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直接歌咏历史题材，表达作者议论见解的咏史诗。它跳出了一般咏史诗的窠臼，从另一个角度写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含蓄而有新意。
诗的前两句以看似平实之笔叙说了诗人所见：当年秦始皇焚书之处历经千年，已成为历史陈迹，除去满洞穴的尘土外什么也没有了，就过路旁的农夫看到这荒凉景象也感到伤心。这两句既交代了吟咏的历史事件，又从侧面写出了诗人的感慨，看似“无我”，实则“有我”。试想：历史上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大劫难。许多优秀的书籍被付之一炬，使每一个视书为生命的读书入念此而心痛，千年之后的罗隐亦不例外。但诗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直写自己的感慨，而是借写自己的所见，借写他人的感受来表现这种感慨。一个不识诗书的农夫尚且“伤神”，罗隐作为一个读书人，自然更是感伤至极，这一点，读者一想即知，不说胜似多说。这种融思想感情于叙事当中、融丰富内容于平实当中的写法，既简明经济，又韵味无穷，不由人不赞叹诗人运用语言、高度概括的功力。
诗的三四句，写诗人的议论，揭示秦始皇焚书的原因。“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意谓秦始皇谋划事情还真聪明，他认为烧毁书籍就能保秦王朝永在，赢代政权永存。一般的咏史诗，作者都是从客观的角度，或赞或贬自己所吟咏的历史事件及人物，而罗隐却不是这样处理的。他是带着嘲讽的语气，从揣测秦始皇主观心态的角度，轻轻一笔写就的。这里诗人不用始皇而用“祖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曾对“祖龙”自作解释说：“祖龙者，人之先也。”他要做诸“龙”之先，然后传诸子孙万代。既如此，诗人就用“祖龙”来称呼他，但实质是仅其意而用之，绝非单纯地使用典故。秦始皇为当初采纳李斯的奏议，烧毁了他认为是祸乱根源的“百家之言”，主观上是要推行“以愚黔首”的愚民政策，借以维护其政治统治，达到传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之目的。这样的打算是荒谬的，仅是一厢情愿而已。因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焚书之后没几年，义军四起，赢氏政权很快就成了一个短命王朝，对于这些与秦始皇主观设想背道而驰的历史事实，罗隐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诗人并没有像其他后世文人那样去正面议论，直抒胸臆，猛烈地抨击谴责秦始皇所为之荒谬，残暴，而是以较为轻松的似乎是局外人的语气，通过“浑乖角”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揶揄嘲讽之意，不露锋芒而又锋利无比，无情地鞭挞了秦始皇焚书的暴行，深刻地讽刺了秦始皇的异想天开，真可谓匠心独运，曲折达意而又深刻有力。
唐时音乐正处于发展阶段，所以诗歌中关于音乐的诗也甚多。诸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韩退之的《听颖师弹琴》和李长吉的《李凭箜篌引》，皆称绝唱。温庭筠这首《郭处士击瓯歌》与它们并列，当毫无逊色。
郭处士，据《温飞卿诗集》补注说，即郭道源。唐武宗朝，以善击瓯名，率以邢（山西）瓯、越（浙江）瓯十二只，旋加减水其中，以箸击之。瓯，《洪武正韵》谓“今俗谓碗深者为瓯。”《正字通》说：“俗谓茶杯为瓯。”击瓯是民间的一种音乐，这在现在也还可见。由于它不是正规乐器，古所谓的“革金石丝竹土木匏”八音之内，就没有瓷或玻璃的席位。对于这种土乐器的演奏，比之于琵琶、箜篌，当然有更难好之处。那当然，描写起来也就相对地要更困难些的。
温庭筠本人就是一个大音乐家。他不仅善于能依律而填词谱曲，所谓“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而且还精于演奏，其水平之高，达到了“有丝即弹，有孔即吹，不必柯亭爨桐”，也就是说，即使是粗制滥造的乐器，他也可以奏出很美妙的音乐。因此可以说，温庭筠的诗，就不是一般的泛泛的谀词，而是行家对于这一音乐之美的鉴赏了。
