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柳戏题》一诗，是柳宗元现存诗歌中别具一格的作品。之所以说其“别具一格”，是因为柳宗元这位对待写作从来都比较严肃的诗人，在此诗中，却一改自己平时的风格，紧紧扣住诗题中的“戏”字，将一个严肃的主题，用嬉戏的笔调表现出来。
首先可见到首联两句，先交代了人物、事件和地点，仔细想来，种柳劳动也含蓄地暗示了其时间自然在春季。其中所提到的柳江，即西江的支流，流经柳州，此乃地点所在也。另外在语言上，诗歌一开始，柳宗元有意运用似乎有点“绕口”的句式，两句十个字，居然嵌入了四个“柳”字，既照应了诗题中的“戏题”二字，又使读者感到极度新颖，极度别致，自然而然地调动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使人感到妙不可言。
而颔联针对上联所写发了一番感慨，先想像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会成为人们谈笑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变成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绝不是作者的自夸，实际上，作者心里非常明白，在他所处的时代里，作为地方上的最高长官，能亲自参加公益劳动的“一方诸侯”实在少之又少，因而有这样的自信。
前两联柳宗元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展开描写，使诗题中的“戏”字落到了实处。后半段的戏笔的成分似乎已大为减少。在此两句中，诗人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提出自己美好的希冀：硕大的树冠应当能遮蔽住骄阳覆盖着大地，高耸的树干一定能长大成材高人云天，坚信自己今天的举动将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这便自然而然地引出后面画龙点睛的议论。
而尾联中，诗歌运用了“思人树”这一典故。并以议论的口吻，表达了诗人努力造福于民的强烈愿望，感情真挚，让人不禁感同身受。
不过，虽然作者力图使这首诗基调轻松、语言幽默，但由于诗人的经历、秉性以及所表达的主题的需要，事实上，诗歌是越写越严肃，越写越接近自己的一贯风格的。
纵观全诗，诗篇先在题目用“戏”笔写出重大严肃的主题，收到既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愿而又避免了空话大话，避免了自吹自擂的奇特效果，这样来写，首先为诗歌的风格定下了一个基调。然后，除了头一联是叙述事情，是实写外，其他各联，或为推测，或为希望，或为议论，总之都是虚写。这种诗歌结构，不太像唐诗，更接近于宋诗的风格。由此可知作者并不想把种柳劳动当作诗歌的中心来写，而是通过种柳这件事，借端说理，表达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留惠于民的做官准则。这思想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也许直到现在仍然有其不朽的借鉴意义。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此诗包含着风趣和幽默，但又不失丰富思想感情，细细读之，着实让人回味无穷。
《诗经·周颂》所载《大武》乐章歌诗六首，它们反映的是周朝初年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在叙事上具有纪实性和连续性。六首都有相应的歌舞形态，其首尾系序幕和谢幕，主体部分是中间四段。
《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周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周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
