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二十句，可分三段。
前八句为第一段，写棕之枯。
首二句直入“棕榈”以应题，并用“蜀门”加以限定。棕榈树生于秦岭以南，蜀地自然多见。此诗既慨蜀中百姓之不堪繁赋，因托当地多见而平凡之树种来作载体，又能以“割剥”相贯，使二者形、意吻合。表里如一，主旨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空间。如任取一物加以咏叹，便不能使作品产生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四两句紧扣题中“枯”字，用抑笔，言棕皮因割剥得太厉害，纵然这树很多且十有八九长得高大，也难逃厄运，会很快枯萎的。在结构上，此处用“众”呼应前文“多”，又以“虽”、“易”二字形成逆笔转折，造成开合之势，宕出下文，由叙述转为描绘，进一步刻划其“枯”：“徒布”二句用宽笔，言棕榈本来其叶如云，如松柏经霜雪而不稍减其青翠之色；“交横”二句用紧笔，言其枉自具备了耐寒的品质，终因斧斤交集，先于蒲柳凋零了。此处用不耐寒冷、至秋即衰的蒲柳作反衬，用笔一松一紧，将棕榈惨遭割剥的不幸作了立体的描画，构成丰厚的意象，使主题能植根于其中并得以深化。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述棕枯之由。
“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二句承前启后，为全诗过脉。前已言棕被“割剥甚”，先于“蒲柳”而凋零，至此顺势一接，道出其所以出现如此反常情况，是因“军”兴而物“乏”之故——战乱频仍，军中自然匮乏，故凡有可用之物，皆被搜刮以充军实，棕皮当然不能幸免。这两句又是诗眼。句中一“伤”一“苦”，构成全诗的情绪基调，与题中“枯”字暗扣：棕若不“枯”，何以令诗人既“伤”且“苦”？二字将诗人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与衰败的国运的深深忧虑全盘托出。而一“尽”字，又是全篇立意的关键：棕因“尽”剥而枯，民因“尽取”而不欲活，这正是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嗟尔”以下由“物”过渡到“人”。既然“官”已“尽取”一切有用之物，蜀中百姓已没有什么剩下的了，就与那因割剥过度而枯死的橡榈树命运相同，这是多么的令人吁嗟、叹息。此处继“伤”，“苦”之后，又连出“嗟”、“叹”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之辞，将诗人一腔忧国忧民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接着“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两句，一笔双关，既写人，又写树，意谓：无论是树是人，死去的也就罢了，那么活着的又靠什么来保住自己的性命呢？断绝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死者的今天不正是生者的明天么！诗至此立意又深一层，不仅哀伤死去的，更是担忧活着的。从诗人奏响的情感音符中感受到了他那颗赤子之心的搏动。就章法言，此处由人而及于树，又提起了未段。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是感慨之辞。
《诗经·秦风·终南》有“交交黄鸟，止于棘”之句，起兴之语。此处“啾嗽黄雀”与之异曲同工，为见景生情，进行气氛渲染与情绪烘托。黄雀呜叫，其声“啾啾”，好不凄惨。这与《兵车行》结末“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嗽啾”实为同一种意境，所异者一写战场，一写后方，可见偌大中国，已无安宁之地。“寒蓬”句，言枯棕经黄雀一啄，棕毛纷飞，如蓬草般随风飘散，景象亦不可谓不凄凉。两句同为场景描写。
