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首联追忆荆轲在易水边别燕太子丹及众宾客、决死入秦时的情景；颔联言荆轲刺秦王事败而殉身，自谓可以报答太子却不忍见田光之灵；颈联写荆轲的大无畏气概受到古今之人的赞颂和景仰；尾联言荆轲刺秦之举虽未遂，然已感天动地。这首咏怀之作格调高昂，毫无迟暮、悲凉之感；用典自然圆熟，无斧凿别，联想奇特。
“水边歌罢酒千行，生戴吾头人虎狼。”两句概括易水悲歌送别，写荆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因为从当时情势看，荆轲无论行刺成功与否决无生还之理，所以易水之歌自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明知不还却义无反顾，所以为壮士。段秀实入郭晞乱军中自言“吾戴吾头来矣”，戴头就用这个典故。这两句写荆轲出发时的英雄气概，是扬。
“力尽自堪酬太子，魂归何忍见田光？”两句概括荆轲的失败，有无限惋惜之情，好像辜负了田光的举荐。以上四句写当日情事，先扬后抑。
“英雄祖饯当年泪，过客衣冠此日霜。”一句写当时，遥应“水边歌罢”的祖饯场面；一句写今天，衣冠上被霜沾白了，使人想象当时“白衣冠送之”的场面，今天的霜源于当年之白。
“匕首无灵公莫恨，乱山终古刺咸阳。”这两句安慰荆轲，却是前人所未道，特别是结句非常聪明，把当地的山形和荆轲事迹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好像山川有灵，都像荆轲刺秦王一样刺向咸阳。写荆轲的失败前人都是叹惜剑术之疏，认为是千古恨事，袁枚却从另一角度来安慰荆轲，因为“乱山终古刺咸阳”，足以弥补“匕首无灵”的失败。这首诗概括古事简练形象，把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一结尤其出人意表，在前期七律中是较好的作品。
《荆卿里》是袁枚诗歌创作中比较成功的一首。他在这首诗里倾注了自己诚挚的感情，用寥寥数语，为读者勾勒出了两个栩栩如生的形象：一个是为报王恩，视死如归的英雄荆柯的形象；另一个则是诗人本人。前者通过“生戴吾头入虎狼”和“魂归何忍见田光”的白描手法的刻面，荆柯的性格骤然成形；匕首无灵人有情，虽然事败人殁，但荆柯的伟大精神却与日月同辉，永耀后人。作者论人不论事，主张精神至上的性格跃然纸上。
岳飞这首《满江红》，是很引人注目的名篇。
为什么这首词第一句就写“怒发冲冠”，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愤怒的感情？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作者的理想与现实发生尖锐激烈的矛盾的结果。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才能正确理解这首词的思想内容。岳飞在少年时代，家乡就被金兵占领。他很有民族气节，毅然从军。他指挥的军队，英勇善战，接连获胜，屡立战功。敌人最怕他的军队，称之为“岳爷爷军”，并且传言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乘胜追击金兵，直至朱仙镇，距离北宋的京城汴京只有四十五里了。金兵元气大伤，准备逃归，还有不少士卒纷纷来降。岳飞看到这样大好的抗战形势，非常高兴，决心乘胜猛追，收复中原。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当时的宰相秦桧，为了和金人议和，一日连下十二道金字牌，令岳飞班师回朝。岳飞悲愤万分，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秦桧把岳飞看成是他投降阴谋的主要障碍，又捏造说，岳飞受诏逗留，抵制诏令，以“莫须有”（也许有）的罪名，将他害死。岳飞被害时，才三十九岁。了解了这些情况，对这首词中充满的强烈感情，就不难理解了。
上片写作者要为国家建立功业的急切心情。开头这几句写在潇潇的雨声停歇的时候，他倚着高楼上的栏杆，抬头遥望远方，仰天放声长啸，“壮怀激烈”！啸是蹙口发出的叫声。“壮怀”，奋发图强的志向。他面对投降派的不抵抗政策，真是气愤填膺，“怒发冲冠”。“怒发冲冠”是艺术夸张，是说由于异常愤怒，以致头发竖起，把帽子也顶起来了。“三十功名尘与土”，作者认为自己就算有赫赫战功，只要未灭金，就都是微不足道。“八千里路云和月”，是说不分阴晴，转战南北，在为收复中原而战斗。“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与“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意思相同，反映了作者积极进取的精神。这对当时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的斗争，显然起到了鼓舞斗志的作用。与主张议和，偏安江南，苟延残喘的投降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等闲”，作随便解释。