嗣王朝庙,通常是向祖先神灵祷告,表白心迹,祈求保佑,同时也有对臣民的宣导作用。鉴于周成王的特殊境遇,这篇告庙之辞应有特殊的设计。
开头三句,将成王的艰难处境如实叙述,和盘托出,并强调其“嬛嬛在疚”,无依无靠。国君需要群臣,嗣王更需要群臣的支持,成王这样年幼的嗣王则尤其需要群臣的全力辅佐。强调成王的孤独无援,于示弱示困示艰难之中,隐含了驱使、鞭策群臣效力嗣王的底蕴,这一点在下面即逐步显示出来。
第四句的“皇考”指周武王。武王一生业绩辉煌卓著,诗中却一字不提,只说他“永世克孝”。为人子当尽孝;为人臣则当尽忠,其理一致,为什么不直陈其言呢?盖因在危难、困窘之际寻求援助,明令不如感化,当时周王室群臣均为武王旧臣,点出武王克尽孝道,感化之效即生。
第六句的“皇祖”指周文王,而“陟降”一语,当重在“陟”,因为成王嗣位时在朝的文王旧臣,都是文王擢拔的贤能之士,他们在文王去世之后,辅佐武王成就了灭商的伟业,此时又该辅佐成王来继业守成了。
周公是经历文、武、成三世的老臣,“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又“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史记·鲁周公世家》),一些三世老臣如姜尚等,都长期与他共事,上述对文王、武王赞颂之语,出自他口中,自有非同寻常的号召与约束力量,穆王时太仆正伯冏作《冏命》,所说“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正可见周公的威严。
周公在其子伯禽受封于鲁后曾训戒伯禽要尊贤,说:“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史记·鲁周公世家》)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贱”,当然知道成王的身份更为高贵。成王为文王之孙,武王之子,血统至尊,这也几乎就是他继位时全部的政治资本,周公对此不能不充分地加以利用,以期对文王、武王感恩戴德的群臣对成王也俯首听命。因此“继序”一语出现于《周颂·闵予小子》的末句,绝非偶然,它强调成王继承的是文王、武王开创的大业,而“思不忘”对成王固然是必须兑现的誓言,对于文王、武王的旧臣,则是理所当然应尽的天职。
《周颂·闵予小子》隐含着对文王、武王旧臣效忠嗣王的要求,而在这方面,周公又是以身作则、堪称楷模的。他并没有忘记对儿子伯禽的教育与指导,用今天的话说是公私兼顾的,可他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于辅佐成王,他的主要政治业绩也在于此。这方面,《诗经》《尚书》中的许多篇章留下了可信的记录,孔子也一再表示对他的尊崇与景仰。周公与成王虽然一为臣一为君,一为辅相一为天子,但是,要了解成王时政事,却往往先要了解周公。《六经》皆史,读此篇亦可窥周初政事之一斑。
《九歌·湘夫人》是《楚辞·九歌》组诗十一首之一,是祭湘水女神的诗歌,和《九歌·湘君》是姊妹篇。
此诗写湘君企待湘夫人而不至,产生的思慕哀怨之情,诗以湘君思念湘夫人的语调去写,描绘出那种驰神遥望,祈之不来,盼而不见的惆怅心情。全诗写男子的相思,所抒情意缠绵悱恻;加之作品对民间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的吸取和对传统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强了它的艺术感染力,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句“帝子降兮北渚”较为费解。“帝子”历来解作天帝之女,后又附会作尧之二女,但毫无疑问是指湘水女神。一般都把这句说成是帝子已降临北渚,即由《湘君》中的“夕弭节兮北渚”而来;但这样便与整篇所写湘君盼她前来而不见的内容扞格难合。于是有人把这句解释成湘君的邀请语(见詹安泰《屈原》),这样文意就比较顺畅了。
歌辞的第一段写湘君带着虔诚的期盼,久久徘徊在洞庭湖的山岸,渴望湘夫人的到来。这是一个环境气氛都十分耐人寻味的画面:凉爽的秋风不断吹来,洞庭湖中水波泛起,岸上树叶飘落。望断秋水、不见伊人的湘君搔首蹰躇,一会儿登临送目,一会儿张罗陈设,可是事与愿违,直到黄昏时分仍不见湘夫人前来。这种情形经以“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的反常现象作比兴,就更突出了充溢于人物内心的失望和困惑,大有所求不得、徒劳无益的意味。而其中“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更是写景的名句,对渲染气氛和心境都极有效果,因而深得后代诗人的赏识。
第二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湘君的渴望之情。以水边泽畔的香草兴起对伊人的默默思念,又以流水的缓缓而流暗示远望中时光的流逝,是先秦诗歌典型的艺术手法,其好处在于人物相感、情景合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以下麋食中庭和蛟滞水边又是两个反常现象,与前文对鸟和网的描写同样属于带有隐喻性的比兴,再次强调爱而不见的事愿相违。接着与湘夫人一样。他在久等不至的焦虑中,也从早到晚骑马去寻找,其结果则与湘夫人稍有不同:他在急切的求觅中,忽然产生了听到佳人召唤、并与她一起乘车而去的幻觉。于是作品有了以下最富想像力和浪漫色彩的一笔。