结尾两句由此而生无限感慨：“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既写树，又言人，仍是一语双关——被“摧残”者，何止于棕榈树，而“形影干”，也是对被榨干血汗与骨髓的劳动者的真实写照。“形影干”与前文“割剥甚”首尾照应，扣“枯”字，是点题之笔；一“念”字，寄托着诗人对惨遭“割剥”的树与入的无限同情；“摧残”之辞，又表达出诗人对官府横征暴敛行径的无比激愤。然而，诗人一介书生，阻止不了这场悲剧的上演。结局只能是“没藜莠”——树枯而人亡，一同埋没于荒草丛中l此处与前文“如云叶”、“青青岁寒后”构成形象与色彩的强烈反差，从而使全篇主旨得以凸现：蜀地棕榈树本是干拔而叶茂，其色青青，终因过度割剥而形销影灭，埋没荒草；蜀中百姓本是丰衣足食，太平安康，终因战乱军兴而惨遭掠夺，生计断绝，竟然会因冻馁而死。正如王嗣爽所说：“因军而剥棕，既悲棕之枯；因枯棕而念剥民同之，因悲民之困。”（《杜臆》）
这首诗托物而寓意，主旨直露，是杜甫咏物篇什中现实性很强的佳作，从一个方面表现了诗人同情人民、关心民瘼的博大情怀。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则以比为主，借树言人，使全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形象化，从而增加了诗的艺术感染力。又在比兴中兼用赋法，时而直陈其事，摒弃了一般咏物诗的含蓄，这既是抒发强烈感情的需要，又得“为民请命”之旨，使诗歌增强了针砭现实的意义。此外，在章法结构上，注重了前、中、后的关联与照应，又多用双关，使出入转化更显自然而不露痕迹，足见诗人驾驭是体的非凡工力。
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夜宴谣》，可想而知，是写唐时那种“醉酒歌舞”的夜生活的。王国安先生在《温飞卿诗集》前言里介绍说：
“一般说来，温庭筠的诗好用浓艳的词藻，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存在比较浓厚的形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他的乐府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一段话，在黄子云的《野鸿诗的》中也曾说过：
“飞卿古诗与义山近体相埒，题既无谓，诗亦荒谬；若不论义理而只取姿态，则可矣。”
这样的论点，早成了正统的共识。许多评论者大都是把温庭筠当作一个唯美派的形式主义者，而认为他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不健康的，有的甚至说成是淫秽腐朽的。王安国先生接着说：
“本来在中唐时期，由于白居易的倡导，诗人们‘缘事而发’，竞相创作新乐府，指摘时弊，反映现实，这种良好的风气，在晚唐作家中并未消失。但是温庭筠的乐府诗，反映社会现实较少，而刻意追求的是形式的华美，描摹的是醉酒歌舞的奢靡生活，充满了珠光宝气、脂粉香泽。他的一部分五七律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这种浮艳轻靡的诗风，是和他长期出入歌场舞榭的放荡生活分不开的。”
很明显，在王国安先生看来，从新乐府来说，是晚唐不及中唐，而温庭筠又是晚唐中之最不济事者。
其实，这恐怕是误解，或者竟是偏见。艺术上的繁复，是成熟的表现；不能以直白粗放为进步，而以艳丽多姿为堕落。单瓣的原菊，当朴素的黄星洒满山峦的时候，也许是秋色宜人的，论野趣可；然于“花”，终少了几许姿色。如果把这满山的黄花，尽换作后人在原菊的基础上用心血和智慧培育出来的、成百上千的名菊，如“主帅红旗”、“西施洗发”、“黄海秋月”、“碧水长天”，还有什么“绿牡丹”、“碧玉簪”等等，等等（仅此名目，就足令人心醉），则那整个大自然都将是充溢着美的发现，使人每见一枝，都大为惊叹，留连忘返，则是比单一的黄花，一目了然，有着更多的情趣和风韵。诗，和所有的艺术一样，也应当如此。就以王先生夸许的白居易的著名的新乐府而论，“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刻画一位烧炭老人，形象当然是鲜明的，诗人的“苦宫市”之情也是明白的。然而，对于统治阶级的揭露，实事求是地说，绝像是一篇新闻报导，毕竟不耐读。原因就在于欠了点韵味和深度。这也难怪，因为正如他自己说的：“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而已。他原本就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他只能如此。当然，作为一种写法，原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把它抬得太高，以为只此才是好诗，就未免有点以偏概全，不知“百花齐放”为何物了。毛泽东在总结了唐宋诗的规律以后，指出来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可见用形象思维的诗人，也不能就说比散文化的诗人为低。聪明的说法是：都是时代的花朵，各有各的时代赋予他们的特色。