“空悲切”，即白白的痛苦。下片写了三层意思：对金贵族掠夺者的深仇大恨；统一祖国的殷切愿望；忠于朝廷即忠于祖国的赤诚之心。“靖康”是宋钦宗赵桓的年号。“靖康耻”，指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京城汴京和中原地区沦陷，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金人俘虏北去的奇耻大辱。“犹未雪”，指还没有报仇雪恨。由于没有雪“靖康”之耻，所以，岳飞发出了心中的恨何时才能消除（“臣子恨，何时灭”）的感慨。这也是他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原因。古代的战车叫“长车”。贺兰山，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北边。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首词不是岳飞写的，理由之一就是根据上面这句话。因为岳飞讲“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即渡过黄河向东北进军，不会向西北进军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不是岳飞的进军路线。因为对这句词的解释牵涉到这首词是不是岳飞写的问题，因而显得更为重要了。原来这是用典。《西清诗话》载姚嗣宗《崆峒山》诗：“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这两句诗是针对西夏讲的，所以用“贺兰石”。姚嗣宗是北宋人，岳飞借用这个典故，借用他要打败西夏的壮志来表达他要打败金兵的豪情，所以这句词没有问题。“山缺”，指山口。“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充分表达了作者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报仇雪耻的决心。“壮志”，指年轻时的理想。“胡虏”是古代对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侮辱性的称呼。“虏”，指俘虏。这里所谓的“胡虏”、“匈奴”，皆代指金贵族掠夺者。最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两句说，等到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时候，就去报捷。“旧山河”，指沦陷区。“阙”，宫殿。”天阙”，指朝廷。我国古代进步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把忠于朝廷看作爱国的表现。在封建社会里，尤其在民族矛盾激化，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期，“忠于朝廷”与爱国常常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岳飞在这首词中所表露的忠于朝廷的思想，是跟渴望杀尽敌人、保卫祖国疆土的壮志，密切结合着的。
从艺术上看，这首词感情激荡，气势磅礴，风格豪放，结构严谨，一气呵成，有着强烈的感染力。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鲁国寒事早，初霜刈渚蒲”用铺叙手法描绘出一幅秋寒已至、初霜割蒲的农人劳作景致，“寒事”、“初霜”点明主旨，秋寒的物候时节，交代“刈渚蒲”事件的起因及背景，字里间处处充溢着高寒、肃杀之氛围。
“挥镰若转月，拂水生连珠”运用比喻手法，贴切自然，把“挥镰”、“拂水”渲染成“转月”、“连珠”，间接描写出鲁东门外深秋割蒲草的“挥镰”“拂水”劳动场面，意在歌颂农民的辛勤劳动变废为宝，创造了财富。为下文称赞“蒲草”作铺垫。
“此草最可珍，何必贵龙须”生动形象地以夸张手法，赞美蒲草比帝王豪贵之家所用的“龙须”更可贵，表达出诗人对蒲草的可贵有独特的见解。
“织作玉床席，欣承清夜娱”承接上文，讲述诗人对蒲草“最可珍”的作用，勾勒出一幅蒲草织作玉床席、清静夜晚躺欢娱的景致，侧面烘托出农人刈蒲以作编织之用，点明题旨，紧扣诗题“鲁东门观刈蒲”，陈述了诗人见农人刈蒲的纪实。
“罗衣能再拂，不畏素尘芜”借用谢脁《咏席》诗：“但愿罗衣拂，无使素尘弥。”讲述出所咏之蒲草的品性，“不畏”、“素尘”更显得蒲草高洁纯净、“最可珍”。
这首诗生动形象地描写了鲁东门外农家深秋割蒲的劳动场景，并以夸张手法，赞美了蒲草的可贵与作用。在诗人笔下，蒲草经过农户的辛勤劳动变废为宝，妙笔生花，富有浪漫色彩。刈蒲时“挥镰”、“拂水”的比喻，透露着诗人对农事劳作的喜爱，是丽句；“此草最可珍，何必贵龙须。”则是警策之句，似有评击上层贵族奢华放纵、穷奢极侈，表达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