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是赞美崔秋浦的品格与治理地方百姓的贤能政治,表现出李白对人生价值的观念,政治理想,以及为官的品德与才能。全篇由三首诗组成,但各有重点,合起来构成了完美整体。故总其题为《赠崔秋浦三首》,而绝不是把毫不相干的三首诗拚凑在一个诗题下。三首诗各为八句,合起来二十四句,以其二,其三来区分,这是古诗常见的分法,当然也有重起空行来划分的,标明各自独立成章。
第一首诗用八句写秋浦县令崔某的凤范,是总写,总抒感受。诗开门见山,直接擒题,“吾爱崔秋浦,宛然陶令风”,以呼告的语句,表明自己对崔秋浦的挚爱感情,这种突兀之笔,自然把人带入诗人狂热的情境中去。接着一句补出他热爱崔秋浦之因,崔某作县令,逼真地象陶潜作彭泽县令。陶潜,原名陶渊明,因刘宋灭晋,而改名潜。陶渊明生于世家大族,幼有大志,拯时济物,但身处丧乱之世,权贵倾轧,谋夺帝位。虽曾参谋军职为镇军、建威将军的参军,但无从展志。后又任彭泽令,自对亲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亦即是以礼乐治理地方,领取官俸,作未来隐居之用。李白所赞美的陶令之风,是他为官行无为而治,礼乐之教,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任真自得,不为权贵折腰。质性自然,性爱丘山,故而于易代之际,弃官归隐,保全真性。陶令是李自理想中官吏形象,作人的典范。自己也与陶渊明思想有相似之处,性格有相象的地方。在黑暗的朝廷中,屡遭排挤打击,被迫上表,请求还山。在地方官吏中发现崔某是陶令式的官吏,找到了知音之人,于是他由惊呼而转为深爱。开端两句,概括叙述,激与缓相接,感情深化,唤起人们对崔县令的崇敬。然而又想急于知道他的陶令之风。
接着诗人用四句诗铺叙他的陶令之风。“门前五柳树,井上二梧桐。山鸟下听事,檐花落酒中。”这四句诗是写他官衙与宅院的清幽静谧环境,门前五柳树,井边两株梧桐树。官衙厅堂的山鸟自由出入,致使房檐边花叶飘落入酒杯之中。环境幽美,柳树、梧桐的意象,正表现主人公的性格与审美情趣,也是主人精心布置所致。这两句又是用典,陶渊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接着文章叙述五柳先生的特点:“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诗人用此典故,托出崔某的风范。梧桐树为美好形象,凤凰非梧桐不栖。元行恭诗:“惟余一废井,尚夹两株桐。”诗人用此典,暗寓主人公的美好品格。情趣美,品格好,形神完美无缺。正因用这两个典故,就使陶令风具体化了,亦即崔令的思想品格具体和形象化,以实显虚。比直叙含蕴深,情韵浓。这样人为官,以安民为本,无为而治,民安乐,讼事息。县令怡然自乐,饮酒赋诗,抚琴意会,欣然忘食。山鸟句又是用典,《益都耆旧传》记载景放为益州太守,威恩洽畅,有鸠巢于听事。胡三省解释听事为中庭,是受事察讼的地方。诗人用此典表明县令崔某治理地方,百姓安乐,民无诉讼,政通人和。这与陶令弦歌之治的理想是相合的,也可以称为陶令之风的内涵。最后一句诗是化用何逊诗句:“燕子戏还飞,檐前落枕前,”表明主人公心境闲和,于厅堂饮酒自乐。山乌自由出入厅堂,檐花自由飘落酒杯中,一切都发生在自然中,诗人以此为乐。陶渊明式的性爱自然的品格,呼之欲出。总之这四句诗用典与化用前人诗句,创作出清静与淳美的诗的意境,托出崔县令的思想品格与治政的才能。照应开端,铺叙得体,内蕴丰富,虚实相得益彰。诗情发展至此,必然逼出结尾:“怀君未忍去,惆怅意无穷。”先写不忍离开,依依难舍,再写预见别情惆怅,无穷无尽。余韵深长,玩味不尽。
这首诗以直接与间接描写手法,刻画出崔令的风神秀美。
第二首诗着重刻画崔令的形象与神态。开端两句开门见山,点出“崔令学陶令”,亦即学陶渊明。学陶令什么呢,学陶渊明的北窗高卧,自谓羲皇上人。因为白日官衙清静,无讼事可理,自然可以读书,困乏而昼眠。两句诗写出崔令如陶令一样,治地方,重在安民,民安讼息。“我无为而民自化”,闲卧北窗养怡真性。托出崔令官清,政通人和,治绩卓著之含意。两句诗,平易自然,而形神毕现。