温庭筠这位艺术家的特色，也就是他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诗词，几乎是很少用散文式的语言的，绝少直抒胸臆。他只习惯于用形象说话。他的诗艺高超之处，可以这样说，他仿佛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懂得了迟至今日才在电影美学里为电影大师们所掌握的蒙太奇。他只是在逻辑思维的“经”上，去突出作为“纬”而显现的形象，让织出的艳丽的花纹把经掩盖起来，让这些看似跳跃性很大、甚至不大相关的景象，通过它们的分切组合，而显示出作品的意蕴。这种手法即令当初在电影里，也曾经使人大惊小怪的，更何况他早在一千多年前的诗里就出现了。所以说他是形式主义的，虽不合乎事实，但也就是可以谅解的了。就以王先生认为“描摹的是醉酒歌舞的奢靡生活”的这首《夜宴谣》为例，读着它，让人仿佛感到在这丑恶的现实之中，有一颗能于别人的笑闹中见到泪光的伟大的心，正在因别人的痛苦而颤栗。当然，这是要读者自己去体会，而不是他直接告诉读者的。可见批评，固在衡人，其实也是在称量自己。不能从华丽的外饰下区分出善良和丑恶、伟大和猥琐，而一概认为华丽即放荡，这样草率地断言别人为形式主义，恰好证明这个批评本身，倒真是形式主义的了。
《夜宴谣》不仅形式华美，思想内容也是深刻的。只是它不像《卖炭翁》那样，将要表达的思想明摆在了外面，而就是要人从他的形式后面去细心地探求。这大约是时代到了晚唐，走向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那种能容纳“补时阙”的胆略，也随之逐渐地衰落了之故。是以这才产生了“温李”这样华丽而隐晦的作品。学者们既在政治和经济上划分出中唐和晚唐，却要求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家风格一致，这本身就已违反了历史的逻辑。其实晚唐的诗，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此诗一开头：“长钗坠发双蜻蜓，碧尽山斜开画屏。”它确实不如“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那样好懂。既然题目写的是“夜宴”，那当然，这儿写的“长钗”指的就是侍姬、歌妓、舞女。当满堂都是“虬须公子五侯客”时，特别是下面点明了这是天子的私宴时，则这些歌舞妓也就绝对不止一个。所以可以把这一句理解为这是一队队这样长钗、坠发，打扮得十分妖艳的绝色女子。能蓄有这样多的技艺高超的绝色妖姬之宫庭，其富贵自是不待言的了。所以胡仔说他善于写“富贵佳致”。这不是主观的代诗人设想，而是内在逻辑的必然联系。是以诗人在此只点到为止；这正是他的笔墨经济之处。如果根据诗人特地圈定的这些景物，把它们串联起来，这就像是电影镜头，一开始从一队队歌舞妓摇了过去，接着，镜头摇到了碧山，只见奇峰叠翠，飞瀑流湍。从脂粉的细腻，一下推到了丛山峻岭的雄奇。读者或许会奇怪：此处哪来如此峻美的山林幽谷？碧山尽了，原来是此处的偌大的画屏。画屏移开，这才出现了酒宴的情景。至此，读者不能不惊喜作者的艺术手法之新奇。在一开头的这一联里，居然悬念丛生，一波三折，遥遥写来，非常引人入胜。没有新奇感，那是谈不上艺术的。何况他这儿的新奇，原不是为了猎奇而节外生枝。它原本就是这儿的典型环境，只不过在介绍时，作了点波折，遂显得别致而已。