诗的题目既是《郭处士击瓯歌》，所以他可以不必叙述，而从第一个音符写起。“佶傈金虬石潭古”，虬，无角龙。正因为它无角，不得登于天廷，所以它因长期抑郁而多暴厉之气。佶傈，耸动的样子。佶傈金虬，正是写金色的无角龙，在古潭里翻腾怒吼，搅得潭水发出了噌吰的声音。以水声来写瓯声，自然给人以亲切的感受。击瓯的第一乐章，可以想见是何等的激烈而宏伟。接着，“勺陂潋滟幽修语”，第二乐章由急转缓，由重移轻。从噌吰跳荡而转为轻波唼喋。又好像是独坐在幽篁里，听那微风拂过竹梢。陂，是水边逐步倾斜的坡岸。所以这里写的就不是水的拍击之声，因为无岸壁可拍，而是水波荡漾以进退的唼喋声，或是轻波逐戏的潋滟。“幽修”指的当是竹。所谓“幽篁”、“修竹”者是。人坐在幽篁里，亦即深竹丛中，一切的声音，都隔绝了，这里仿佛是王维“入定”的境界。但微风却闯了进来，拂动竹叶，发出切切嚓嚓的声响，有如小女子们在那里说着悄悄话。这个意境只有虽入定而又不甘寂寞的王维体察得出来，故他在他的《山居秋暝》中说：“竹喧归浣女”，这不止是写竹之喧，也含有她们的笑语声。这就不仅写出了轻音部，而且又都带有人间熟悉的生活情趣，使人听来，于分外宁静之中，还有一种亲切的感受。
第三乐章，手法一变，“湘君玉马上神云，碎佩丛铃满烟雨。”不是一句一个意境，而是用两句同写一个意境。乐声于沉静之中又飞扬了起来，有如湘君骑着宝马自天外远远而来。这个感觉极细，正是捉住了瓯声从轻而渐扬的音步。湘君身上的佩玉发出丁东之声，和着马脖子上的鸾铃锵锵。有轻有重，有急有徐，却又是如此的和谐。正因为从敲着盛水的杯子发出的声音吧，所以听来都带有水的滋润。不是响晴的天空那种爽朗的声音，而是仿佛从烟雨中发出的；因而都沾上了水的滋润。“碎佩丛铃满烟雨”，温庭筠确实是有着音乐家的耳朵。他是这样准确地捕捉到了乐声燥湿的质感，他又有着文学家的手，能把它换成立体声的画面传给了读者。这就使得千百年后的读者，也能通过他留下的非常富有特色的画面，而想象得到这支音乐的节奏：第一乐章是宏大的，第二乐章是宁静的，而到了第三乐章则飞越而悠扬，恰似音乐最好的结尾。
接着下面三段，用“吾闻”领起，一下转到了宫中，这是为了写演奏家的。武宗在位的时候，李德裕执政，郭道源曾充太常寺调音律官。那在晚唐，曾是一个开明的朝代。以后宣宗继位，朝政又趋于腐败。李德裕贬死，从郭道源流落到了民间看，他当也是一位耿介拔俗的艺术家。正是这样的思想渊源，才会被温庭筠引为同调。所以温庭筠这才用了更大的篇幅，用闪回、插叙的回忆笔法，来写他过去演奏的这一段光荣。这在文字的背后，那是寄托了对于李德裕的哀思与夫对现实的批判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用了“吾闻”，那当然是对于郭的传说又加上作者的想象，那么读者就要注意作者在这里的设想了，因为这里正是诗人可以有最大的自由，寓意传神，以表达他的言外之意的地方。因而在这里捕捉诗人的精神实质，读者也就有可能懂得他诗旨之所在了。这样，他虽然写的是别人，却很可以见设想者自己的精神的。或者说是抒情和对象的结合，是情与志的共同体。
这里第一段“三十六宫花离离，软风吹香星斗稀。玉晨冷磬破昏梦，天露未干香着衣”是写郭处士曾在宫中生活的情景。而且，他似乎还是一位道教之士。本来“处士”是对那些有德而隐居的人的一种尊称。按说对曾在宫中当过待诏的人是不当的。但唐朝由于姓李，很尊崇李家的道教，入宫后而又隐退的也大有人在，如和李白很要好的司马徽就是。郭道源既已出宫很久，那么尊之为“处士”自也可以。由于温庭筠没有进过皇宫，对皇宫里的生活只能根据传闻加以想象，所以用听说“三十六宫花离离”来展开他的叙述。如此众多的离宫，错落地隐在繁茂的花树丛中，这是多么富丽庄严的景象。既具体又有着高度的概括，使人产生了许多的联想。然而接着读下来的，仿佛郭处士正在这里深夜徘徊，给人一种幽冷孤独的意味。本来正如骆宾王《帝京篇》里说的：“汉家离宫三十六”，是言帝王所居宫殿之多，“花离离”，是花木披纷的世界。这是实写；但按中国诗歌的传统语境，花往往又是用以写美丽的女人的。花离离，对于皇宫来说，又是美女的世界。“离离”，除了有草木繁茂的意义外，用于人，也有“懒散、忧伤”的意义。在这样的深宫里，该囚禁了天下无数美色，而皇帝只有一个，是以有的从少女一直到头白都不得见皇帝一面的。