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雷，就是春雷。经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天一声春雷，引来明媚如画的春天，人间重新呈现出勃勃生机。这首诗写了诗人渴望春天尽快到来的急迫心情，以及春天即将来临的喜悦。
首先，诗人的移情手法，赋予自然界具有人的情感活动和思维能力。
“造物无言却有情”造物，万物的创造者，指天。造物无言，来自孔子《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原意是，天什么时候说过话呀，但四季的轮转，百物的生长，都由它来掌管。这句是说:天不会讲话，但却是富有情感的。
“每于寒尽觉春生”寒，寒寒冷，指冬天。觉，启发，催动。意思说:每当冬天将要完了时，就催动着春天到来。这就是诗人认为天有情的地方。其实，四时变化，冬去春来，是一种自然规律。诗人把它说成是天有情感，有意这样做的，正是诗人自己有情，他感到春天即将来临了，产生了无限的喜悦，和对天——造物主的感激之情。同时，还有渴望尽快让春天到来的希冀。
其次，诗人在处理全诗情绪的转换时，巧妙地利用最富于孕育性的时刻这一美学手段。
诗人不写新雷之后满目欢愉的情形，而集中写新雷炸响前夕，万物俱备而万物俱待这一关键时刻，使画面更富悬念，更具戏剧色彩。因为造物有情，寒尽春生，千红万紫的百花正含苞待放，自然界一时间仿佛处于静止的等待之中。这是巨大变化前夕的平静，是第一声春雷炸响前的寂静。所以，平静、寂静之中，蕴藏着即将爆发的巨变。在人们的情绪上，只有这样的时刻，最令人紧张，也最富于想象力。诗人抓住了第一声春雷炸响前夕这个富于孕育性的时刻，更能表达他对春天的渴望，对新的生活环境的渴望。
这首诗写诗人呼唤春天，是自然界的春天，也是社会的春天。当时中国处在封建社会末期，黑暗落后，诗人希望改变这种现状，社会发展也必然要改变它。诗入借新雷的描写，渴望和坚信社会变革的到来。诗的构思巧妙，情调激昂向上，语句清新，寓意深刻。读着它，仿佛感受到诗人激动的脉博，不由产生奋发的力量。
这是一首写春愁闺怨的词。
在这首词中作者抒发因所嫁非偶尔婚后日日思念意中人却无法相见的痛苦之情。开端两句：“春已半，触目此情无限”，通过女主人公的视觉和对暮春景象的感受，道出了她的无限伤感之情。“此情”究竟指的是什么？这里并未明说，从词的下文及作者婚事不遂意来看，是思佳偶不得，精神孤独苦闷；是惜春伤怀，叹年华消逝。“无限”二字，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明作者此时忧郁心情的浓重，大好春色处处都触发她的忧思；二是表明作者的隐忧永无消除之日，有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势。
接着，作者用行为描写形象地表现了她的愁绪：“十二阑干闲倚遍，愁来天不管。”古词曾有“倚遍阑干十二楼”之句与此近似。此句写女主人公愁怀难遣、百无聊赖、无所栖息的情态。“遍”字，写出呆留时间之长。“闲”字，看来显得轻松，实则用意深重，这正表现了作者终日无逅、时时被愁情困锁不得稍脱的心境。她因无法排遣愁绪，只得发出“愁来天不管”的怨恨。此句写得新颖奇特，天，本无知觉，无感情，不管人事。而她却责怪天不管她的忧愁，这是因忧伤至极而发出的怨恨，是自哀自怜的绝望心声。
剥削阶级社会的女子不能自主自己的婚事，常常怨天尤人。《诗·鄘风·柏舟》的“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写的是一个女子爱上一个青年，她的母亲却强迫她给另一个人，她誓死不肯，呼娘唤天，希望能谅察她的心。朱淑真心中虽也有恋人，但她却不能违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得不嫁给一个庸俗之徒，故她痛苦的感情比《柏舟》中那个女子更强烈、更深沉。
过片，具体写对自然景物的感喟：“好是风和日暖，输与莺莺燕燕。”大好春光，风和日暖，本应为成双佳人享受，可是自己因孤寂忧伤而无心赏玩，全都白白地送给了莺燕，这既表现出对莺燕的羡妒，又反映了现实的残酷无情。说得何等凄苦！莺莺、燕燕，双字叠用，并非是为了凑成双数，而是暗示它们成双成对，以反衬自己单身只影，人不如鸟，委婉曲折地表现孤栖之情，含蓄而深邃。作者在诗集《恨春五首》之二里写道：“莺莺燕燕休相笑，试与单栖各自知！”造语虽异，立意却同。