第二联：“虬须公子五侯客，一饮千钟如建瓴。”诗人采用了避实就虚，虚实结合的写法。前来赴宴的客人是要点明的，所以“虬须公子五侯客”，毫不含糊。因为不点明就不知他们身份的高贵。其实这宫廷的宴会，只不过是意在指出这就是上层社会的缩影。但他用一“客”字，又躲闪了开去。虬须，当是爱将；公子，是贵裔；而五侯，是借东汉的典故，借指专权的宦官。晚唐之季，宦官之祸到了无比严重的地步。《旧唐书·宦官传序》说：“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畜；蕃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所以温庭筠这样写，绝不会是无所指的。但他用“客”字推了开去，不露君臣的痕迹，以免刺激。但用主客以写君臣，这实际又是最大的刺激。虚虚实实，真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至于客有多少，酒宴如何丰盛，主客们又是如何放浪形骸之外，这在诗里都不好写，于是他采取实物变形的手法，仅用了一句“一饮千钟如建瓴”以尽之。钟，是圆形的大肚壶。“一饮千钟”，正如“白发三千丈”一样，虽实犹虚。因为既可以指他们豪兴方长，饮的酒多，一气可吞下千钟之酒。但也可以是指宾客之众，济济一堂，大家举起杯子时，那数不清的杯子，简直需千钟才斟得满。这儿的虚比实有更大的容量。既然一饮千钟，那倒酒之势，是会像雨从高高的屋脊倾泻而下那样的。这恰似现代电影中的主观镜头，他把倾下的千钟之酒，非常形象地化成了飞流直下的瀑布。则这表象虽虚，却又非常的质实。诗中深刻地写出了奢侈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它所揭露的，将比任何叙述的语言都更为丰富得多的。
看来“虬须公子五侯客”并非是诗人所属意的主人，是以于他们只是虚晃一枪，接着就用非常细腻的笔触，写下了歌姬舞妓的姿容：“鸾咽奼唱圆无节，眉敛湘烟袖回雪。”鸾凤和鸣，古时用来形容声音的美妙。奼，是美女。唐时眉饰有一种含烟眉。着一“湘”字，使人想到了屈原的“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的神态。美音和咽联系在一起，美容和愁联系在一起，使美而生愁，正如人们见着了西子捧心，那是非常容易动人恻隐的心弦。这一联，艺术效果是非常强烈的。当然，如果和白居易的新乐府《胡旋女》“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比起来，那以秾丽著称的温八叉，确实不及香山居士之风流酣畅。当她“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时，他这里的舞者和欣赏舞者，在感情上是很融洽的。虽然白居易意在“数唱此歌悟明主”，但对那可怜旋转得“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的舞女，诗人只是欣赏，却全无半点怜悯与同情。他的眼睛是向上看的。他的“指摘时弊”只不过是如鲁迅先生说的，意在招呼他的主子不要把袍子烧了而已。温庭筠这样的诗，看来他反映现实是较少的。他不是新闻报导，是以他看到的不是舞女们的“斗妙争能”，不是“曲终再拜”，而是歌女因哽咽而跑了调，舞女在疾旋时微皱着双眉。温庭筠是精通音律的，正如“曲有误，周郎顾”那样，她们细微的失误，都难逃他那敏锐的神经。然而，这里与音乐的悟性无关，他是用良心在感觉，他是出于伟大的同情，这才能在别人看来是“香衫袖窄裁”、“金丝蹙雾红衫薄”连范文澜先生都说她们“故作媚态，尤为淫靡”的时候，温庭筠看到的却是痛苦的悲咽和愁容。
体贴，也是要有生活基础的，不是平日深谙她们的痛苦，或者竟是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他不可能在欢乐的华林，偏偏有此悲凉之雾的感受。温庭筠只不过写出侍姬们因失去了人格的尊严，过着心灵屈辱生活的痛苦，没有直接去指摘那个社会，指责这种奢靡的生活，如白居易那样，明白的说“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其实白居易在这儿把舞妓和安禄山、杨贵妃等同了起来，姑不论拟于不伦，说穿了也不过是女人是祸水的老调，为唐明皇开脱而已。而温庭筠这里，虽只勾画了豪门夜宴中的这么两个细节，然而作家的进步倾向就寓于这细节之中了。他就是要给这样美妙的生活戳上一个窟窿，而不是弥补它，粉饰它。珠光宝气在他的笔下，无异是套在她们纯洁心灵上的枷锁，粉脂香泽，也不过是给尊严的人格涂上屈辱的标志。他写的是另一种现实。他是眼睛向下的。是以他看到的，不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脸色，而是压迫在最底层的妓女们的痛楚。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不仅写出了阶级的对立，甚至还写出了压迫的根源。