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文章对月夜景色作了美妙描绘，真实地记录了作者被贬黄州的一个生活片段，也体现了他与张怀民的深厚友谊与对知音甚少的无限感慨，同时表达了他壮志难酬的苦闷及自我排遣，表现了他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全文情感真挚，言简义丰，起于当起，止于当止，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本文可分为三层来赏析

　　第一层叙事：交待了时间，地点和夜游原因

　　首句即点明事件时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为团练副使已经四年了。这天夜里，月光照入他的房间，作者本欲就寝，怎奈被这美好的月色所迷，顿起雅兴，但想到没有同乐之人，遂动身去不远的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和苏轼一样，亦是被贬至黄州来的贬官，他和苏轼的友谊相当笃厚。当晚，张怀民也还未睡，于是二人一起来到院子中间散步。这一层叙事，朴素、淡泊而又自然流畅。(寻友夜游)

　　第二层写景：描绘庭中夜色

　　作者惜墨如金，只用十八个字，就营造出一个月光澄碧、竹影斑驳、幽静迷人的夜景。读者自可以发挥想象：月光清朗，洒落庭中，那一片清辉白茫茫一片好似积水空潭一般，更妙的是，“水”中还有水草漂浮，游荡，于是乎恍恍然便如仙境一般了。作者的高妙之处在于，以竹柏之影与月光两种事物互相映衬、比拟、比喻手法精当，新颖，恰如其分地渲染了景色的幽美肃穆。更体现出了月光清凉明净的特点，衬托出作者闲适的心境。

　　第三层：惋惜无人赏月

　　便转入议论。作者感慨到，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可是有此闲情雅致来欣赏这番景色的，除了他与张怀民外，恐怕就不多了，整篇的点睛之笔是“闲人”二字，苏轼谪居黄州，“不得签书公事”，所担任的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官，与儒家的“经世济民”之理想相去甚远，即所谓“闲人”之表层意义，它委婉地反映了苏轼宦途失意的苦闷；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月光至美，竹柏影至丽，而人不能识，唯此二人能有幸领略，岂非快事！苏轼的思想横跨儒释道三家，这便使他的处世态度有极大的包容性，可以说是宠辱不惊，进退自如。当然，他在逆境中的篇章更能折射出他的人格魅力！

　　文章中的“美”首先来自内容的“真”。东月朗照，激发了作者的游兴，想到没有“与乐者”，未免美中不足，因而寻伴，这时错觉生趣，情感触动，于是记下此景此情，顺理成章，一切是那么的和谐自然，毫无雕饰造作之感。这“美”来自语言的“纯”。笔记如同拉家常，娓娓叙来。虽然没有奇景之处，但却不能增删或改动什么字眼儿。点明日期，是笔记体游记所必须的，“月色入户”与“欣然起行”互为因果，寥寥数字，何其洗练！写庭下景色，用“空明”一词，不枝不蔓，体现出空灵、坦荡的意境，将竹柏影子比作水中藻荇，已然十分贴切，“交横”一词更准确地表现了藻荇姿态，仿佛触手可及。接着，作者笔锋陡转，连发二问，既亲切自然，富于韵律，又拓展时空，发人思绪。《记承天寺夜游》表达的感情是微妙而复杂的

　　这“美”来自结尾的“精”。从文章结构看，结句属“合”，就此打住。从语意上看，它包蕴丰富。“闲人”一词，表面上是自嘲地说自己和张怀民是清闲的人，闲来无事才出来赏月的，实际上却为自己的行为而自豪——月夜处处都有，却是只有情趣高雅的人能欣赏的，有了人的欣赏才有美，只有此时此地的月夜才是最幸运的，因为有情趣高雅的人来欣赏它。其次，“闲人”包含了作者郁郁不得志的悲凉心境，作者在政治上有远大的抱负，却被贬流落黄州，在内心深处，他又何尝愿做一个“闲人”呢？赏月“闲人”的自得只不过是被贬“闲人”的自慰罢了。