三、四两句再补叙崔令学陶令之风,“抱琴弄明月,取意任无弦。”《宋书隐逸传》中记载:‘潜性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这两句就化用此意,写崔令夜晚,饮酒赏月,抱琴弄月。尽管琴亦是无弦,而目的是取其适意。古人常说人生贵在适意。适意就是心理得到满足,保持一种平静而又令人愉快的心境。思想感情上无忧无虑。这两句写崔令学陶令抚琴弄月,隐含着他的政事如意。民乐境清,因而别无所求,唯酒与琴,借以托出与民同乐之情。养怡真性,而不务个人功名利禄,不悦女色与音声之欲。这样的官吏在李白生活的盛唐时代是极少见的,不免带有李白的理想化成分。
五、六两句既叙又转。“见客但倾酒”,《宋书·隐逸传》中记载陶渊明:“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也说:“性嗜酒。”正因如此有客来,只以酒相待,每饮辄醉。待人真率,无世风之虚伪造作之态。崔令如陶令之真率,待客亦以酒,酒中又见真性,这正与李白性格有相近之处,故而由崔令联想到陶令。以陶令之风状崔令。诗写到这里似乎补叙完结,可是陡然一转,宕开一笔,重笔写出崔令为官不爱钱之可贵品质。这句诗仍然暗用陶渊明的典故,“聊欲弦歌,以为三迳之资,”作彭泽令,又“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指郡督邮官)。”在封建社会士人求官,既追求功名,又贪得利禄,更搜刮民脂民膏。诗人用一个全称的否定句。否定崔令作官,不同于一般士子追求功名利禄,而是淡薄名利。作官不为名利,为什么呢,自然会得出为民之意。从否定句中反衬出为民之意。这是点睛之笔,是水到渠成之笔。因此它转出高境界,深遽之哲理。前五句写崔令如陶令一样的思想情趣,从其为官清简的琐事描写中,反衬出他治民有道,境遇安乐,因而怡然自得。其根本的道理,就是县令为民作官,而不为功名利禄作官。为民作官,解除民的困危。使之安乐。为名利作官,贪得无厌,渔肉百姓。两者截然相反。也许这就是清官与贪官之分吧。后来柳宗元提出作官“盖民之役(仆役),非以役民而已也”的光辉思想。
诗的结尾两句写诗人的感慨,“东皋多种黍,劝尔早耕田。”劝谕与希望崔令如陶令一样,躬耕东皋,多种黍(黄米)。陶渊明为彭泽令,挂印去官,赋《归去来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结尾两句就化用此意。归耕自适,乐天知命。不要再为官,作眷恋帝乡,追求富贵的违心之事。照应开端学陶令句。
这首诗明誉崔令、却以陶令为则,亦崔亦陶。相兼相生,以形托神。写实与理想融合无痕。然而却又透露出朝廷不重贤才,官场倾轧,应及早功成身退的思虑。
第三首诗写秋浦县境的风俗人情,自然环境之优美,藉以歌颂崔令治绩。诗开端两句就用典,“河阳花作县,秋浦玉为人。”晋人潘岳为河阳县令,令人种桃李花,人称河阳一县花。此是比喻崔令以花美化育百姓,象征着百姓精神境界高尚美好,生机勃勃。晋人裴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览群书,特精义理,人称之谓玉人。此亦是比况崔令风神与学识,高度地赞美他。玉是古人贵饰和珍爱之物,因其洁而无瑕。这两句藉用典故以美崔令的治绩与风采学识,是一位树桃李、如美玉的完美官吏,绝无污点。
三、四两句笔调变化,以间接之法,描写地域风情,以补叙其政绩之美。“地逐名贤好,风随惠化春。”秋浦县因为有名贤崔县令,县的名声也大好,民风也由崔令惠化而如春。名贤治县,大地回春。惠民之治,使民风归淳,于是县名亦好,其意在赞誉治县之崔令,托出选贤任能之意。
五、六两句宕开一笔,转写自然环境。“水从天汉落,山逼画屏新。”秋浦县之九华山瀑布,仿佛是从银河落下来,气势雄浑飞动、情调高古自然,九华山逼近眼前,有如室内画屏山水一样新鲜可爱。仿佛身入画境,情化山水。表面看似与前四句无关,实际是其诗情诗意发展的必然。是一种象征手法,秋浦的山山水水也因为有崔令治理而重放光彩,大显神姿。水从天汉落,山迈而新,精神倍出,非匠笔画象可比。总觉得有诗情涌动,这正是诗人赞美崔令之情,借山水托出,寓情于山水之笔,形显于外,情动于中。正如晋王蕴为竟陵太守有惠化,百姓讴歌。
