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上片写金陵的地理形势。开首即以赞美的口吻称之“佳丽地”。“南朝盛事”，点出南京古来即有盛名，扣题。起二句为总括。“南朝”，指从公元420年刘裕代晋到580年陈亡，建都建康（金陵）的宋、齐、梁、陈等朝代。以“谁记”提起，加以强调：“南朝盛事”已随流水逝去，人们早已将它遗忘了。
“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可是，金陵的山川形胜却依然如故。这两句主要写山，水为陪衬，描绘出金陵独特的地理形势一群山环抱，耸起的山峰，隔江对峙；且以美人头上的“髻鬟”形容山峦，以“清字形容江水，不仅形象，而且显示出金陵山清水秀的美好景色。如今，旧时王朝的都城，却“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当年“豪华竞逐”的金陵，而如今却是座“孤城”，潮水的拍击声正反衬出环境的寂静冷漠，天际的风帆给人一种空旷落寞之感。词人通过景物描绘，极力渲染这些历史遗迹的冷落，正在被遗忘，与上文“谁记”相应，抒发了深沉的怀古之情。
词作中片写金陵的古迹。开首以景出，“断崖树，犹倒倚”，着一“犹”宇，强调景色依然，使眼前实景，带上历史色彩，下面又追加一句“莫愁艇子曾系”。这里化用了古乐府《莫愁乐》：“莫愁在何处？住在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点出古迹。接下继续写景，“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郁苍苍”，谓云雾很浓，望去一片苍青色，埋没了半边城的营垒。结尾二句点明时间是“夜深”，地点在“赏心亭”，即夜深时分，词人仍站在赏心亭上，观览莫愁湖和秦淮河的景色，不禁发出景物依然而人事已非的喟叹。这两句起到束上启下的作用，即上面所描绘的景色，皆是由此观览到的，又引出下片怀古的感慨。
词作下片，写眼前景物。“酒旗戏鼓甚处市”，这是词人眼前见到的景色：酒楼、戏馆，一派热闹景色，不禁发出“甚处市”问语，这是何处的繁华市面呢？前面两片所写多是景物依旧，而人事已非，这里则写连景物也变了。当然，酒楼、戏馆并非纯自然景色，而是包含人事在内的。这情况引起词人的猜想。“想依稀、王谢邻里。”是说这些酒楼戏馆所在地，仿佛是当年王、谢两家比邻而居的乌衣巷，也就是说，贵族住的乌衣巷如今换了主人。至此，词人不禁产生人世沧桑之感，于是结尾发出“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的兴亡慨叹。燕子是不知人事变迁的，依然飞进往年栖息过的高门大宅，而今已成为寻常百姓家的房舍。然而词人看到夕阳余晖中成对的燕子，却认为它们有知，且正在议论兴亡大事！这当然是词人内心的兴亡之感赋予了燕子而已。这片从眼前景物引起对金陵古都朝代更替的无限兴亡之感，从而表达出咏史的题意。
本篇为咏金陵旧迹，感慨历史兴亡的名作。上片总写金陵形胜，境界旷远，雄壮中蕴含落寞。“寂寞”二字透出历史变迁，人亡物移，故国繁荣与孤城幽寂的荒凉。中片糅合当地传说，扣紧金陵景观抒发物是人非之感，“断崖”“旧踪”“雾沉”等为景物涂上了一种苍茫的色调。下片以何处寻得当年“酒旗戏鼓”的繁华街市的感叹发端，侧重写“王谢邻里”的豪门旧迹难以寻觅，只可依稀辨识，抒发人世沧桑之思。燕子相对说兴亡于斜阳之中，意象极巧，感伤殊深。全词强化了景物描写的清峭、冷寂而又悲壮、苍凉之情韵，境界开阔，内蕴深远。
