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杜甫旅居夔州的第二年所写八首咏逐诗之一。虽只有五言八句,但其意义和写作技巧却都臻于上乘。诗的前四句代麂写意,自悔不能见机远离伤害。后四句感叹世人因为贪食美味而残害生灵。全篇代麂立言,前半婉而多讽,后半愤怒斥责。该诗借逐言情,写麂自悔不能全身远离祸害,代麂抒情,感叹世人为了口腹之欲而残害生灵。
诗的首句说自己被迫和自由天地“永”“别”,又被抬举与“玉馔”并列充人口腹。次两句“无才”三字是关键。文意是既没有本事高飞远引与仙人为侣,那就无法逃脱被吃的命运。 “不敢恨”,正说明痛苦之深。“不敢恨”,是虽死无怨,写得更深更惨。后半,头两句总结出一条道理,即: “乱世”生命不值钱,有名即是祸根。残酷现实的根源在哪里,“衣冠兼盗贼”五字作了回答,这是对残暴的统治者的高度概括。全诗与其说是写麂,毋宁说是写人。所指可以是某个人,而更重要的则是揭示了类似的无数人的共同命运。那是几千年封建时代无法消除的社会悲剧、历史悲剧。此诗虽小,可以喻大。
这是一首禽言诗,该诗以讽刺怒骂成文,显示杜甫嫉恶如仇的性格。全诗以将死之麂的口气写成,杜甫借麂之口,毫不留情地遣责了权贵者贪婪残忍的本性。诗人以麂比善良人士,以“衣冠兼盗贼”痛骂奸佞小人。讽刺贪婪成性的人本身就是“盗贼”,有着“鱼肉人民”的本性。此诗构思巧妙,寓意婉转,虽为咏逐诗,却不给人咏逐之感。
陈亮的这首词初看是咏梅,但并不单纯是为了咏梅,而是有所寄托,作者想借梅的高风亮节来比喻自己的卓尔不然。
词的上片,作者用凝炼的画笔,似乎毫不经意地就点染出屋角檐下那两三枝每天都见到但并未留心过的梅的绰约风姿。“的皪两三枝,点破暮烟苍碧”,“的皪”,用这两字点出梅花的秀洁,但也只有两三枝,故并不显得繁艳。而在“苍碧”的暮烟衬托下,却还是十分醒目,所以特用“点破”二字,以示不凡。作者笔下没有给读者一个鲜花锦簇的热烈画面,而只以“两三枝”相点缀,似乎显得冷清。这是因为梅开于冬春之际,这使它与姹紫嫣红的春花不同,它的开放,要经受一番与严寒的搏斗。梅以虬劲的枝干和甚至显得稀疏的花朵,在万卉凋零的严寒中向世界显示了它独出的英姿,这孤傲给人以特殊的美感。人们折梅或画梅,往往只取一两枝,正不以繁华似锦为美。因此,词中“的皪两三枝”确是恰到好处的。而且,正因其少,才给人以“点破”“暮烟苍碧”的感觉。接下来,词人用带有主观情意的“好在屋檐斜入,傍玉奴吹笛”,使这梅介入人事,并赋予它以情感。
词的下片更以抒情为主。换头两句不仅有承转作用,而且极力渲染夜色,造成一种优美静谧的境界,为写朦胧梦境创造条件。然后,作者别出心裁地以梦中化蝶、追踪香迹抒发自己对梅的喜爱和追求之情,乃更出新意。再续以“恐幽香难觅”一句为结,却言梦中虽可化蝶穿花,却因无法再寻觅到梅的幽香而若有所失,写出爱梅人对梅可见而不可及的微妙心理。如此虚虚实实、或梦或醒,既真切而又光怪陆离,把这梅的品格和词人的心境交织在一起来写,表达得曲折尽意,饶有余味。