第三段纯粹是湘君幻想中与湘夫人如愿相会的情景。这是一个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神奇世界:建在水中央的庭堂都用奇花异草香木构筑修饰。其色彩之缤纷、香味之浓烈,堪称无与伦比。作品在这里一口气罗列了荷、荪、椒、桂、兰、辛夷、药、薜荔、蕙、石兰、芷、杜衡等十多种植物,来极力表现相会处的华美艳丽。其目的,则全在于以流光溢彩的外部环境来烘托和反映充溢于人物内心的欢乐和幸福。因此当九嶷山的众神来把湘君的恋人接走时,他才恍然大悟,从这如梦幻般的美境中惊醒,重新陷入相思的痛苦之中。
最后一段与《湘君》结尾不仅句数相同,而且句式也完全一样。湘君在绝望之余,也像湘夫人那样情绪激动,向江中和岸边抛弃了对方的赠礼,但表面的决绝却无法抑制内心的相恋。他最终同样恢复了平静,打算在耐心的等待和期盼中,走完相恋相思这段好事多磨的心理历程。他在汀洲上采来芳香的杜若,准备把它赠送给远来的湘夫人。
从情感的结构角度看,这首诗是以“召唤方式”呼应“期待视野”。《湘夫人》既然是迎神曲,必然是以召唤的方式祈求神灵降临。全诗以召唤湘夫人到来作为出发点,以期待的心理贯穿其中。诗的前半段主要写湘君思念湘夫人时那种望而不见、遇而无缘的期待心情。中间经历了忧伤、懊丧、追悔、恍惚等情感波动。这些都是因期待而落空所产生的情绪波动。诗的后半段是写湘君得知湘夫人应约即将到来的消息后,喜出望外,在有缘相见而又未相见的期待心情中忙碌着新婚前的准备事宜。诗的末尾,湘夫人才出现,召唤的目的达到,使前面一系列的期待性的描写与此呼应。实际上,后半段的描写不过是湘君的幻想境界。出现这种幻象境界,也是由于期待心切的缘故。整首诗对期待过程的描写,有开端,有矛盾,有发展,有高潮,有低潮,有平息。意识线路清晰可见。
这首诗还有着明暗对应的双层结构方式。主人公情感的表现,有明有暗,明暗结合。抒情对象既可实指,又有象征性。在描写实境时,主人公的情感是表层性的,意旨明朗,指事明确,语言明快,情感色泽清晰,高低起伏,强弱大小,都呈透明状态。如诗的后半段写筑室建堂、美饰洞房、装饰门面、迎接宾客的场面,就属于表层性的,即明写。从“筑室兮水中”至“疏石兮为芳”,是从外到里、由大到小;从“芷葺兮荷屋”至“建芳馨兮庑门”,又由里到外。线路清楚,事实明白,情感的宣泄是外露的,是直露胸臆的方式,淋漓酣畅,无拘无束,少含蓄,情感的流动与外在形式同步。
从深层结构看,这首诗又有着寓情于景的表情法。景物不是原来的样子,如“鸟何”、“罾何”、“麋何”、“蛟何”等句;或是带上感情色彩的景物,如秋风、秋水、秋叶的描写。情感的流动较蕴藉、含蓄、深沉,如海底暗流,不易发觉。因此需要通过表层意象加以领会。
这种双层结构,明暗对应,相辅相成,构成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这种结构的优点是:可以增大情感的容量,使情感的表现呈立体状。
另外,全诗所描写的对象和运用的语言,都是楚化了的,具有鲜明的楚国地方特色。诸如沅水、湘水、澧水、洞庭湖、白芷、白薠、薜荔、杜蘅、辛夷、桂、蕙、荷、麋、鸟、白玉等自然界的山水、动物、植物和矿物,更有那楚地的民情风俗、神话传说、特有的浪漫色彩、宗教气氛等,无不具有楚地的鲜明特色。诗中所构想的房屋建筑、陈设布置,极富特色,都是立足于楚地的天然环境、社会风尚和文化心理结构这个土壤上的,否则是不可能作此构想的。语言上也有楚化的特点。楚辞中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语,《湘夫人》也不例外,如“搴”(动词)、“袂”、“褋”(名词)等。最突出的是“兮”字的大量运用——全诗每句都有一个“兮”字。这个语气词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啊”字。它的作用就在于调整音节,加大语意、语气的转折、跳跃,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湘夫人》以方言为主,兼有五七言。句式变化灵活。这种“骚体”诗,是继《诗经》后新出现的自由诗,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是一次了不起的创新。
综上所述,《湘君》和《湘夫人》是由一次约会在时间上的误差而引出的两个悲剧,但合起来又是一幕两情相悦、忠贞不渝的喜剧。说它们是悲剧,是因为赴约的双方都错过了相会的时间,彼此都因相思不见而难以自拔,心灵和感情遭受了长时间痛苦的煎熬;说它们是喜剧,是由于男女双方的相恋真诚深挚,尽管稍有挫折,但都没有放弃追求和期盼,所以圆满结局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当他们在耐心平静的相互等待之后终于相见时,这场因先来后到而产生的误会和烦恼必然会在顷刻间烟消云散,迎接他们的将是湘君在幻觉中所感受的那种欢乐和幸福。