宋代以来，曾经先后出现了一些怀古名篇：从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到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以至周邦彦这首《西河·佳丽地》；从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到姜夔的《扬州慢》，可以说各有千秋，难分轩轾。这些作品，有的是以突兀见长，有的是以绵密取胜；介于突兀和绵密之间的是这首《西河》。它从时间上说是断续交织，从空间上来说，是疏密相间。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上片，只是泼墨画似的写了“江山如画”，下片集中写了周瑜，一气贯注，如同骏马驻坡，纯属粗线条的勾勒。姜夔的《扬州慢》，侧重于主观感受的深微描绘。笔墨之间，隐约可以听到凄清的号角声和感受到随着号角声传来的寒意而伴着寒意的角声，偏又是在一个兵荒马乱后的萧条古城中吹彻。这些都说明作者牢牢扣紧了寓有深意的景物，进行密密层层的渲染。至于周邦彦的这首词，似乎介于泼墨写意与工笔细描之间。如：词的上片以疏为主。词人放眼江山，对作为“佳丽地”的“故国”金陵做了一个全面的鸟瞰，描绘了江上有山峰夹峙和江心有怒涛汹涌的雄伟形势。第二部分以密为主。在上片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勾勒：从前面围绕“故国”的山峰，引出了后面的“断崖树”，以至想象中的“莫愁艇子”；从前面的“清江”，引出后面的“淮水”；再从前面的“孤城”，引出后面的雾中“半垒”和月下“女墙”。这就好比电影镜头，缓缓而来的不再是远景全景，而是中景和近景了。下片，画面突出的是特写镜头：一帧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燕子呢喃图。小小飞禽的对话，可以说刻画入微，密而又密。“相对”，可能指燕子与燕子相对，也可能指诗人与燕子相对，完全可以听凭读者用想象来补充。尽管它们的呢喃本无深意，然而在诗人听来看来，却为它们的“不知何世”而倍增兴亡之感。“疏”利于“写大景”（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写出高情远意；“密”利于画龙点晴，写出“小景”，写出事物的不同于一般的特征。杰出的怀古词一般都是能做到“大”“小”结合、“疏”“密”相兼的，这首《西河》更为突出。总体来说，周邦彦这首怀古词，艺术技巧极其精湛，比起他的大量送别、怀人之作，的确别具一格；特别是寓悲壮情怀于空旷境界之中，并使壮美和优美相结合，确是怀古词中一篇别具匠心的佳作。
此外，周邦彦的《西河》与其他怀古之作不同的是，并不正面触及巨大的历史事变，不着丝毫议论，而只是通过有韵味的情景铺写，形象地抒发作者的沧桑之感，使人触景生情，见微知著。怀古之作，总要描写标志着沧桑之变的景物，王安石的怀古是从当前的“千里澄江”和“彩舟云淡”——故国的风景宜人，过渡到昔日的“豪华竞逐”。苏轼的怀古则从眼底的“大江东去”，写到古代有关三国赤壁战时的“多少豪杰”，再联想到当前自己的壮志成虚，年华已逝。但这些都不像周邦彦词通篇写景，以景物描绘的逶迤曲折为线索，从头到尾把一切情语完全熔铸于景语之中。
《杨白花》这首诗是柳宗元在永州后期写的一首乐府旧题诗。许顗《彦周诗话》说：“子厚乐府杨白花，言婉而情深，古今绝唱也。”有人说这诗是作者自况，也有人说是作者读书咏史，不是自况。但不管是什么，读者从诗中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情”去探讨，就可以知道了。
作者在诗中第一句就直描杨白花被风吹走了，吹到江南去了，风吹走的不仅仅杨花，吹走的更是宫中的春光。人去楼空，即使是春的季节，却已无春意，因为整个宫里的树木都已凋落了，没有一点春色。作者用极简洁直白的语言抒写在大好时光里却感受不到春意的遗憾之情。这就像宫廷大贬有用之才后，朝廷已无栋梁之才，就没有了勃勃生机，就不能振兴中唐业已颓败的形势。作者在诗的前两句中直呼直叙，使得全诗蒙上悲愤怨恨的情绪色彩，读者读罢无不为之心中震撼，为之动容，为之流泪。
