淡去了绿色，抹上一层秋天枯黄的色彩。走近细瞧，树叶飘零，秋意更浓了。抬头看山，山容消瘦。“瘦”谓因树叶凋零，山仿佛褪去了春夏时节的盛装，露出山体，故而显得消瘦。再观江景：沙鸥在水面翻飞，似乎在报知潮涨潮落，烟雾迷蒙，秋色更显深沉。正当作者沉浸在萧索凄清的秋景之中时，一声过路的雁鸣，打破了秋野的寂静。夕阳西下，四周的几栋楼阁，在渐次浓重的暮色衬托下，却显得更加高耸。
全曲在写景上抓住最能体现秋天季节特点的景物予以表现，田野肥实密致的庄稼、江中沙渚上随风飘舞的荻花、辽阔迷茫的江水，共同构成一幅俊雅清丽的秋日图画。同时，作者写景层次清晰，静景与动景结合，并善于从不同的距离、不同的视点来刻画景物。如第一层次为平视所见之景，即从第一句至第四句，视点在岸上与江中来回移动。“稻粱肥”“黄添篱落”状江边田野之景，“蒹葭秀”“绿淡汀洲”又转为对江景的展现。第二层写远景。无边落木萧萧下，显露出山体的清癯之形与怪石的嶙峋之态，这种整体感受只有远观才能获得。第三层转人仰视，沙鸟翻飞，传递着潮涨潮落的信息。第四层乃作者因情设景，以疏淡之笔将落日、飞雁、危楼等触发乡思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完成了整幅画卷的描摹。
全曲措辞凝练，对仗工稳；笔调清丽，随笔点染，皆成画境，给人恬静凄清之美。小令在明净远大的境界中流露出丝丝感伤。
这首诗是杜甫与岑参兄弟同游渼陂时所作，描写了不同天气情况下渼陂的不同景象，表达了自己的独特感受，抒发了人生哀乐无常的感慨。全诗想象丰富而神奇，充满浓厚的浪漫气息。
诗开篇二句交待游览缘由后，即迅疾转入对渼陂景色的描写，暗示诗人对渼陂向往已久。诗写岑参兄弟之“好奇”实亦诗人自己之“好奇”。然而不料风云空变，刚到渼陂即逢狂风大作，雨云密布，天色骤变，渼陂顿时波涛万顷，天地黯淡无光，碧绿而透明的万顷波涛，像堆积着片片琉璃，显得很神很阴森可怖。本来极高的兴致一下子变成了忧思，是否会葬身鱼腹已难逆料，而眼前的恶风巨浪更随时会将小舟掀翻水底，“何嗟及”表明了这时的真实感受。这种天气一般地说是不宜于乘船出游，岑氏兄弟却偏要“琉璃汗漫泛舟入”，他们的兴致真高，他们果真“好奇”，但诗人提心吊胆，生怕给风浪打翻了船，因此说“事殊兴极忧思集”，“鼍作鲸吞不复知，恶风白浪何嗟及”。这里不一定真有鼍龙，这么说，只是为了增加神秘感。“鼍作鲸吞”是说鼍龙像鲸鱼那样将人吞下，不是说这里还有鲸。
俗话说，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急风骤雨来得突然，去得也迅疾。开船以后没想到很快就云浄天空、风平浪静，诗人不觉转忧为喜，便心旷神怡地欣赏起种种湖山胜景来了。中流有菱叶、荷花，陂水无疑不深。所谓“沉竿续蔓深莫测”“宛在中流渤澥清”，不止是一般的艺术夸张，还是在写一种因见水中山峰倒影而引起的幻觉和想象：渼陂南面大半边水面浸满了终南山的倒影，山影动摇，水波荡漾，山光水色，交融在一起，把陂水映得黑洞洞的，仿佛深得没有底，船行陂中，就像到了清澄的海上一般。接着，诗人写日暮游艇从中流移近南岸的情形。施鸿保解说“船舷暝戛云际寺”句云：“注：舷，船边也。戛，轹也，此谓船经过之声。今按船在陂中，寺在岸上，如何经过且有声？注引《长安志》：云际山大定寺在鄠县东南六十里。渼陂在鄠县西五里。不但相去甚远，一在县东南，一在县西，则尤不能经过。此句犹下‘水面’句，皆指水中倒影而言：云际之寺，远影落波，船舷经过，如与相戛。”指出这两句皆就水中倒影而言，可算是懂得了作者的用心所在了。船舷是实，山寺倒影是虚，虚实相戛，匪夷所思，足见构思之奇。身在船中，不能见所在的船舷与山寺倒影相戛；能见者，必是他人之船。在诗人想象中不必如此拘解，但也可见此行游艇非止一艘。
然后写“月下见闻之状：灯火遥映，如骊龙吐珠。音乐远闻，如冯夷击鼓。晚舟移棹，如群龙争趋。美人在舟，依稀湘妃汉女。服饰鲜丽，仿佛金支翠旗”。仇兆鳌对这一段诗的理解是正确的。一天的快游即将结束，主人兴犹未阑，趁月出东山，华灯初上，便命鼓乐大作，歌舞纷陈，群舟竞渡将游赏乐事推到了高潮。诗写到了这里，也随着进入了高潮。末尾说忽然天又变得漆黑，一场雷雨眼看即将来临，于是诗人便从夏日阴晴变化莫测转到慨叹人生哀乐无常作结。
诗作里诗人采用了一些诗歌手法，加上比喻等修辞手法，将不同方位，一天中不同时间段的渼陂，不遗余力地展示出来，即使是没有亲身领略过的人，也能从中感受它的奇异风光。杜甫诗向以写实著称，山水写景也被人称为“图经”，因此这首诗的神奇想象就特别引人注目，体现了杜甫诗艺术创造的多样性成就。
这首诗非常有名，即便只读过很少几篇《诗经》的人，一般也都知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无非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诗中塑造的形象十分生动。拿鲜艳的桃花，比喻少女的美丽，实在是写得好。谁读过这样的名句之后，眼前会不浮现出一个像桃花一样鲜艳，像小桃树一样充满青春气息的少女形象呢？尤其是“灼灼”二字，真给人以照眼欲明的感觉。写过《诗经通论》的清代学者姚际恒说，此诗“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并非过当的称誉。第二，短短的四字句，传达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气氛。这很可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细细吟咏，一种喜气洋洋、让人快乐的气氛，充溢字里行间。