写出了皇王贵族的欢乐，就是建立在她们的痛苦之上的。虽然他当年不可能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可以肯定地说：他如果没有反对晚唐这种没落统治的进步思想，是绝对不会与这些“虬须公子五侯客”在感情上是如此绝然对立的。仅这一点，他便远远胜过许多古人，也远远超过了白居易的乐府水平。这样具有鲜明立场的诗，不能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杰作，而硬要说成是什么“内容腐朽”，“无非是宫体的变形”，这是莫大的冤枉。他虽参加了夜宴，但感情却不同，能有如此用心，根本谈不上什么“放荡”。他不仅看到了这些女奴的痛苦，而且还有勇气在自己的乐府中为她们表达出来，根本不能说这是“形式主义”。当然，正是他的这种立场和表现，是要被封建的士大夫们说为“无行”的；他若“有行”，也就是和他们一个样了。然而对于今人，对于进步的评论家，由于立场的不同，不能和封建主义者同一个腔调。是以跟着前人而不加分析地说温庭筠是什么“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说他“描摹的是醉酒歌舞的奢靡生活”，是没有“反映现实”，没有“指摘时弊”，就未免有乏艺术的真知灼见了。
他正是出于对女奴的同情，因此对于她们的对立面——这里的主客们就不能不感到愤懑。他表面上把主人写得何等的殷勤好客，然而，实际上却正是在揭露他们的贪得无厌。“清夜恩情四座同，莫令沟水东西别。”他要使四座同恩，要作长夜之饮，甚至奢望他们这样的日子地久天长，真格有不散的筵席，好让这些公子王孙们永远陪伴着他，莫要像沟水那样作东西之别。主人的这种希望享尽人间富贵荣华的感情是非常强烈的。但既然他们的欢乐是建立在歌舞侍姬们的痛苦之上的，则这一对矛盾的结果，那就必然是：统治者愈长欢，她们的痛苦也就愈深沉。这种对于公子王孙们的“恩情”，就是加在她们头上的罪孽。统治者如此之尽情享乐，她们不得不歌喉裂，舞腰折，不可能如白居易说的那样“不知疲”。在温庭筠的笔下，她们正是心力交瘁的。他用了类似今天蒙太奇的隐喻手法，写出“亭亭蜡泪香珠残，暗露晓风罗幕寒。”当酒酣耳热之际，谁会因残烛而想到泪痕呢？谁又会因拂晓前的寒风而为他人感到了寒冷呢？这绝不会是“一饮千钟如建瓴”的座上客，而只有那些侍姬们的心境才会如此。所以这一联其实是写侍姬们的，但却是写诗人用心感觉到的。同一舞妓，在别人看来是香艳肉感，而他却看到了泪珠和战栗。这的确是巨大的思想差距。
世人一向以温庭筠同情妓女来鄙薄他，殊不知这恰恰使自己站在封建主的立场上去了。这正如《红楼梦》中贾政说的：这样演下去，“明日就要酿到弑君杀父”。而在贾宝玉看来，却是“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温庭筠正是如此。态度之不同，原本就是立场的不同。温庭筠在这儿反封建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
诗人巧妙地利用时空穿插，在这里补叙出主人的身份：“飘飘戟带俨相次，二十四枝龙画竿。”据《典略》载：“天子戟二十有四。”那么温庭筠在这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的最高统治者了。他用典章制度形象地告诉了人们：原来这儿的主人就是天子，无怪乎是如此之豪华。这象征着天子之威仪的用金描着龙的戟竿，却滑稽地对着轻狂的醉汉；而那戟上显示雍容华贵的缎带，于歌舞妓的寒栗中飘动，构成了穆肃威严而又靡烂悲凉的意境。这真是晚唐极其鲜明而又深刻的写照。
全诗共四绝，他的叙述是采取交叉方式进行的。即在每一绝中，都是把歌舞妓和皇王贵戚们对比着写的，使人产生强烈的印象。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在每一绝中，又总是先在上联写歌舞妓，后在下联再写皇王贵族。这在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制度下，仅这失序就是大逆不道的。所以温庭筠终至没没以终，那倒是与他这种耿介拔俗的气节分不开的。他可以说是一个悲剧的性格。不在封建的没落中找正直，而也随同封建之陈辞烂调以贬抑之，这不能不是当代学者的耻辱。
