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六句写闺妇冬夜空房独宿，因而触物伤心的苦景。“青楼”，指涂饰青漆的楼房。如曹植《美女篇》“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本诗首句即从曹诗化出。富家楼阁，本该是宾朋络绎，且临大路，更当有车马喧闹；然冠以“寂寂”二字，则其室内室外一片清静无声、冷落寂寥之状可想而知。故首句不仅点出地点，而且入手扣题，为下文描写闺怨预示了环境气氛。次句既点明时令是冬季，在那雕画着花纹的窗子外面，但见白雪纷纷飘舞；又通过“纷纷白雪”，烘托出闺妇那凄凉的心境和纷乱的思绪。第三句承上仍写室外，少妇无聊地守着窗儿，孤寒之感已然袭上心头；当她望见池上鸳鸯双双偎依，雪寒之间犹有一丝亲热温暖，更是不免“人而不如鸟乎”之叹。故第四句一转，由室外转写室内，由鸳鸯双联想到自己孤独。你看她，情不自禁地回顾室内：空荡荡的闺房中，唯有那罗帐里面的苏合香，在默默地燃烧（“然”同燃），平添了几分房栊空寂的气氛。一个“空”字，生动传神，既渲染出环境的虚空，也暗示出人物心境的空寂。在这寂寞的重压之下，她反而感谢那道屏风解人情意，将那撩人愁思的窗外明月遮障，令自己不至于由于月圆人不圆而弥加哀怨。她的心情也扭曲了：明明是害怕黑暗孤寂，不敢熄灯，她却恨那盏青灯冷酷无情，惨淡的碧火直射着孤眠之人，愈增其形影相吊、茕独凄惶的苦楚。这二句用拟人的笔法，移情入景，将思妇的凄楚，写到极为委婉深曲。
“辽西”二句，忽又荡开一笔，将空间推移至几千里之外，设想边塞丈夫的情景。这位闺妇由眼前江南的“纷纷白雪”，自然联想到丈夫所处塞北的严寒：由长期的音沉信杳，自然想到路遥难通的缘故。她想：辽西边境早已是天寒水冻，冰天雪地，那里的春光恐怕极少停驻吧；蓟北塞外，离江南相隔好几千里，即使丈夫托鸿雁传书，但由于千山万水的阻隔，音书也很难送到啊！二句从对面着笔，设想对方的寂寞相思和雁书难寄，不仅表现出彼此的心心相印，而且把闺妇的痴情思念再度推进了一层。
结尾二句，写闺妇殷切地期望以及深沉的忧虑：她希望丈夫早日度过关山，回到自己身旁，以慰己心；她提醒丈夫应当时刻想到，妻子虽正处在青春妙龄之际，妻子虽正处于青春妙龄之际，然而韶华易逝，红颜易衰，正如桃李花开，只能保持短暂的鲜艳妍美一样，随着春归，它又将凋谢零落。因此，千万要珍惜青春，不要错过时光。二句又由边关收到眼前闺房，与前文关合呼应。运用了暗喻和夸张的手法，愈见得思妇忧愁之重与盼归之切。
此诗所写景物皆是闺妇眼中所见与心中所感，因而无不饱含闺妇强烈的感情色彩，成为其内心的物外表现，堪谓情景交融，形神兼备。通篇对仗工整而又自然。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