诗的结尾两句:“应念金门客,投沙吊楚臣”是诗人企望之笔。这两句诗亦是用典,金马门,汉代宫门名,门傍有铜马,故称之谓金马门。汉代朝廷征召来的才能优异的人,令其待诏金马门。汉东方朔曾高歌:“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李白用此典以比况自己曾待诏翰林院,而且如同东方朔大才被弃置,避世金马门。而今又被逐出朝廷,作了崔县令之客人。投沙一句亦是用典,汉文帝时年轻的贾谊才学卓著,曾受到文帝赏识和重用,破格地拔擢为卿大夫。因而受到保守的老官僚的反对和忌恨,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赴长沙,于汨罗凭吊屈原,作吊屈原赋。李白用此典比况自己有贾谊之才,同贾谊之遭遇,亦欲作吊屈原之人。这两句诗用典,含蓄地把自己才智、爱国感情、不平的遭遇托出来反映贤才遭忌是历史与现实的共有的社会现象,不仅深化诗意,同时又是自慰。“应念”一词统摄结尾两句,希望崔县令应该想到自己这位失意之人,言外之意希望崔县令了解自己,不要忘掉自己援引自己。同时自己已把崔县令引为知己,衷心爱戴,不忍分别。总之表现出他们之间情谊深厚。照应第一首开端两句,以“吾爱崔秋浦”开其端,把读者带入感情热潮之中;以崔秋浦永怀自己而结尾,把读者推到感情的高潮和顶端,并永恒地保持下去。
这三首诗是作者精心构思和结构的组诗,表达一个共同的主题,但各有不同的描写重点。由于描写重点不同,而采取的表现方法也各异,从一个侧面反映共同主题。三首诗把歌颂陶令、热爱崔令,抒写理想熔铸为一炉,从而暗示出在盛唐社会中,产生贤者被弃,贤者弃世的悲剧,预示社会发展将逆转。三首诗中心写崔令,表现崔令志向、节操、治绩,虚实并举,写实与写虚交互为用,人物形象丰满,精神高尚。一位陶令式的崔秋浦,形神俱美,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在崔秋浦的形神描写中寄托李白的浪漫主义理想和精神,赞美崔秋浦,安慰自己,缓解了被损伤心灵的苦痛。
李白《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文章开头借用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传诵。
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在创作上颇具个性。他在漫游荆州时,听说荆州长史韩朝宗喜欢推荐有才之士,便写了这封求荐的信。对于古人而言,尽管这样做也是正常的,但也总是有求于别人的事情。文气大体上总是以谦抑为好,就是说自己的优点,也应含蓄一点。然而李白这篇求荐书,却完全将自己放在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上,毫无掩饰地讲述自己的才华。把一篇求荐文章,写得文气纵横恣肆,气概凌云。这同样反映了李白纯真无邪的诗人气质,决不因求人而有半点委琐的私意、屈懦的鄙态。这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才华足以用世,而其用世之志,则在于忠义奋发、以报君国。故求韩荐己,同样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而想象韩如能荐己,同样是出于这一片公心。两片公心的相识,两位贤士的相与,这中间自然不必要有任何世俗的表现。这样,就将这封信写得极其光明磊落,内心无私,文风自然就能尽情地抒发。为此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原本是世俗交际的文字,却犹如他的诗一样,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这里面所具有的,正是“天生我才必有用”那样的自信。
