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是借乐府之名有感而发的议论诗，洋溢着豪迈博大的爱国热情，格调高亢，气魄宏大，呈现出一种雄浑的意境。几处用典似信手拈来，自然朴素，与真挚的爱国情感相得益彰。
组诗中的第一首诗塑造了一位英勇无敌的万军形象，同时借古讽今，抨击了朝廷的投降政策。诗一开头便推出一组激动人心的近景镜头：军营之门旗帜高扬，枪戟林立。在威严的鼓角声中，战败的匈奴不断前来投降。他们诚惶诚恐，毕恭毕敬；而汉军万领身着戎装，英姿飒爽地站立在受降台上，代表朝廷接受敌军的降书。这是诗人精心选择的一个典型场面，是在边战长河中拦腰截取的一个断面。这个“频纳受降书”的胜利结局，足以启示读者想象整个艰苦的鏖战过程，想象汉军万士佩刀横剑、奋力杀敌的壮烈情景。“一剑横行万里馀”是对人物的“特写”。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勇士，在漫长的边境线上锐不可当，杀得敌人纷纷溃逃。寥寥七字，在读者面前树立起一位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英雄形象。
第三、四句，诗人从描写战争一下宕开，转而对历史发出深沉的叹惋：汉高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竟慑于匈奴的强大而采纳娄敬的和亲政策，万公主嫁给匈奴单于，这是多么令人遗憾啊。显然，诗人在这里不是要评议历史，而是借古讽今，有感而发。戴叔伦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唐代社会大转折时期，此时唐王朝拥有的广阔疆域已丧失过半，阴山、燕山以北为回纥所有，陇山、岐山以西为吐蕃所占，大渡河以南为南诏所据。唐王朝统治者并未痛思教训，奋力抵抗，反而采取退让政策，如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就万咸安公主嫁给回纥可汗顿莫贺。当然，对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安全边境所采用的和亲政策不能简单否定，但最高统治者以此作为战败的退路，却令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所不容。因此，诗人在诗中对此表示痛心和鄙视。同此诗前两句对边战的描写相对比，诗人的褒贬爱憎是相当鲜明的。
第二首诗直陈胸臆，歌颂守土抗敌的英雄行动，抒发以身报国的壮志豪情，格调很高，一派豪气。诗的前两句是对边防万士抗敌守土行动的热情礼赞。起句就不凡，写出了唐军的巨大声势。“汉家旌帜”，极写军容的严整，旗帜的鲜明，斗志的旺盛，有了这样的队伍戍边御敌，哪有不胜之理？“满阴山”三字，既点明了战争发生的地点，又表现了唐军漫山遍野，锐不可当。正因为唐军占了优势，才有消灭一切来犯敌人的决心，才发出“不遣胡儿匹马还”的豪言壮语。阴山是唐代西北边防重地，王昌龄有“但使龙城飞万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二首·其一》）的诗句，都是说祖国边境绝不允许侵略者越过半步，倘若有人斗胆来犯，定会叫他有来无回。对于狡猾而又强悍的敌人，绝不能让他们有逃走的机会，否则还会不时地进行侵扰，后患无穷，所以古代就有“匹马只轮无反者”的战役。这两句是从总体上写唐军戍边御敌的战斗，目的是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
诗的后两句从个体上写唐军的誓言与决心。“愿得此身长报国”，这掷地有声的语言，是每个戍边万士发自肺腑的声音。这里的“长”字富有表现力，生动地写出了万士永远忠于祖国的赤子之心。正是因为万士们有了这样的爱国之心，才发出“何须生入玉门关”这样不可动摇的豪壮誓言。“何须生入玉门关”用的是东汉名万班超的典故。班超戎马一生，战功赫赫，巩固了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保护了当地各族人民，晚年上书乞归：“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此诗反其意而用之，并无贬低班超之意，而是借此表达慷慨献身、立志报国的坚定信念，是对典故的活用。这两句和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王维的“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四首·其二》）等一些写爱国的诗句是一脉相承的，充分表现了戍边万士的豪迈气概和自我牺牲精神。
词的首句既揭示了词人现在所处的生存状态，又点出了他此时此刻具体在做的事情，即送别友人。“终日怀归”，意为每天都在思念家乡，希望踏上归途，可见词人本人也正处于羁旅行役的漂泊之中。词人本就是行役之人，又得为即将与自己踏上相同命途的友人饯行，乡愁、离愁叠加。“终日怀归翻送客”一句与王维“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涵义相近，但是却将王维诗句中的豁达潇洒变为一种沉郁的感慨。