“软风吹春星斗稀，玉晨冷磬破昏梦。”因为女子太多了，而一个皇帝又照顾不过来，所以在深宫里，固然有的地方笙歌达旦，和暖的春风软软地吹着，在这令人沉醉的春晨，金屋中有人正如《红楼梦》中薛大少说的：“洞房花烛朝慵起”。但也有的地方，则只能是伴着春风，独自对着星空，从稀到密，又从密等到了稀，良宵空待。更有的连这空待的幻梦也消灭了，就只有与青灯冷磬相伴，明知此生已矣，只希望修个来生。“天露未干香着衣”，使人想到了杜甫的“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这是爱的执着，同时也是对美的摧残。温庭筠把这一切都揉合在了一起，这就成了最典型的内宫写照。“香雾”也好，“香露”也好，这不止是具体地写了雾与露，更是写了这里的一个大的环境，使雾与露而香的，说明了这里的环境，至少也是在花树丛中或脂粉香中的。露与雾也因花气或脂粉之香气之重而被薰香了。
但是，“玉晨”似还有一说：据《上清紫晨君经》说，玉晨是上皇先生的精灵。因为郭道源是道士，故尔“玉晨冷磬破昏梦，天露未干香着衣”，也可以说是借重来指郭道源自己。说他用“冷磬”来惊破人们的“昏梦”。以“冷磬”对“昏梦”非常之妙。中国的俳优，即宫廷艺人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寓谏于滑稽之中，想必郭道源也是这样的，以滑稽谏，得罪了宣宗，这才遭到了朝廷的遗弃。那么，这“软风”、“冷磬”，也许更多的是在写在这里徘徊了一夜，因而让露水打湿了衣裳的郭道源的感觉了。这虽属纯客观的描写，但由于他写出了一个在这样富丽温柔而又幽森孤独的环境里，竟然竟夕起徘徊的他，这就是通过这样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使读者可以“以形传神”，从他那无言的客观的神态中，看到他那满怀心事的忡忡之情，这就把一个忧国忧民的志士形象，非常突出地立在了读者的眼前了。这样的歌颂郭之为人，既艺术，又得体。
接下来，写郭的艺术。“兰钗委坠垂云发，小响丁当逐回雪”，他在宫中击瓯，也许是为舞女伴奏，也许正是因他击奏的瓯声丁当，而使人幻发出如见疾风回雪之舞，她旋转的是的么疾速呀。以致云鬓松动，头上的兰钗都掉了下来。那丁当之声也许就是这首饰坠地时发出的声音。众多的首饰，纷纷坠落，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发出清脆的丁东声，如瓯如磬，似幻似真，倒也有趣。“晴碧烟滋重叠山，罗屏半掩桃花月。”乐声渐入轻微，仿佛是她停了下来，由于刚才旋转得太疾，乍歇下来，是以这时读者仿佛听到她喘息着，仿佛看到了她的脸色绯红，在罗屏半掩之中，恰如那桃花染就的一轮明月，白中透红。衬得她那细细的黛眉，也像晴天里那含烟的一弯远山。这真是太艳丽了，于是“太平天子驻云车，龙炉勃郁双蟠拏”，连经常接近声乐女色，享尽了人间富贵的太平天子，也不由得要停下车来，久久地注目而视。以至两边香炉中的御烟，因停得久了而如双龙样的纠结在了一起。“宫中近臣抱扇立，侍女低鬟落翠花。”那些执掌礼仪的中性太监们，也一个个地抱着羽扇而发呆。侍女们连发饰松脱了都不知道。大家都看、也许是听得太痴呆了。以至大家如醉如痴，君臣失仪，一切的威严、恐惧，在她的面前，都扫地以尽了，剩下的就只是对于音乐舞蹈的倾倒。则这音乐之美，中人之深，就可想而知了。
“乱珠触续正跳荡，倾头不觉金乌斜。”这时瓯击得如玉珠跳荡，他低着头那样入神地敲打着，不知道竟到了日已西斜的时分；然而人们似乎意犹未足。他不仅采用了声音的传统的写法，“以声写声”，而且还以意识来写声，写众人的痴呆，进一步把郭处士的才艺写得简直出神入化了。
这上面四段，下了偌大的气力，从各方面来写郭道源：写他的音乐奇才，写他的忧国忧民，但这实在不是赞美他的技艺，而只不过是用作铺垫，为的是写其才志如此，竟无可用。所以他最后说：“我亦为君长叹息，缄情寄远愁无色。”
