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贾岛《三月晦赠刘评事》诗云：“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命意新奇，女词人朱淑真因其意而用之于词，构思更奇。
词的起句便奇突。风光通常只能用秀丽、迷人写来形容，与“紧急”搭配很是奇特。留春之意已引而未发。紧补一句“三月俄三十”，此意则跃然纸上。这两句属于倒置，比贾诗从月日说起，尤觉用笔跳脱。
一般写春暮，止到三月，点出“三十（日）”，更见暮春之“暮”。日子写得如此具体，读来却不板滞，盖一句之中，已具加倍之法。而用一“俄”字渲染紧急气氛，比贾句用“正当”二字，更有生气。在三月三十日这个临界的日子里，春天就要消逝了。“拟欲留连计无及”，一方面把春天设想为远行者，另一方面又俨有送行者在焉，“拟欲留连”者究竟是谁？似是作者自谓，观下句则又似是“绿野”了。暮春时节，红瘦绿肥，树木含烟，花草滴露，都似为无计留春而感伤呢。写景的同时，又把自然景物人格化了。上两句与下两句，一催一留，大有“方留恋处，兰舟催发”的意趣，而先写紧催，后写苦留，尤觉词情叠宕。
上片已构成一个“送别”的局面。催的催得“紧急”，留的“留连无计”，只好抓紧时机作临别赠言罢。
故过片即云“倩谁寄语春宵”。上片写惜春却未露一个“春”字，此处以“春宵”出之，乃是因为这才是春光的最后一霎，点睛点得恰是地方。春宵渐行渐远，需要一个称职的使者追及传语的。“倩谁”？——“城关画鼓轻敲”，此句似写春宵这境，同时也就是一个使者在自告奋勇。读来饶有意味，隐含比兴手法。唐宋时城楼定时击鼓，为城坊门启闭之节，日击二次：五更三筹击后，听人行。昼漏尽击后，禁人行。叫做“咚咚鼓”。鼓声为时光之友伴，请它传语甚妙。“敲”上着一“轻”字，便带有微妙的感情色彩，恰是“缱绻”软语的态度。“临歧”二字把“送别”的构思表现得更加明显。最末一句即“临歧嘱咐”的“缱绻”的情话：“来年早到梅梢。”不道眼前惜别之情，而说来年请早，言轻意重，耐人寻味。“早到梅梢”尤为妙笔生花之语。盖百花迎春，以凌寒独放的梅花为最早，谓“早到梅梢”，似嫌梅花开的还不够早，盼归急切，更见惜春感情的强烈。把春回的概念，具象化为早梅之开放，又创出极美的诗歌意象，使全词意境大大生色。整个下片和贾岛诗相比，实在是别开生面，更有异彩。
贾岛诗只是诗人自己寄语朋友，明表惜春之意。而此词却通篇不见有人，全用比兴手法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送别场面：时间是三月三十日，行者是春天，送行愁泣是“绿野”，催发者为“风光”，寄语之信使为“画鼓”，……俨然是大自然导演的一出戏剧。而作者本人惜春之意，即充溢于字里行间，读之尤觉妙趣横生。
第一首诗的前六句是追怀往昔的汴京之游。作者少年时代，是个裘马轻狂的贵公子。“少年豪华自放，挟轻肥游帝京，押官妓李师师，缠头以千万，酒船歌板，宾从杂沓，声艳一时。”（《宋诗钞·具茨集序》）这段记载，可视为“少年使酒走京华”两句的注脚。苏小小是南齐钱塘名妓，才华横溢，芳容绝世，此诗以苏小小指代李师师。“看舞”、“听歌”两句，是回忆昔日的风月繁华和对名妓歌舞的欣赏。《霓裳羽衣曲》是唐乐，相传为唐明皇所制；《玉树后庭花》是陈后主所造，后主曾令后宫美人习而歌之。诗人想到这些轻歌曼舞来，仍觉声犹在耳，舞姿婆娑。紧接着，回忆起名妓李师师居处的豪华和环境的优美，显出名妓居处的幽雅，但是这些都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最后两句诗，发出眼前的感慨。昔日的风月繁荣此时已风流云散，昔日的座上客已一半不在人间（这句是从杜甫“亲朋半为鬼”句化出），李师师虽在，但文期酒会的主人也已如星之散落，彼此天各一方了。
第二首写法与第一首相仿佛，并且用同一韵，只不过变换了一下字面与典故，首句写春日步月的冶游之乐。章华台在楚，章华门在齐，汴京并无章华台或章华门，这里不过是借用其名喻指京华罢了。《汉武故事》说，青鸟是西王母的使者，以后“青鸟”便成了爱情的使者，这里是写诗人与名妓的欢会。颔联两句，与第一首的颈联相似。颈联两句写名妓装束与体态之美。最后两句是劝慰友人江子之并与友人共勉的话：劝友人不要一生惆怅，他们虽然将要分手了，但彼此所在，不过是相邻州郡，并不是天涯海角，还是后会有期的。
这两首七律在宋代曾传诵一时，或与晁冲之的风流韵事有关。诗人所追怀的是少年豪华自放的狎妓生活，在内容上并无多少可取之处；不过在艺术上却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吕本中把晁冲之放在江西诗派中，但他又认为晁冲之与江西诗派的师承不同。“众人学黄庭坚，叔用独专学杜诗。”（《具茨集序》）从“系马柳低当户叶，迎人桃出隔墙花”一联中，可以看到他在学习杜甫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的句法。“鬓深钗暖云侵脸，臂薄衫寒玉映纱”两句，是从杜甫诗“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化出，但他缺乏杜甫诗的沉郁顿挫，便落入晚唐纤巧一路。不过，这两首诗还是有为人称道的佳句。如“系马柳低当户叶，迎人桃出隔墙花”两句。
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