最后一绝更妙。“裂管萦弦共繁曲，芳尊细浪倾春醁。高楼客散杏花多，脉脉新蟾如瞪目。”“裂管萦弦”，是歌舞者之悲辛；“芳尊细浪”见欢宴者之舒适。诗到这里有点小的变化：他用一联把妓女和主客的苦乐、既矛盾又相关的关系总在了一起，为夜宴作一小结。不像上三绝分两联写，而是并到一联里。但在写法上依然是先妓女而后皇王贵族，腾出下联来发感慨。不过他的感慨也特别，依然是形象而不是议论。是以末联最不好懂；然而也实在是深刻。
“高楼客散杏花多”，这里点明了时间，繁杏盛开，正是早春时候。新月已高，说明夜已深沉。所以身穿薄纱的歌舞妓们，要感到春寒料峭了。然而要说“客散杏花多”，是因为酒宴已散，王孙公子们各自要回府去了，各府的执事之众，此时皆燃起了灯笼火把，只见一片火光，顿时把个皇宫内苑照得一片通明。于是，原先苑内隐在蒙胧的月色之中的杏花，一下被照得分外的红了。他在另一首诗《走马楼三更曲》中曾这样写过：“玉皇夜入未央宫，长火千条照栖鸟。”黑夜中树上本来看不见的栖鸟，一下就被千条长火照见了，可为此诗的注脚。可见当时场面之大。他的艺术之特色，就在于他不说车马填闉，而偏要说灯红熔杏。这就既写出了客人的执事之多，排场之大，从而也突出了主人的庭院之闳美。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载：“白乐天集第十五卷《宴散诗》云：‘小宴追凉散，平桥步月迟。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残暑蝉催尽，新秋雁载来。将何迎睡兴，临睡举残杯。’此诗殊未睹富贵气象，第二联偶经晏文献公拈出，乃迥然不同。”晏殊之拈出第二联有富贵气的，正是温庭筠这里的意思。然而，白居易只不过直叙其事，而温庭筠则写出了光与人的视觉心理，更妙在他用漫画的笔法，勾勒出“脉脉新蟾如瞪目”，简洁地画上一个初出茅庐的月亮，见了这样豪华的场面，惊得目瞪口呆了。以此作结，这也就足够了。
他没有说月亮瞪目是为了什么，仍然留给大家去想；但这样并不等于他没有说。月亮惊大了眼睛，这形象就是很新奇而意义又非常含蓄隽永的。比僧本真的“夸道客衙好灯火，不知浑尔点膏脂”浑成多了。有意义的是：嫦娥本来是为了长生不老才逃进月宫里去的，然而在诗人笔下，月亮的寿命居然只有三十天；从朔而望，从望而晦，一月一个新月亮。是以刚见世面的“新”蟾，是那样的幼稚，乍一见到这个场面，竟傻了眼；则此处之富丽真足以羞月，使嫦娥也感到了月宫的寒酸。神仙尚且如此，世人的惊讶当然更甚。其实，写神仙的幼稚无知，正是写人间的腐败已到了人神共怒的地步。他只是不用这样叙述的笔法，而采用形象的寓意罢了。那么诗人在这极度的夸饰之中，也是寓有严于斧钺的批判的。
这就是温庭筠。如果说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一幅色彩对比非常鲜明的油画，它以逼真见长，然而也就见画而止。那么温庭筠的这个结尾，就是一幅更饶讽刺意味的漫画。让月亮对着朱门宴散的情景而瞠目相向，这极其富于艺术的讽剌趣味。如此清新幽默，则不是“宫体”所限制得了的。
这是作者别毛先归的留赠之作。
全诗八句，分两层。前四句写生前，后四句写死后。第一层，一、二两句写对毛喜的勉励，希望他砥砺风骨，恪守规范，为乡梓树立典型，为士林作出表率；三、四两句写自己的慨叹，为自己老境颓唐，病魔困扰，今此一别。恐成永诀而感叹。粗粗一看，这前后两句似乎有些互不相关。实则后者正直承前者而来。其之所以要对毛喜讲一番发自肺腑的临别赠言，是由于自己老病侵寻，后会难期，这才语重心长，殷殷叮咛，表示对老友的厚望。
第二层写死后。这只是作者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是从第一层意思中引申出来的。诗人说，如果我在生前不对你提出要求，那么我死之后，即使你敦重友谊，像后汉范式驾着素车白马赶来祭奠亡友张劭那样来凭吊我，可是我已葬身地下，怎还能知道些什么。即使你也像春秋时季札那样，没有忘怀徐国国余心爱其剑的事，仍然在路经徐国时将剑送去，可是徐余已经死了，只是徒劳无益地把剑空挂在墓前的树枝上罢了。
全诗婉转蕴藉的情思，苍凉沉郁的格调，激越回荡的韵昧，读来令人伤怀。诗中用典浅近易解，如羽仪、白马、黄泉、挂剑等，或为世人所熟知，或为名作所习用，虽不注明出处，亦能联系上下文，从字面上获悉其用意所在。此种使事而不掉书袋、练句而不堆词藻的写法，确实值得称道。诗仅用字四十，一笔写下友谊的纯笃、身世的凄凉。其中“白马余来吊，黄泉我讵知”一联，系按流水格属对，意贯思邈，可见功力之深、构思之巧。