“春风祖席南城陌”是说二人饯别的情景。“春风”点明时节，春暖花开，风和日丽的日子，本该是踏青郊游、对饮赋诗的好时候。然而，已经身处行役、饱受其苦的人，却要在城南的陌上长亭设宴，为另一个即将踏上羁旅，从此也可能饱尝孤寂痛苦的人送行。在此情此境下，二人除了相对无言，各饮杯中酒外，也难以再有多余的表示了
“便莫惜离觞频卷白”写得就是席间劝酒。主宾二人对坐共饮，却是借酒浇愁愁更愁。由此更是衬出了二人友情的笃厚以及羁旅行役的艰难。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动管色，催行色”采用叠句形式，如同袅袅不尽的管弦，催促着行人的启程。无论如何不舍，最终仍要无奈地离去。回环往复的韵律，如同离别之人的悲苦哀愁，凄婉而绝决。
词的下片，抒写分别后的情思。词人设想友人行走在路上的境况：“何处投鞍风雨夕”——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他投宿歇脚之地还是个未知，随后自问自答：“临水驿，空山驿；临水驿，空山驿。”穿越万水千山，在简单的驿馆里度过一个个无人陪伴的夜晚，这样的苦痛孤独，词人感同身受。
“纵明月相思千里隔。梦咫尺，勤书尺；梦咫尺，勤书尺”一句，是词人心迹的剖白和对友情的铭誓，即使离别之后千里相隔，只能共望一片月色，也不会彼此牵念。“勤书尺”是作者对友人的嘱托：“在梦中，我与你近在咫尺，但梦醒后，不要忘记勤写书信，让我稍稍宽慰对你的记挂。”
该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叠句的运用，重复的叠句生动再现了作者临别之际依依不舍、反复嘱托的神态，也透露出临别时二人心中百转千回的复杂滋味，表现出作者与友人之间动人的友谊。
这篇自传的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自传的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自传的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
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传记一般要在开头交代传主的姓字籍贯，而这篇自传开头却说：“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这是模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体例，表示自己既过半隐居的生活，自己的姓名之类无所谓了，同时也透露自己因酒醉之深而忘记而糊涂了。接着写他在洛阳住处的环境及爱好。他“家虽贫，不至寒馁”，这是半隐居生活的生活条件。从五十八岁到六十七岁十年中，白居易先后在洛阳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官职，其中除河南尹两年外，另外两个官职都是一种加官，并非实职，可以领到薪俸但不用于实事，很清闲。这种既当官又无实职的生活，白居易称为“中隐”。他在《中隐》一诗中说过，不做官便要有冻馁之苦，做高官便要有忧患，“不如做‘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实际上这是一种半隐居的生活，陶醉于饮酒、作诗，这就点出了“醉吟先生”的题意。
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研究佛学，与佛教朋友、诗友、酒友交官，听歌吟诗，饮酒、官山水，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
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因此表面上“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认为沉迷在醉吟之中是“幸甚，幸甚”，其实内心并非真的一味快乐“自适”。他的“吟罢自哂”是一种苦笑。因为传主“醉复醒，醒复吟”，“醉吟相仍”，整日在昏昏沉沉之中。这种状态决非是正常的生活，也决非是真正的内心快乐。他醉吟的目的，是为了“得全于酒”，借酒麻醉自己，避开政治斗争，免祸求全。所以传主纵情诗酒，在表面的闲适中还隐藏着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悲哀、沉重的失落感和内心苦闷。白居易在早年曾写过许多讽谕诗，为民叫苦，干预现实；作为一个左拾遗的谏官，也曾尽过职责。而到了晚年，思想消沉，竟成了“醉吟先生”。究其原因，首先不能不归结到封建社会对一个正直知识分子造成的精神上政治上的压抑；其次是白居易自己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晚年几乎完全倾向“独善其身”。另外，他还受佛道的影响，使自己的晚年既在佛道中找寄托，又使自己的思想更趋于消极。
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全文从头至尾能紧扣题目中“醉吟”二字，围绕传主别号展开描写与议论，塑造了晚年白居易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