这首诗，是作者站在朝廷的角度，从朝廷的立场来写的，所以这首诗应写于柳宗元在永州的后期。因为在永的后期，作者的思想已发生了变化，回乡无望，他作好了在永长期呆下去的思想准备，因而也改变了他刚到永州时仅对个人命运的悲叹，从更广阔的角度，认为朝廷大贬有识之士，也是朝廷的悲剧。宫中凋零，而江南却是柳色青青，白絮翻飞，春光融融。但是江南春色却没有人赏识，那春光就毫无意义。大贬有用之材，对朝廷，对人才个体都是重大损失。
最后一句，作者更是借用诗题的源头，来诉说悲愤之情。通宵达旦歌之的是“悲绝的哀歌”，哀什么，悲什么呢？托“白花”抒哀怨之情者，古已有之，比如《诗经·小雅·白华》就是借菅、茅白花起兴，抒发了一个被遗弃了的女子对情人朝思暮想的哀怨。然而，这首诗决不是男女之间的相思离别情。柳宗元主张的是“文以载道”，他的诗文作品无不是饱含他个人的政治理想、治国主张和他失败之后的悲愤之情。只不过这首诗，作者所站的角度不一样，他从另一个角度借用想象，抒发自己被贬的情感。纵观柳的诗文，他写男女悲欢之情的作品是没有的。他是一个有救国复兴主张的人，这首诗的悲哀是人才的悲哀，作者是从朝廷的角度，来抒写对人才的呼唤，抒写对朝廷滥贬人才的悲愤之情，抒写的是作者对朝廷怨而不恨，悲而不怒的复杂情感。这首诗字字句句都包含了悲愤、哀婉之情，没有切肤之痛，是不可能写得出的。
这篇文章叙写作者听到雨打芭蕉叶时的精致细腻的感官品味，先听而后思，并连续运用象声叠词和排比博喻句式，将原本单调乏味的声音表达得顿挫扬抑，生动流畅。文章拟物模情，形象细腻；虚实相映，意蕴独特。
从文章中很容易发现它以文字而造就的种种音乐效果，也可以透过全篇文字把握到被作者用心描绘的雨中芭蕉的典雅气质。然而，这篇两百字不到的小品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还是它那超越表层描述的哲学思考。
这是很让人迷惑不解的，像沈周这样一位对于事物的形体、色彩有敏锐感受的画家，何以面对葱绿的芭蕉，不是着意用他的眼，却是用他的耳去“听”这生命成长的节奏。而当他静心倾听那雨打芭蕉的渐沥声时，他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蕉叶上晶莹的水珠，而是形而上的抽象命题：芭蕉承雨有声，其声假之于雨；雨不集，蕉不虚，声无从起，因而声乃蕉雨相合之结果：蕉静雨动，动静相配以起声，等等。如果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特性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可以很快悟到这实际上是中国绘画重神似甚于重形似的基本理论在沈周身上的一种曲折的反映：或许可以进一步说，正因为沈周是一位一流的中国画家，而不是普通的画匠，所以他面对熟悉的绘画对象——芭蕉，才不会古板地专注于它的形，而着眼于它的神，把雨打芭蕉的动人场景当作一个哲学问题来思考。
但《听蕉记》，终究不是一篇高深的哲学论文，而是一曲富有思辩色彩的乐章。这乐章的形式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尤为明显。当作者用“匝匝㴙㴙、剥剥滂滂、索索淅淅、床床浪浪”四串叠用象声词来表现雨点或快或慢、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地打在芭蕉叶上时，无疑可以感到一阵新鲜感。作为一位喜欢与僧侣交朋友而又生活于姑苏水乡的画家，沈周把这种声音同时比喻为如僧人在佛堂内同声诵经与如晚归的渔舟敲响梆榔，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但透过这种象声词的娴熟运用与生活化比喻的巧妙设置，也感到一点钱钟书先生所谓的“通感”在沈周身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沈氏之所以对于声音的感受如此细致，或许与他对于形体与色彩的敏锐感觉颇有关联，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