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篇骈文题为《广绝交论》，是因为早在东汉，就有朱穆针对当时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撰写了《绝交论》。此文以设为客主问答提起，由客历举古代众多友朋情谊相得之事，以示对朱穆倡议绝交的疑惑，然后以主人身分展开议论。首先认为客不达时变，是”贤达之素交，历万古而一遇”。以下即申论”叔世民讹，狙诈飙起论，”素交尽，利交兴论，而总其大略，归为”五术论，即论势交”、论贿交”、论谈交”、论穷交”、论量交”。尤以描述论势交”一节，写出权势者气焰之盛和趋附者奔骛之急切。继言论因此五交，是生三衅”，即：论败德殄义，禽兽相若”，论难固易携，仇讼所聚”，论名陷饕餮，贞介所羞”。于是绝交之理，弘之备至。末更举任昉一生社会交接为鉴，形容俗情的浇薄，以见交道之应绝。文中揭露当时世态人情的冷暖，穷形尽相，实为对浇薄世风的有力鞭挞。辞藻富赡，感情充沛，气势磅礴。

　　文章一开头，就借用论客人”之口，说出对朱穆《绝交论》的困惑，并引用自然界的多种现象和历史上的诸多事实，企图说明友朋的不可或缺和多多益善。作者（即论主人”）认为，应该断绝的，并非古时那种论寄通灵台之下，遗迹江湖之上；风雨急而不辍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的素交，而是近世诡诈飙起之后，那种追逐财势、自私可鄙的利交。然而素交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唯有形形色色的利交。为了保持自身贞介的本性，唯一的办法就是绝交。

　　利交源出一脉，而形态各异。作者将它分解成五种表现形式：一曰势交，即追随权贵，阿谀拍马；二曰贿交，即贪图钱财，不顾名节；三曰谈交，即倾慕名士，附庸风雅；四曰穷交，即落魄失意之人暂时苟合；五曰量交，即凡事再三权衡，只求自利。总之，这论五交”犹如街市上做买卖的商贩，有利则成交，赔本绝对不干。论五交”的危害，并非局限于朋友之间，而是波及社会的各个层面，造成多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破坏性极大，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论三衅”：论一衅”是促成了仁义道德的丧失：论败德殄义，禽兽相若”。论二衅”是导致患难朋友境遇改善之后的反目成仇：论难固易携，仇讼所聚”。论三衅”是引发不知羞耻、大肆追名逐利的恶习：论名陷饕餮，贞介所羞”。此论三衅”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当时社会风俗中的种种弊病。

　　最后，作者将笔锋指向身边的人物，无情暴露并嘲笑任防昔日友人们的丑态。他痛苦愤懑，激情难遏，长叹道：论呜呼！世路险城，一至于此，太行、盂门，岂云崭绝！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长骛。独立高山之顶，欢与麇鹿同群，嗷嗷然绝其雾浊，诚耻之也！诚畏之也！”道出了他倡言绝交的真正缘由，是为世道所逼，因为在淳风沦丧的年代，人世间根本不存在真挚纯洁的友谊。他呼唤真正的友情，衷心希望有朝一日利交尽，素交兴。

　　和通常说理文形式有所不同，此文以骈文写成，这是当时文坛风气使然。但它并无一般骈文过于追求形式美，矫揉造作而削弱文意表达的毛病，显得格调清新，泼辣爽利，感染力很强。

　　作者善于说理，或援引史实，或直斥现状，或分析道理，或描绘世态，正论反议，层层推进，条分缕析，归纳总结，从素交尽、利交兴的原因说起，转而扩大为利交的多种形式和弊病，最后又收拢至眼前的事实，从而将利交的丑陋和危害剖析得清晰透辟，自然认同必须绝交的观点。作者立论深邃，说理透彻，得益于他敏锐的社会观察能力和对生活、对朋友的满腔热诚。

　　作为骈文，此文对仗和用典尤为精妙。古人有言：论言对为易，事对为难。”（《文心雕龙·丽辞》）所谓事对，既讲求语言形式的骈偶，还必须注意典故的对仗。此文大量采用事对，似乎是不经意之中的随手剪裁，却往往是妙不可言的佳对。如论匠人辍成风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张款款于下泉，尹、班陶陶于永夕”，再如论约同要离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又如论陆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伦东国”等等，均足以显示其非凡的语言功力。