　　总之，游记以真情实感为依托，信笔写来，起于当起，止于当止，犹如行云流水，于无技巧中见技巧，达到了“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纯”的境界。

　　满庭芳，因唐·吴融“满庭芳草易黄昏”诗句而得名。又名《锁阳台》、《满庭霜》、《潇湘夜雨》等。有平韵、仄韵二体。平韵正体为双调九十五字,上下阕各四平韵, 或上阕四平韵,下阕五平韵。转调，据《词学概说》里说，一个词牌都有一个宫调，凡是改变原来句式或者增减字数的，称为转调。李清照这首《满庭芳》就是这样。

　　易安写这首词已经是54岁，也就是南宋初期（1138年），易安通过回忆当年的“胜赏”，将过去的美好生活和今日的凄凉憔悴作对比，寄托了故国之思。 “词苑千载，盛开只一女儿花。”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女作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女词人。这与她经历了国破家亡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李清照开创了女作家爱国主义创作的先河，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女性爱国的光辉典范。

　　“芳草池塘，绿阴庭院，晚晴寒透窗纱。”

　　池塘边香草芬芳，一片绿油油的庭院，有些阴凉。在这晴朗的傍晚，丝丝寒意侵透薄薄的窗纱。词人此刻的心思恰似池塘的水，在晴朗的傍晚，斜阳映红的表面，深藏着无边的思绪，有故国之思，有亲人之眷念，还有对朋友的向往。而这些都不在，自己就像香草一样，孤独的芬芳，在渐行渐浓的秋天里，逐日的凋零。

　　芳草，香草，一种能散发芬芳香气的植物。 汉· 班固《西都赋》：“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 。” 后蜀·毛熙震《浣溪沙》词：“花榭香红烟景迷，满庭芳草绿萋萋。” 明· 沉鲸《双珠记·家门始终》：“万古千愁人自老，春来依旧生芳草。”这里词人以芳草自喻，有忠贞贤德之意。

　　晚晴，傍晚晴朗的天色。 南朝·梁 ·何逊 《春暮喜晴酬袁户曹苦雨》诗：“振衣喜初霁，褰裳对晚晴。” 唐·高适 《同崔员外綦毋拾遗九日宴京兆府李士曹》诗：“晚晴催翰墨，秋兴引《风》《骚》。” 明·唐寅 《题画》诗：“草阁吟秋倚晚晴，云山满目夕阳明。”

　　“玉钩金锁，管是客来透。”

　　弯弯的月牙点亮夜空，门上的金锁静静的低垂。如若往日，必定是有朋友来啊，我们一起赏月，浅酌低唱。南渡以后的李清照，经历了国破后的颠沛流离，相爱的丈夫已经离去。短短数语，不加修饰的白描，口语的信守拈来，浑然天成，凄凉憔悴之处境，让人不忍卒读。平淡的景致，穿透而来的是故国之思，没有深厚的语言驾驭能力是办不到的。古人之于月，可思、可念、可爱更可恨和怨，无数关于月的诗词佳句不断。易安的白描与柳永的“细密妥溜”、美成的富艳典重不同，而是“冲口出常言，境界动心魄”。

　　玉钩，新月。 南朝·宋·鲍照 《翫月城西门廨中》诗：“蛾眉蔽珠栊，玉钩隔琐窓。” 唐·李白 《挂席江上待月有怀》诗：“倏忽城西郭，青天悬玉钩。” 宋·张元干 《花心动·七夕》词：“断云却送轻雷去，疎林外，玉钩微吐。” 明·无名氏 《还带记·二郎诮裴》：“疎影荡银河，漾清光，映碧波，玉钩斜挂，冰轮堕。”

　　管是，必定是；多半是。宋·曾觌《醉落魄》词：“百般做处百廝惬，管是前生，曾负你寃业。” 金·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一：“这妮子慌忙则甚那？管是妈妈使来透！” 元·詹玉 《清平乐》词：“管是夜来浑不睡，那更今朝早起。”