这两篇作品一写女子的爱慕,一写男子的相思,所取角度不同,所抒情意却同样缠绵悱恻;加之作品对民间情歌直白的抒情方式的吸取和对传统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强了它们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尽管这种热烈大胆、真诚执着的爱情被包裹在宗教仪式的外壳中,但它本身所具有强大的生命内核,却经久不息地释放出无限的能量,让历代的读者和作者都能从中不断获取不畏艰难、不息地追求理想和爱情的巨大动力。这可以从无数篇后代作品都深受其影响的历史中,得到最好的印证。
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北方的前秦苻坚率领百万大军南下,气焰嚣张,妄图消灭东晋,统一南北。东晋只有八万军队,不到苻坚的十分之一。而淝水一战,晋师大败苻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保住了晋国的安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这对南宋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上片首先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长江形势图,眼前只看到长江雪浪,滚滚滔滔,千里奔腾,一泻而下,阻隔南北。据传三国时魏国的曹丕在观望长江时,曾感叹地说:“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他两次伐吴,都未成功,长江阻隔,是其重要原因。如此天险,北方的金兵是难以逾越的。高宗如果稍有恢复中原之志,就应利用天险,加强设防,固守长江,以遏强虏。当然,天险难逾,并不等于绝对不可逾。三国时东吴孙皓,仅凭天险御敌,终于招致“一片降幡出石头”。所以李纲强调天险难逾,还必须加上“人谋克壮”,天险可凭,而又不可仅凭天险,重在人谋。有天险可凭,又加上人的深谋远略,北方索虏,岂敢吞噬我们的土地?索虏是南北朝时南方人对北方敌人的蔑称。这里既是指前秦,也是指金兵。这段描写兼论述为下文写晋师以少胜多提供了依据。下文很自然地转入到对淝水之战的记述。
苻坚率百万之众“倏忽长驱吾地”。倏忽,言其神速;长驱,言其势猛。这句极言秦兵强大,乃为后面秦兵失败作反衬。欲抑先扬,以突出晋军胜利其意义重大。
当苻坚南侵,大敌当前之时,谢安作为东晋宰相,其主要作用有二:一是决定大政方针:坚决抵抗,决不妥协;二是运筹帷幄,用人得当。他以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统率全军。以谢玄为前锋都督。还有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龙骧将军胡彬等,协同作战。谢安深信他们的谋略将才,放手让他们发挥主动作用,自己不插手,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若定,镇静自如。《通鉴》载:“谢安得驿书,知秦军已败。时方与客围棋。摄书置床上,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可见他胸有成竹,料事如神。故词中称赞:“破强敌,在谢公处画,从容颐指。”“颐指”,即指挥如意。
晋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确为历史奇迹,故换头以“奇伟”领起,对这次战争的胜利作了生动的铺叙。谢玄等以“八千戈甲,结阵当蛇豕。”戈甲,代指军队;蛇豕,封豕长蛇之简称。《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大)豕长蛇,以荐食上国。”封豕长蛇,比喻强大的贪暴残害者。此借指苻坚。“鞭弭周旋,旌旗麾动”,弭,弓之末梢,用骨质制成,用以助驾车者解开辔结。谢玄、谢琰、桓伊等指挥数千之众,直渡淝水,击退北军,使北军望风披靡。苻坚等登上寿阳城,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为晋军。在败逃路上,夜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军追杀过来。弃甲曳兵,亡魂丧胆,惊慌失措,狼狈北逃。词以十分快意的笔调赞扬晋军出奇制胜、力挫强敌,保住了东晋的江山和人民,免遭“索虏”吞噬。其功业之伟大,虽“周雅”所歌颂的周宣王中兴也不得专美于前了。《诗·小雅》中的《六月》、《采芑》等诗记述周宣王任周尹吉甫、方叔等率军北伐 狁,南惩荆蛮,使西周得以中兴。淝水之捷,其功不亚于此。
全词从长江天险写起,指出既凭天险,又重人谋,何惧“索虏”!接着以主要篇幅描述了淝水之战晋胜秦败的过程及其值得借鉴的历史意义:强大的敌人并不可怕,是可以被打败的。只要弱小的一方敢于斗争,人谋克壮。词还突出了东晋宰相谢安“从容颐指”的作用。曾担任高宗宰相的李纲多么希望自己能起类似谢安那样的作用,可惜他没会机会。他写这首词,意在讽谕高宗以古为鉴,须知少可以胜多,弱可以胜强,强敌不足畏,全在“人谋克壮”。应痛下决心,北伐中原,收复失地,作者的用心是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