《与韩荆州书》在写作艺术方面的特点是顿挫跌宕,起伏照应。由古及今,以古人喻韩朝宗达三四次之多。渐次道来,而意在言外,发人深思。一些佳句流传至今,如“龙蟠凤逸”、“颖脱而出”、“扬眉吐气”等。典故使用也恰当得体,起到了激发韩朝宗的作用。
赵孝成王六年(前260年),秦于长平大败赵军,秦将白起坑杀赵卒四十余万,诸侯震惊。前258年,为了达到称帝的目的,扩张疆土,秦军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魏安釐王得到这个消息后急忙派大将晋鄙火速驰援赵国。秦昭襄王得知魏出兵救赵,写信恐吓魏王,扬言谁救赵先攻击谁。魏王收信后救赵决心发生动摇,命令晋鄙留兵于邺(河北滋县南;另一说是汤阴)。既摆出救赵的姿态,又不敢贸然采取行动。他还派魏将辛垣衍秘密潜入邯郸,想通过赵相平原君赵胜说服赵孝成王一起尊秦为帝,以屈辱换和平,以解邯郸燃眉之急。平原君在内忧外患灾祸频仍的情况下,心急如焚,束手无策,形势岌岌可危。鲁仲连主动去见新垣衍,用具体的事例作比,生动形象而又透辟地阐明了抽象的道理,指陈帝秦的弊害,终於让“使事有职”不愿会见鲁仲连的新垣衍拜服,不敢复言帝秦。而“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
鲁仲连,又名鲁仲连子,鲁连子,鲁仲子和鲁连,是战国末年齐国稷下学派后期代表人物,著名的平民思想家、辩论家和卓越的社会活动家。鲁仲连的生卒年月不见史籍,据钱穆先生推算是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45年。鲁仲连的籍贯亦不可考,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仅记为“齐人”。据后人考证,鲁仲连是今天聊城市茌平县王老乡望鲁店人。他“好奇伟倜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胸罗奇想,志节不凡,他为人排除患难、解决纷乱而一无所取。游于赵国,适秦师围赵,鲁仲连义不帝秦,面折辩者。邯郸解围,平原君欲封鲁仲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以千金为鲁仲连寿,鲁仲连笑而谢之。他飘然远举、不受羁絏、放浪形骸的性格,为后世所传诵。
周昙《全唐诗·春秋战国门·鲁仲连》:“昔迸烧牛发战机,夜奔惊火走燕师。今来跃马怀骄惰,十万如无一撮时。”
这是一首士兵们抱怨司马将军的诗歌。全诗三章,皆以质问的语气直抒内心的怨恨,风格上充分体现了武士心直口快、敢怒敢言的性格特征。没有温柔含蓄的比或兴,诗一开头便大呼“祈父!”继而厉声质问道:“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意思是说:“为什么使我置身于险忧之境,害得我背井离乡,饱受征战之苦?”第二章与此同调,重复了这种不满情绪,但复沓中武士的愤怒情绪似乎在一步步增加,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且自古兵政,亦无有以禁卫戍边者”(方玉润《诗经原始》)。武士说:“可你这司马,却为何不按规定行事,派我到忧苦危险的前线作战呢?”作为军人,本不该畏惧退缩。在国难当头之际,当饮马边陲,枕戈待旦。“可你这司马太糊涂了,就像耳朵聋了听不到士兵的呼声,不能体察我还有失去奉养的高堂老母。”在第三章里,武士简直要出离愤怒了,其质问变为对司马不能体察下情的斥责,同时也道出了自己怨恨的原因和他不能毅然从征的苦衷。
有注家对最后一句解为哭灵堂,摆祭品,亦通。因为久役在外,不能回家,到最后也不能见母亲一面,当然只能看见母亲的灵前摆满熟食祭品了。这样理解使诗歌更有感染力。
对于温柔敦厚的诗国传统来说,这首诗似乎有过分激烈、直露的嫌疑,但直抒胸臆,快人快语,亦不失为有特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