　　透，语气词，相当于现在的啊。

　　“寂寞尊前席上，惟愁海角天涯。能留否？”

　　面对席上佳肴，突然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美酒一杯一杯，寂寞一重又一重，万分的孤寂，想想沦陷的故国，似“海角天涯”，那么的遥远，不能触及的过往，又上心头。叫人不能释怀，不去想它！

　　天涯海角，形容非常偏僻遥远的地方 。这里借指被沦陷金统治的宋都的大好河山。唐· 白居易《浔阳春三首》：春生何处暗周游,海角天涯遍始休。

　　“酴醿落尽，犹赖有梨花。”

　　酴醾谢了，满地飘落，甚是惋惜，不过，还好有雪白的梨花开放，香气袭人，也算是一种安慰。人事全非，花开花落皆有意，花开人不在，花落情难留。片片飘落的不是花瓣，而是词人一颗破碎的心。

　　酴醿，本是酒名，亦作“ 酴醾 ”，这里指花名。以花颜色似之，故取以为名。酴醿，属蔷薇科落叶小灌木，于暮春时（4-5月）开花，有香气。《全唐诗》卷八六六载《题壁》诗：“禁烟佳节同游此，正值酴醿夹岸香。” 宋· 陆游《东阳观酴醾》诗：“ 福州正月把离杯，已见酴醾压架开。” 宋 ·姜夔 《洞仙歌·黄木香赠辛稼轩》词：“鹅儿真似酒，我爱幽芳，还比酴醿又娇绝。” 清· 厉鹗 《春寒》诗：“梨花雪后酴醿雪，人在重帘浅梦中。”

　　“当年曾胜赏，生香熏袖，活火分茶。”

　　当年曾经美好的地方，赏心悦目，淡淡的花香熏衣袖，跳动的火苗，沸腾了水，闲情雅致的为朋友分茶。词人回忆当年“胜赏”的美好时光，带有花香的衣袖，守着火炉，等水沸腾，给友人分茶不过是在平常不过的事情，与今日寂寞尊前席上之凄凉憔悴形成鲜明的对比。说不尽的愁苦，来的这般跃然。

　　胜，优美之意，一如今天的旅游胜地。

　　“极目犹龙骄马，流水轻车。”

　　信步走在大街上，远望繁华的都市，车如流水马如龙。当年宋都的繁华不言而喻，字里行间不经意流淌的是对故国深深的眷念，也有对软弱的朝廷的讥讽。南渡以后，赵明诚在城中的一次叛乱中，选择的不是与城池和百姓共存亡，而是选择了逃走。逃走这还不说，在逃走的途中，还不忘嘱咐李清照，什么金银财宝，古玩字画都可以丢，而赵家的宗器却不可以丢。试问，作为一个男人自己却逃命，而把这些丢给一个柔弱的女子，情何以堪？李清照是不齿于这种行为的，他挥毫而就那首著名的《夏日绝句》。“生当做人杰，死亦作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逃命之后的赵明诚知道后，不久抑郁而死。宋朝是一个诗家词人的天堂，历来重文轻武，大家都贪图享乐，歌舞升平，这就为后来埋下了深深的祸根。繁华的都市，在金统治者的铁蹄下，犹如风卷残云。

　　极目，远望,尽目力所及。王粲《登楼赋》： 平原远而极目兮。

　　“不怕风狂雨骤，恰才称、煮酒笺花。”

　　哪管外面狂风骤雨，一样才思涌动，煮酒赋新词。南渡以前的李清照，笔下的闺情，天真淳朴，栩栩如生生，自然风光，让人迷恋忘返。“绿肥红瘦”的海棠，“沉醉不知归路”的溪亭，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人比黄花瘦”的重阳相思，想想都是那么的美好。

　　笺花，比喻美妙的词章。 唐·李元纮 《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馔玉趋丹禁，牋花降紫墀。”

　　“如今也，不成怀抱，得似旧时那？”

　　而如今，物是今非，不敢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