　　此文虽重在议论说理，却经常采用辞赋惯用的排比铺张的笔法，增强文章的文学色彩。作者还巧妙地援引类似诗歌的起兴手法，以相关的事物暗喻、烘托并引发人事。如文章开头说到朋友的关系，就首先描绘了一系列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自然现象：论夫草虫鸣则阜螽跃，雕虎啸而清风起。故纲绲相感，雾涌云蒸，嘤鸣相召，星流电激。”以此强调人世间相依相存的朋友关系，自然妥帖。

　　文中比喻、夸张的运用，形象贴切，发人深思。比如讥讽人的僵化迂拙，以操琴捕鸟作比：论所谓抚弦徽音，未达燥湿变响；张罗沮泽，不睹鸿雁云飞。”再如说到董贤、石显等权贵们的嚣张和威势，夸饰为：论吐漱兴云雨，呼嗡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又如描绘论势交”朋友们的奔走钻营和信誓旦旦：论鸡人始唱，鹤盖成阴；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凡此种种，都显示了作者圆熟的艺术技巧。

　　《广绝交论》痛快淋漓，慷慨激昂，揭露时弊，入木三分。据仕梁入周的刘瑶《梁典》载，任昉的旧友到溉论见此论，抵几于地，终身恨之”，足见它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作者为炎凉世态、浇薄人情描绘了一幅真实的图画，深刻剖析并论证论五交三衅”，曾引发后世文人高士的强烈共鸣，有着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

　　这首《迷神引》是柳永五十岁后宦游各地的心态写照，是一首典型的羁旅行役之词。这首词深刻地反映了柳永的矛盾心理，特别是作为一名不得志的封建文人的苦闷与不满，有一定的思想意义。

　　词起句写柳永宦游经过楚江，舟人将风帆收卷，靠近江岸，作好停泊准备。“暂泊”表示天色将晚，暂且止宿，明朝又将继续舟行。从起两句来看，词人一起笔便抓住了“帆卷”、“暂泊”的舟行特点，而且约略透露了旅途的劳顿。可见他对这种羁旅生活是很有体验的。继而作者以铺叙的方法对楚江暮景作了富于特征的描写。“孤城暮角，引胡笳怨”描写的是：傍晚的角声和笳声本已悲咽，又是从孤城响起，这只能勾惹羁旅之人凄黯的情绪，使之愈感旅途的寂寞了。“暮角”与“胡笳”定下的愁怨情调笼罩全词。接着自“水南南”始描绘了南南江水，平沙惊雁，漠漠寒林，淡淡远山。这样一幅天然优美的屏画，也衬托出游子愁怨和寂寞之感。上片对景色层层白描，用形象来表达感受，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下片起两句直接抒发宦游生涯的感慨，接下来将这种感慨作层层铺叙。旅途劳顿，风月易逝，年事衰迟，是写行役之苦：“异乡风物”，显得特别萧索，是写旅途的愁闷心情；帝都遥远，秦楼阻隔，前欢难断，意乱神迷，是写伤怀念远的情绪。词人深感“旧赏”与“游宦”难于两全，为了“游宦”而不得不“旧赏轻抛”。“帝城”指北宋都城汴京，“秦楼”借指歌楼。这些是词人青年时代困居京华、留连坊曲的浪漫生活的象征。按宋代官制，初等地方职官要想转为京官是相当困难的，因而词人看来，帝城是遥远难至的。宋代不许朝廷命官到青楼坊曲与歌妓往来，否则会受到同僚的弹劾，于是柳永便与歌妓及旧日生活断绝了关系。故而词人概叹“帝城赊，秦楼阻”。