末两句进一步表现作者的情思：“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它不但与开头两句相照应，而且隐曲地透露了她愁怨的根源。她在诗中说：“故人何处草空碧，撩乱寸心天一涯。”（《暮春有感》）“断肠芳草连天碧，春不归来梦不通。”（《晚春有感》）由相比可知，她所思念的人在漫天芳草的远方，相思而又不得相聚，故为之“断肠”。全词至此结束，言有尽而意无穷，读来情思缱绻，荡气回肠，在读者脑海里留下一个凝眸远方、忧伤不能自已的思妇形象。这与晏殊的“当时轻别意中人，山长水远知何处”（《踏莎行》）、李清照的“人何处，连天芳草，望断归来路”（《点绛唇》），词意相同，但朱淑真写得隐晦，而晏、李说得明朗，敢直言“意中人”、“人何处”，这是因为晏殊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李清照思念丈夫为人情所不能非议，故他们没有顾忌。而朱淑真婚后思念情人则被视为非法，故难以明言。
这是一首叙事诗，在写作手法上相当朴实，记事、写景，较少抒情，语言工整，用词精确恰当。从文义的表面上看，赞美韦彪关心民间疾苦而祈神求雨，但本意是对韦中丞等州府官员愚昧迷信、劳民伤财行为的批评，对自己蒙屈而沦为下僚的悲叹。
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曾针对韩愈天有意志、能赏罚的观点，提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他认为天地只是自然物，既无意志，也不能赏罚，“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希望天地能赏罚、有哀仁都是迷信（《天说》）。他还认为，“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祸乱，皆人也……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答刘禹锡天论书》），天事与人事各不相干。另外，在《非国语》中，他还指 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歇，是恶乎为我设？”认为天地、元气、山川等自然物的运动变化是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些认识，柳宗元对韦中丞黄溪祈雨的荒诞行为，必然是持批评态度的。
当时的永州刺史韦彪，跟柳宗元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柳宗元到永州一年多后，唐宪宗改元大赦天下，韦彪便北移了。这人毫无才干，连北移的贺表也是请柳宗元写的。但由于他身为永州的行政首长，柳宗元的顶头上司，柳宗元又是待罪之人，并且希望得到朝庭的赦免和重新起用，因此柳宗元当然不便直接批评韦彪，只能用赞赏的表面形式来记述这件事。但诗题中标明“口号”，而“口号”是古人随口吟成的诗体，这便给诗添了几许诙谐。诗人写这场荒诞的祈神求雨戏时，字里行间充满了辛辣的讽刺，传神地刻画出了韦彪其人：兴师动众，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沽名钓誉的行径；神祠荒凉清冷，象征他的愚蠢糊涂；场面宏大，巫师装神弄鬼，讥讽他的迷信与无知；并且通过“惠风仍偃草”的写实，“灵雨会随车”的用典，以对比的手法来揭示韦彪祈雨的无功与荒谬。据诗人的《游黄溪记》记载，黄溪在城东七十里，“黄神”乃是王莽的后代，是避祸来的。韦彪导演的这场闹剧，吹吹打打弄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收场，使周围的百姓都受到了惊扰，根本不是在为老百姓祈福，而是在“造祸”，并且灾祸波及到了“骑客路”与“野人居”。
诗的最后两句，才是诗人真实意图的流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却奉命随行，做太守的清客、帮闲，成为献媚取悦长官的低级僚属，这对胸怀大志的柳宗元来说，是非常羞愧的。如果他是有实职实权的地方官，定会珍惜手中的权力，尽情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干一番兴利除弊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