“嫩嫩的桃枝，鲜艳的桃花。那姑娘今朝出嫁，把欢乐和美带给她的婆家。”你看，多么美好。这种情绪，这种祝愿，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热爱，对幸福、和美的家庭的追求。第三点，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这让我们想起孔子称赞《诗经》的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的话内容当然十分丰富，但其中是否也包括了《桃夭》篇所反映出的上述这样一种思想呢？陈子展先生说：“辛亥革命以后，我还看见乡村人民举行婚礼的时候，要歌《桃夭》三章……。”（《国风选译》）联系到这首诗所表达的思想，农民娶亲“歌《桃夭》三章”，便是很可理解的了。
《桃夭》篇的写法也很讲究。看似只变换了几个字，反复咏唱，实际上作者是很为用心的。头一章写“花”，二章写“实”，三章写“叶”，利用桃树的三变，表达了三层不同的意思。写花，是形容新娘子的美丽；写实，写叶，不是让读者想得更多更远吗？密密麻麻的桃子，郁郁葱葱的桃叶，真是一派兴旺景象啊！
这首诗不难懂，但其中蕴藏的道理，却值得我们探讨。
一个问题是，什么叫美，《桃夭》篇所表达的先秦人美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很美，艳如桃花，还不美吗？但这还不行，“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还要有使家庭和睦的品德，这才完满。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社会很为流行。关于真善美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楚国的伍举就“何为美”的问题和楚灵王发生了争论。伍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很清楚，伍举的观点是“无害即是美”，也就是说，善就是美。而且要对“上下、内外、大小、远近”各方面都有分寸、都无害。这种观点最主要的特点是强调“善”与“美”的一致性，以善代替美，实际上赋予了美以强烈的政治、伦理意义。“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那意思是说，统治者重赋厚敛，浪费人力、物力，纵欲无度，就不是美。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它否定了“善”与“美”的差别，否定了美的相对独立性，它不承认“目观”之美，是其严重局限。这种美的观念，在当时虽然也有其对立面，也有人注意到了“目观”之美，但这种善即是美的观点，在先秦美学中应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先秦儒家的美学观念，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孔子也持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赞赏“诗三百”，根本原因是因为“无邪”。他高度评价《关雎》之美，是因为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合于善的要求。在评价人时，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善与美，善是主导方面。甚至连选择住处，孔子也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住的地方，有仁德才是“美”的地方。可见，孔子关于美的判断，都是以善为前提的。
但孔子的美学观，毕竟是前进了。它已经不同于伍举的观点，已经开始把美与善区别开来，作为不同的两个标准来使用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当然，通过对《韶》与《武》的评价，还是可以看出，“尽美”虽然被赋予在“尽善”之外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地位，但只是“尽美”，还不能说是美，“尽善”才是根本。
至此，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桃夭》篇，对它所反映的美学思想，恐怕就更好理解了。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艳如桃花、照眼欲明，只不过是“目观”之美，这还只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只有具备了“宜其室家”的品德，才能算得上美丽的少女，合格的新娘。
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美的具体内容不仅仅是“艳如桃花”，还要“宜其室家”，也就是美与善之结合，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这种观念呢？先秦人为什么把家庭和婚姻看得那么重要呢？