《大武》六成对应六诗，据《毛诗序》“《武》，奏《大武》也”、“《酌》，告成《大武》也”的说明及《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记楚王之言“武王克商，……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则可确定四篇，另两篇，王国维认为其中一篇即此篇《般》，他并且认为它当是《大武》六成的歌诗，说：“《酌》《桓》《赉》《般》四篇，次在《颂》末，又皆取诗之义以名篇，前三篇既为《武》（指《大武》乐舞，非《周颂》中之《武》篇）诗，则后一篇亦宜然，……至其次第，则《毛诗》与楚乐歌不同，楚以《赉》为第三，《桓》为第六，毛则六篇分居三处，其次则《夙夜》（王氏认为即《昊天有成命》）第一，《武》第二，《酌》第三，《桓》第四，《赉》第五，《般》第六，此殆古之次第，……与《乐记》所纪舞次相合。……《般》云：‘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则与‘六成复缀以崇’（《乐记》中语）之事相合，是毛诗次第与《乐记》同，恐是周初旧第，胜楚乐歌之次第（《左传》所引《大武》之次第）远矣。”（《周大武乐章考》）但高亨认为王氏之见过于相信毛诗篇次，他确定《般》是《大武》四成的歌诗，指出从诗中所述，表明“周朝广大的疆土，有小山大山，有小河大河，普天之下包括当时的边疆，都遵奉周朝的命令，很明显是中国统一的景象，是征服南国后的景象”，既然“诗的内容和《大武》舞第四场所象征的故事如此相符合，那末《般》篇是《大武》舞第四场所唱，是《大武》诗的第四章，也是很明显的”（《周代大武乐考释》）。
《大武》四成的舞蹈是表现周公东征平乱、至于江南的事迹的。作为《大武》四成的歌诗，《周颂·般》和《周颂·武》一样，是四言七句，语言虽然非常简练，但是用了“高”“乔”“敷”“裒”等表示空间之大的字眼，用了最能体现空间感的山峰河流来实化这种象征、隐喻周室伟大的空间之大，便具有一种雄浑的气魄，体现了圣王天下一统的恢宏之势。
起首一句“於皇时周”，就是在赞叹周朝。因为周代既是第一个以“华夏”自称的朝代，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又是孔子所终身向往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礼乐之邦的完美典范，因而，后世在读到和用到这些含有“周”字的古文时，就可以直接将周王朝代入为是属于中华民族共有的国度风范。
“陟其高山”，登上了高山。巡视四海，自然要登山临水，祭拜天地。置身高岗，看到的是“嶞山乔岳，允犹翕河”。这两句形容的场景是：俯瞰群山，仰望岳峰，眺望百川，汇于一脉，俯仰天地之间，山河尽收眼底。这是属于王者的格局，这是巡视河岳的眼界，这是颂诗吐纳的气势。
正因为有了这俯仰之间气势如虹的胸襟与豪情，所以才有最后的升华之句：“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这是在说明天下的归心与时局的顺遂，也是说国家的天时地利人和。
因此，《周颂·般》作为《周颂》诗里的最后一篇，虽短小精悍，却气韵冲天，势比山海。
这是一首有寄托的咏物诗，通过吟咏那“老尽力”的病马，来表现自己晚年那种落魄的心态。
首联是说自己和这匹马共渡患难相处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
颔联是承接首联两句，在句法上一句变作三折，具体描写马现在的状态：老了且病了。但是，在艰苦路途上，依旧还在为诗人卖力；在当岁晚天寒的时候，况且又生病，不能不让人为它伤心。老尽力，用《韩诗外传》典故。
颈联两句用先抑后扬的手法，抒发对病马的浓浓深情。
尾联说：马之为物虽然低微，可是对人的情分却是十分深厚，使诗人禁不住为它感动、沉吟起来。“沉吟”二字，写出诗人感慨非常深，有一种人不如马的感叹。
杜甫既受到统治者的弃斥，同时又很少得到人们的关怀和同情，这也是他为什么往往把犬马——特别是马看成知己朋友并感到它们所给予他的温暖的一个客观原因。读者能够从中看到作者自身的影子。申涵光说：“杜公每遇废弃之物，便说得性情相关，如病马、除架是也。”其所以如此，是和他自己便是一个“废弃之物”的身世密切相关的。
杜甫在这首诗里，感情是多么深沉！他抒写了对病马的怜爱，又运用“以彼物比此物”的手法，表达了对病马同病相怜的感慨，令人如见到一个“漂泊西南天地间”的老诗人的艰难蹭蹬的憔悴形象，出现于字里行间。清代仇兆鳌注释这首诗，说它反映了杜甫的“爱物之心”，其实并不止于爱物，而是借马以自况。诗中的“驯良”、“长吟”显然别有寄托，全诗以四十字抒写了辛劳、遭遇、怨怼、不平、感悟的几层意思，归结到自己叹老嗟卑，风尘仆仆，辗转征途，与老马的结局是没有两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