开头四句写倦游江南，转游江北。诗人先用“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说明渡江北游的原因。后来用“怀新道转迥，寻异景不延”描述北游途中产生的心理感觉。道本不迥而党其远，景本不可延而怪其不延，空间、时间均在主观意念作用下出现不合理而合情的反差和变异，借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突出为探寻新景异景而路欲其短、日欲其长的急切心情。在这心情支配下，乘船过江，不是顺流斜渡，而是“乱流趋正绝”，以缩短路程，争取时间，这就和上两句紧相绾合。此句又缘于下句”孤屿媚中川”而写。因为见到孤屿中流独峙奇绝之景，故而迫不及待地横流直渡。诗中正面写孤屿风景共三句，“孤屿媚中川”是登屿之前遥而望之的总体美。“媚”字极写孤屿山在清澈的江流中间秀峰耸翠，妍美悦人。
后面两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则是登屿之后所见景色。上句写云日同辉，下旬写江天一色。江中孤屿在白云、丽日、蓝天、澄江的烘托之下，有如一螺青黛，分外秀丽妩媚。正当诗人对孤屿赏爱不绝，忽然感情波动，为这新异之景的无人欣赏、无人传写而叹惜，于是写出“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这两句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为孤屿的灵秀无人赏爱、仙人的故事无人传写而叹惋。二是借“物莫赏”、“谁为传”，从反面说出自己为之传写赞美的意愿。三是与上文“怀新”、“寻异”相呼应，突出孤屿的美。可谓一石三鸟，意蕴深厚。这两句又点出孤屿的“表灵”、“蕴真”，已见灵气仙心，进而即景生发，驰骋神思，自然想及仙山仙术，因而顺理成章写出最后四句：“想像昆山姿。缅邈区中缘。始信安期术，得尽养生年。”在诗人想望中，江中孤屿表灵蕴真为神仙之奥区，它的灵异之姿、远绝尘缘之境，都与昆仑山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因而冥想杏渺以虚作实，自谓道心契悟．始信安期之术得以养生尽年。这一方面是外放永嘉、心情苦闷的真实流露，渴望以遁世求仙得到解脱；另一方面则以神异灵秀的姿质去描写江中孤屿的美。
这首诗结构上也是按照叙事—写景—说理的框架写成。正面写景虽然只有三句，但全篇都以写景为中心。为景而游，因景而思，承转自然。全篇语言清隽，风韵秀雅。
这首诗把牡丹拟人化，把牡丹当做自己热恋中的情人。首联写去年与牡丹分别情景；颔联用巫山神女与武陵渔人两个典故，含蓄而深致地表现了诗人对牡丹的眷眷思念和意外相逢的惊喜欣悦；颈联再现了与牡丹的深长情意，相知毋忘；尾联中诗人把自己与恋人牡丹相亲相爱之情推向高潮。全诗感情跌宕起伏，笔触细腻曲折，余韵无穷，极具艺术魅力。
“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别后重逢，有太多的兴奋，亦有无限的情思。面对眼前盛开的牡丹花，却从去年与牡丹的分离落墨，把人世间的深情厚意浓缩在别后重逢的特定场景之中。“泪湿红笺”句，诗人自己进入了角色，亲切感人。
“常恐便同巫峡散，因怨重有武陵期？”化牡丹为情人，笔触细腻而传神。“巫峡散”承上文的怨别离，拈来楚襄王和巫山神女的故事，给花人之恋抹上梦幻迷离的色彩：担心与情人的离别会象巫山云雨那样一散而不复聚，望眼欲穿而感到失望。在极度失望之中，突然不期而遇，更使人感到再度相逢的难得和喜悦。诗人用武陵渔人的故事和刘晨、阮肇的传说，给花人相逢罩上神仙奇遇的面纱，带来了惊喜欲狂的兴奋。两句妙于用典，变化多端，曲折尽致。
“传情每向馨香得，不语还应彼此知。”两句既以“馨香”、“不语”射牡丹花的特点，又以“传情”、“彼此知”关照前文，行文显而不露，含而不涩。花以馨香传情，人以信义见著。花与人相通，人与花同感，所以“不语还应彼此知。”
以上六句写尽诗人与牡丹的恋情，末两句，将诗情推向高潮：“只欲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安枕席”于栏边，深夜说相思，见其相思之渴，相慕之深。这两句想得新奇，写得透彻。
此诗将牡丹拟人化，用向情人倾诉衷肠的口吻来写，新颖别致，亲切感人，有很强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