借物咏怀的手法,是中国魏晋之际的阮籍首创,他用此法创作了80多首诗词,此后,很多身居战乱中怀才不遇的诗人常采用这种手法来借物寄心,写怀述志。“咏梅”更是历代诗词作家耳熟能详的题材。所以,关于梅,无论从什么角度来描写,总难免除落入俗套之运。像众所周知的梅的高洁品格,这当然是必须突出的重点,但若纯粹地只从这点着眼,就势必会步前人后尘。如何从这里独辟蹊径,写出新意,那就得看作者的功力了。陈亮的这首诗词,从表面上看,显得平淡无奇,没有惊人之语,运用历史典故亦不多。但仔细品读,便会发现它仍是以新的手段写出新的志趣,并未落入前人窠臼,而实在是独具一格,精妙独到。
诗题“跋”字表示诗人对苏轼的尊敬。首二句“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分量极重,也切合事实。“时宰”章悖贬东坡于惠州,自以为东坡在那里既无自由,又不服水土,必死无疑。孰料东坡泰然处之。诗人平淡中概括了苏轼先贬惠州,再贬儋州,已至天涯海角之绝地的经历。“时宰欲杀之”五字,有回拦横截之力,写出诗人对执政者妒能嫉贤、残酷打击的无比愤慨。尤其用一“欲”字点出其用心之狠,而为苏轼抱无尽之同情。状况如此沦落,诗人再用“饱吃饭”与“细和诗”两个生活细节,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苏轼超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前两句用力之重,恰恰成为后二句的铺垫,造出跌宕悬殊的强烈效果。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急转,在“时宰欲杀之”的情况下既不乞怜,也不忧伤,而是“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这是对“时宰”迫害的极大蔑视,也是胸襟开朗、人品卓绝的具体表现。苏轼之所以如此喜爱陶诗,自然不仅由于艺术上的向往,更主要的还在于心灵上的契合。第四句入题。一般的诗人至此,就容易针对《和陶》的内容褒赞开来,而诗人点到即收,忽然跳出,借陶渊明人品赞苏轼,大开大合。
“彭泽吃载人,东坡百世士”说得非常郑重恳切。从开始的“子瞻”到“东坡”,“渊明”到“彭泽”,从称呼上加以变化。陶渊明见机而作,彭泽令只做一百多天就去官归隐,前人多视他为处士。而苏轼却一生都在宦海浮沉。拿陶渊明喻苏轼,从形迹看,两人截然不司,而他们不以贫富得失萦怀,任真率性而行,则是共同的。所以“出处虽不同”又一反,着一“虽”字以为转折,“风味乃相似”以“乃”字一合作结。“风味”二字含蓄不尽,由读者自去领会。
苏轼针对陶渊明写的和诗有一百零九首,风格内容多种多样。诗人却紧紧抓住“风味乃相似”这个特点,专写苏轼胸怀。言为心声,其人如此,与陶渊明相似。这是诗人以简驭繁,遗貌取神,探骊得珠之处。而八句之中上下联系数百年,至少有四次转折,这是诗人古体诗短篇的刻意求精之作。诗人崇尚“平淡而山高水深”的风格,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楚灵王乃是春秋后期一位极富争议的君主,乃楚庄王的孙子,楚共王的次子,楚康王的弟弟。楚康王死后,其幼子即位为君,当时担任执政官(令荡)的灵王趁国君生病,亲手勒死了国君,自立为王。楚国历史上一直有王子弑君自立的传统:成王杀兄自立,穆王杀父自立,灵王则杀侄自立,三者都获得了大臣的承认,坐稳了江山;但是在《春秋》上,仍然不免被讥讽为乱臣贼子。