　　“芳草连空阔，残照满”是实景，形象地暗示了赊远阻隔之意；抒情中这样突然插入景语，叙写富于变化而生动多姿。结句“佳人无消息，断云远”，补足了“秦楼阻”之意。“佳人”即“秦楼”中的人，因种种原因断绝了消息，旧情象一片断云随风而逝。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仕途的厌倦情绪和对早年生活的向往，内心十分矛盾痛苦。可以说，这首《迷神引》是柳永个人生活的缩影：少年不得志，便客居京都，流连坊曲，以抒激愤；中年入仕却不得重用，又隔断秦楼难温旧梦，心中苦不堪言。苦不堪言却偏要言，这首词上片言“暂泊”之愁，下片道“游宦”之苦。大肆铺叙中见出作者心中真味，可谓技巧娴熟，意蕴隽永。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写道：“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元稹的《西凉伎》也说：“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尽空遗丘。连城边将但高会，每说此曲能不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凉州沦陷未收的原因，是守边将领的腐败无能。张籍的第三首诗正是表达这个思想主题，而诗的风格迥然有别。“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这两句写景，点明边城被吐蕃占领的时间之久，以及景象的荒凉萧瑟。“凤林关”，在今甘肃临夏市西北。安史之乱前，唐朝同吐蕃的交界处在凤林关以西，随着边城四镇的失守，凤林关亦已沦陷。在吐蕃异族野蛮掠夺、横暴奴役下，凤林关内，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岁岁年年只见寒水东流，白草丛生，黄榆遍地，一片萧条。这里，诗人既用“白草黄榆”从空间广度来写凤林关的荒凉，又用具体数字“六十秋”从时间深度来突出凤林关灾难的深重。“六十秋”这不是夸张而是写实，从公元762年（唐代宗初年）四镇失陷，到诗人公元824年写这首诗时，已是六十年还未收复。国土失陷如此之久，边民灾难如此之深，为什么没有收复？原因在哪里？由此诗人发出了深沉的感慨、愤激的谴责。

　　“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前句写边将责任的重大。“皆承主恩泽”，说明了边将肩负着朝廷的重命、享受着国家的厚禄、担负着人民的重望，守卫边境、收复失地是他们的天职。然而六十年来失地仍在吐蕃的铁蹄下，这不是国政内虚、边力不足。后一句直指原因：守边的将领无人提起收复凉州。边将享受着国家优厚的待遇，却不去尽职守边、收复失地，可见其饱食终日、腐败无能。这两句一扬一抑，对比鲜明，有力地谴责了边将忘恩负义，长期失职，实在令人可憎可恨，可悲可叹。

　　此诗的主旨落在最后一句，诗人不是从正面围绕主题来叙述，而是从侧面落笔，这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特色。一、二两句从空间和时间描写边城深重的灾难，看来似乎是控诉吐蕃的侵占罪恶，而联系最后一句“无人解道取凉州”来看，诗人的用意是在用现实来谴责边将，正是他们的失职而带来的长期失陷，边将已成了历史的罪人。第三句以鲜明的对照，严正谴责边将无才无德，面对失去的山河熟视无睹。这一景一情，从侧面有力地突现了卒句主旨的表达，义正辞严，酣畅淋漓。

　　《赤日炎炎似火烧》是《水浒传》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中，杨志押送生辰纲行至黄泥冈时，白日鼠白胜扮作挑酒桶的汉子所吟唱的诗作。

　　该诗的一、二句“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是从天空写到地上。天上烈日当头，骄阳如火；地上稻禾枯焦，土地干裂。大旱之年，酷热难耐，庄稼被烤晒得枯焦了，押送生辰纲的人们，又将热得如何，就可想而知了。三、四句“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从农夫百姓写到公子王孙。旱情如虎，眼望着田里的稻禾枯死，一年收成无望，心如汤煮油煎一般，这是农夫心理的真实写照。那些公子王孙们，既不会在田间劳作，也不会推车挑担在路上行走，居然也热得受不了，不住地摇起扇子。这首诗从不同的侧面渲染天气的炎热，为押送生辰纲的杨志等人口渴思饮作铺垫，终于落入吴用所设计的圈套。三、四句描写了农夫与公子王孙这两个对立阶级的完全不同的心理和形态，预示着北宋王朝阶级矛盾正在日益激化。官逼民反，英雄好汉们终于聚义梁山，“替天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