也许郭道源对朝廷还抱有幻想，所以他最后说：“莫沾香梦绿杨丝，千里春风正无力。”其实武宗不幸死于太监之手后，太监们怕再出一个像武宗似的英明的皇帝，所以这才特地选了一个懦弱而又酷好声色的李忱当皇帝，是为宣宗。温庭筠对于朝廷的这一套，他是太了解了。与他很亲近的太子永之死，武宗之死，宣宗之立，几乎在他的身心上，都留下了道道血痕。所以他这才在最后用《杨白华》的故事来劝他，说：莫做杨花梦，春风正无力，你是飘不到旧窠里去的。明末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曾感叹地说：“武宗不夭，德裕不窜，唐其可以复兴乎！”可惜的是，宣宗却反其道而行之。王夫之说；“唐之亡，宣宗亡之”。这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旧窠早已没有了。据《梁书》说：“杨华，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花》歌词，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杨华，本名白花，奔梁后改名华。其歌词曰：“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谁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温庭筠用这样一个故事，非常含蓄，特别是以情歌里的单相思来写政治，郭道源当然懂。但别人就不好说他是对朝廷的不满了。
武宗当政时间不长，从公元841年至847年，则温庭筠已有三十多岁，正当壮年，从他娴熟音乐，也和郭道源因李德裕之故而一同沉浮着，他们当是知己，所以他才能对技艺写得这样的深切，对郭道源之情写得这样深挚，而对于时事的手法，又是这样的深沉。特别是最后，他这唤醒春梦的沉痛的语，表达出的是对同志的叮咛，而绝不是浪荡子的泛声。则这一首诗，实际是充满着对于理想的追求、对于同志无限深情的咏叹；同时也是对于时事最清醒的估计和鄙弃。总之归结起来，便是一阕对于人才沉沦的悲歌。正因为温庭筠对过去了的武宗的政治爱得那样深，对于当前宣宗之治是这样不信任，他既无限忠贞于过去，又十分洞察于现在，所以他才不为当世所用，也不肯为当世所用。这绝不是持什么“无特操……为当涂所薄”的论者们所可理解的。
这是一首情景交融的抒情诗，着意描写清溪水色的清澈，寄托诗人喜清厌浊的情怀。
“清溪清我心”，诗人一开始就描写了自己的直接感受。李白一生游览过很多名山秀川，独有清溪的水色给他以“清我心”的感受，这就是清溪水色的特异之处。
开篇就赋予客观景物主观化特性。接着，诗人又以衬托手法突出地表现清溪水色的清澈。新安江源出徽州，流入浙江，向来以水清著称。南朝梁沈约就曾写过一首题为《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的诗：“洞彻随深浅，皎镜无冬春。千仞写乔树，百丈见游鳞。”新安江的水是清澈的，作者用清溪的水与之相比：“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意思是：“新安江，能比得上清溪这样清澈见底吗？”这样，就以新安江水色之清对比衬托出清溪的更清。然后，又运用比喻的手法来正面描写清溪的清澈。诗人以“明镜”比喻清溪，把两岸的群山比作“屏风”。人在岸上行走，鸟在山中穿度，倒影在清溪之中，就如“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这样一幅美丽的倒影，使读者如身入其境。宋代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评价说：“《复斋漫录》云：山谷言：‘船如天上坐，人似镜中行。’又云：‘船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沈云卿诗也。……予以云卿之诗，原于王逸少《镜湖》诗所谓‘山阴路上行，如坐镜中游’之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亦云：‘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虽有所袭，然语益工也。”最后，诗人又回到自己的主观感受，创造了一个悲切凄凉的清寂境界。诗人离开繁华而混杂的长安，来到这清澈见底的清溪畔，固然感到“清我心”，但对于胸怀济世之心和报国之志的诗人，不免有一种心灵上的孤寂。因此入晚时猩猩的一声声啼叫，在诗人听来，就是在为他自己远游他乡而悲切，流露出诗人内心一种落寞郁闷的情绪。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