自从楚共王以来,楚国霸业日益衰落,晋国占据优势,吴国也强大起来。灵王即位后,与吴国多次交战,先后灭了陈、蔡两个华夏诸侯国,又修筑了东西不羹两座大城以威慑中原,终于在会盟中压倒晋国,重新成为霸主。从这个角度看,灵王可谓中兴之主。但是他的霸业完全依靠武力和威压,而不像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当年那样威德并用,中原诸侯大多心中不服,楚国国内也有大量不稳定因素。灵王不思采用怀柔手段稳固政权基础,反而再次出兵与吴国争夺徐国(今徐州一带),《子革对灵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时。
灵王率军驻扎在离徐国不远的乾溪,以狩猎为名,炫耀武力。看看他穿着的服装:皮毛做的帽子(皮冠),秦国赠送的羽衣(秦复陶),翠鸟羽毛做成的披风(翠被),豹皮做的鞋子(豹舄),手中还拿着鞭子。以上服饰极尽奢华,有楚国本土的特产,还有别的诸侯进献的宝物,充分显示了楚王作为霸主的威严。灵王一直以好大喜功著名,郑国名臣子产就曾指出此人虚荣心太强,未来难以善终。狩猎归来,大臣子革进见,灵王遂摘下帽子,脱下披风,放下鞭子,以示对大臣的尊敬。
这个子革是何许人也?不是楚国本土的大臣,而是从郑国来楚国“政治避难”的公子,原名郑丹,子革是他的字。春秋时代列国人才流动频繁,“楚材晋用”的例子很多,中原人才逃往楚国的也不少。子革作为一个落魄的公子,能够做到执政官的助手(右荡),显示了楚国任用人才的不拘一格。灵王接下来与子革的对话,则显示了对子革这一外国人的充分信任。
灵王对子革的问话很长,但精髓很简单: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什么都想要,贪心不足而已。灵王首先回顾了自己的祖先对周王朝的巨大功勋(其实楚国在西周乃是不到百里的小国,远没有灵王吹的那么伟大),然后耿耿于怀地指出,齐国、晋国、鲁国、卫国都得到了周天子赐予的礼器,楚国却没有。如果现在派人向周天子索取礼器,天子会不会给?
子革回答:“肯定会给啊!我们楚国的祖先,勤劳勇敢那是没话说,可当时我们不是周天子的亲戚,天子就不拿我们当回事。今天可不一样了,周天子害怕我们,齐国、晋国、鲁国、卫国都服侍我们,大王您派人去要礼器,天子哪敢不给啊?”
这段回答很对灵王的胃口,于是他得寸进尺地继续问:许这个地方(即今天的许昌),原本是楚国祖先的伯父的封地(都过去一千多年的事情了,亏灵王还好意思拿出来说),后来郑国人占领了这片土地,不把它还给楚国。如果楚国现在派人去索取这片土地,郑国会不会给我们呢?
子革回答:“肯定会给啊!周天子都不敢不给我们礼器,郑国怎么敢不给我们土地啊?”
灵王听了这两个回答,简直是心花怒放,欲望继续膨胀,于是又问道:原先晋国称霸中原,是因为晋国离中原比较近,我们楚国离中原比较远。现在我们在中原建立了陈、蔡、东西不羹四座大城,都可以出动一千辆兵车,诸侯应该害怕我们了吧?
子革回答:“肯定会害怕啊!这四个城池的兵力足够威慑诸侯了,何况还有楚国本土的兵力呢?谁敢不害怕大王啊!”