把婚姻和家庭看得十分重要，还不仅仅反映在《桃夭》篇中，可以说在整部《诗经》中都有反映。在一定意义上说，《诗经》是把这方面的内容放在头等地位上的。《桃夭》是三百零五篇的第六篇，不能不说它在《诗经》中的地位是很为突出的。如果我们再把《桃夭》篇之前的五篇内容摆一摆，就更可以清楚地看出，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诗经》中确实是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三百篇的第一篇是《关雎》，讲的是一个青年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日夜思慕，渴望与她结发为妻。
第二篇《葛覃》，写女子归宁，回娘家探望父母前的心情，写她的勤、俭、孝、敬。
第三篇《卷耳》，写丈夫远役，妻子思念。
第五篇《螽斯》，祝贺人多生子女。
第六篇，即《桃夭》，贺人新婚，祝新娘子“宜其室家”。
以上是三百篇的头几篇（除掉第四篇），它们写了恋爱，结婚，夫妻离别的思念，渴望多子，回娘家探亲等等，可以说把婚姻生活中的主要问题都谈到了。
一部《诗经》，三百零五篇，开卷头几篇几乎全部是写婚姻家庭问题的，岂不令人深思？不论是谁编辑的“诗三百篇”，不论孔子是删诗了、还是整理诗了，抑或是为“诗三百篇”作了些正乐的工作，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了他们是十分重视婚姻和家庭问题的。
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和评论这个问题呢？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每个人都仰仗着家庭迎接困难，战胜天灾，争取幸福生活，当然希望家庭和睦、团结。娶亲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关系到家庭未来的前途，所以，对新人最主要的希望就是“宜其室家”。这很容易理解。
从统治者方面来说，就要复杂多了。《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汉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为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不论自古以来多少解经者就《桃夭》作过多少文章，但像小桃树那样年轻，像春日骄阳下桃花那样鲜艳、美丽的少女，却永远活在读者心里。人们衷心祝愿她：“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吟诵《桃夭》，不喝也醉了。
清姚际恒评论此诗说：“桃花色最艳，故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自古，漂亮的女子总是受到超常的宠爱，文学更是不吝字墨，推波助澜。无论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是“玉腕枕香腮，桃花藕上开。”，读起来，总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更意浓神近，耐人玩味。
默默的读几遍，然后展开想象的画卷，你会看到千年前，在那桃花盛开的时候，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千年的风从那片“灼灼”的桃林中穿过，摇曳着艳丽的桃花，婀娜着多姿的桃枝，似乎有醉人的馨香随风破卷，扑面而来。但你分不清这是什么香，因为你仔细去看，在桃花丛中，隐约着一个款款移动的女子，少女的清香与花香混揉在一起，这是快乐的味道。
画中的女子两颊绯红，可以听到女子的心声：“今天我要嫁给你啦，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之子与归，是说这个美丽的新娘就要出嫁了。归，妇人谓嫁曰归。在夸了即将出嫁的新娘的美貌之后，诗意开始延伸，人们随之将目光投向婚后的生活，那是怎样的呢？诗里唱到“宜其室家”、“ 宜其家室”、“ 宜其家人”。
宜，和顺美满的意思，室谓夫妻所居，家为一门之内。如果说对新娘容比桃花是毫不掩饰的赞美的话，这里就是含蓄的将女子的“善”，掩藏在宜家宜室宜人中了。试想，新人过门后，若能让一大家子都和睦幸福，仅有美丽的脸蛋是不够的，必得有颗善良的心，才能让公婆姑嫂叔伯接受，才能被夫家的人所接纳，日子才能和顺美满，其乐融融。
从桃花到桃实，再到桃叶，三次变换比兴，勾勒出男婚女嫁一派兴旺的景象。古人通过桃花似的外“美”，巧妙地和“宜”的内“善”结合起来，表达着人们对家庭和睦安居乐业生活的美好向往。“诗三百”开篇，写尽了爱情与婚姻生活的各个方面，说明家庭和婚姻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人们生活的期盼，也是统治者的希望，所谓“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说白了，就是建立在“宜家”、“ 宜室”、“ 宜人”上的“宜国”。
不管怎样，“桃夭”是中华民族延续到现在的喜庆与祝福，就是今天，我们也同样祝愿着如桃花般的女子，“之子于归”，能够生活美满，家庭幸福，“宜其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