至此,灵王的自信心和欲望已经膨胀到极点,幸亏工匠进来请求他去观看玉器的制作,否则真是难以想象,接下来他还会提出多么天真的问题。
灵王以上的问题,有许多失礼的地方。子革是郑国人,郑国是周朝的同姓,又是华夏诸侯。灵王不仅大大咧咧地问他割让郑国土地的问题,还公然提出要威逼周天子、镇压华夏诸侯,丝毫不顾及子革作为郑国人的感情,只能说明他已经被欲望蒙住了眼睛。楚国当时的国力强盛,可以做到威慑周朝和其他诸侯,但灵王提问的口吻如同想要糖果的小孩子,实在不是一个霸主应有的作风。汉朝的汲黯曾讽刺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楚灵王则是赤裸裸的“外多欲”,连行仁义的幌子都懒得打一下。
灵王的欲望和子革的逢迎,果然引起了其他大臣的不满。大臣析父趁灵王不在,对子革抱怨道:“您是在我们楚国很有名望的人,现在大王问你话,你只知道唯唯诺诺,我们国家该怎么办啊?”子革胸有成竹地回答:“我刚才是在磨刀子呢,等一会大王出来,我的刀刃就要砍下来啦!”先秦时的思想家并不崇尚犯言直谏,而是崇尚温和委婉的讽谏,晏子、邹忌、孟子等均是讽谏的典型。可惜后世的谏官大多贪图名垂青史,以犯上为荣耀,以直谏为正道,已经远远偏离了孔子赞许的劝谏之道。
灵王从工匠那里出来了,这时,楚国的史官倚相正好经过。灵王就指着倚相说:“这是我们楚国的良史啊,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古书。”《三坟》《五典》是三皇五帝的书,《八索》是关于八卦占卜的书,《九丘》则是关于九州地理人情的书。灵王得意洋洋地引用这些书名,大概不是为了称赞倚相的博学,而是为了炫耀楚国的人才众多,间接说明自己这个国王的伟大。可这正好给了子革一个“下刀子”的机会。
子革不屑地说:“我曾经问倚相,周穆王在位的时候喜欢到处游玩,大臣祭公作了一首《祈招》之诗以克制穆王的欲望,结果穆王果然没有遭到祸乱,得到了善终;倚相居然不能背诵《祈招》,这算什么博学啊?”(其实子革只是找一个由头罢了,倚相并不一定就不会背诵那首诗)灵王一听,果然来了兴致,就要子革把《祈招》背诵给他听。子革就背诵道:
“司马祈招多么和悦安详啊,向人民传播大王的德音。想我们大王的德行,就像美玉,又像黄金。他有限度地使用民力,没有酒足饭饱之心。”
—— 这首诗的意思是,君主应该按照人民能够承担的限度来使用民力,不要用民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的君主才算是具备金玉一样的德行,他的德行才会被天下的人民传诵。“无醉饱之心”,与刚才灵王欲壑难填、贪求利益的心态相比,是多么格格不入啊!用孔子的话说,这首诗就讲了四个字:“克己复礼”。
楚灵王虽然被欲望冲昏了头脑,却不失为一个聪明人,很快理解了子革的意思。他向子革作揖表示感谢,回到休息的地方,当天就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我们知道,一个人克制欲望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心神不宁的情形,一个普通人克制一下烟瘾、酒瘾尚且如此,何况一国之君克制权力欲?结果很悲惨,虽然子革的谏言打动了灵王,灵王却无法克制自己。第二年,楚国内部就爆发了政变,穷兵黩武的灵王被废黜,其弟登基为王,众叛亲离的灵王最后在荒野自杀,这就是一代霸主的下场。
春秋时期的霸主,能够善终的不多,像灵王这样身死而为天下笑的却不少。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后因为宠信佞臣,饿死在床上,死后齐国有五世之乱;秦穆公是秦国最贤明的君主,却因为利令智昏而多次败于晋国,子孙三百年不能出函谷关一步;晋厉公在鄢陵击败楚军,独霸中原,几年之后就被卿大夫杀死,只有一辆牛车陪葬;吴王夫差先后打败齐、晋、楚,却死在自己的手下败将越王勾践手里,吴国随之灭亡。《诗经》有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不是说越到后面难度越大,而是说成功的人心态会有变化,一旦欲望膨胀起来,就算想保全身家性命都不容易,谈何建功立业?
孔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克己,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复礼,就是要符合周礼的规定。一旦能够做到克己复礼,则天下纷纷扰扰都归于自己的仁心,不再会有欲壑难填的苦恼,也不会再有自取灭亡的冲动。可惜后世的理学家把“克己复礼”四个字理解成了“存天理,遏人欲”,最终变成了片面空谈性理,消灭人的正常欲望,与孔子和先秦其他哲人的本意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