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在内容上受曹植《白马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幽并少年驰骋捷疾、技艺精妙的描写，及对其爱国精神的赞颂，表达了诗人希望为国立功的政治理想。诗中善用典故，如“石梁”、“惊雀”二句，利用古人古事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射者膂力之大和技术之精。
“幽并重骑射，少年好驰逐”，首二句开门见山，总写幽并少年的豪侠尚武精神。杰出诗人曹植著名的《白马篇》乐府，歌颂一位武艺高强的民族英雄，其首四句说：“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幽并”，指我国古代的幽州和并州，在今河北和山西一带，二州民俗强悍，自古多豪侠慷慨之士，所以鲍照借托出自幽并的少年英雄，以表现其来历不凡，并拟曹植诗首四句意。笔墨简洁精练而引人注目。
中间八句，紧承发端二句，转入对“好驰逐”的少年的正面而具体的描绘，重在“骑射”二字上进行生发。先写他的装束：“毡带佩双鞬，象弧插雕服。”“毡带”，毡制的腰带；“鞬”，盛弓的弓袋；“象弧”，用象牙装饰的弓；“雕服”，雕着花纹的箭袋。二句说此少年的毡制腰袋上系着两只弓袋，雕花的弓袋上插着用象牙装饰的弓。后句不说弓袋而说箭袋，乃是修辞中的互文。（参见刘履《选诗补注》）《三国志·董卓传》说：“卓有才武，旅力无比，双带双鞬，左右驰射。”这里借用之。这是任武少年装束的主要特征，表现此少年英雄的飒爽英姿，也暗示了他的勇武强建，人物形象从而得以突出。其后写他的“骑”：“兽飞带草短，飞鞚越平陆。朝游雁门上，暮还楼烦宿。”
“兽肥”句交待时间，是飞马奔驰的大好时光，英雄用武的最佳时机。“飞鞚越平陆”，“鞚”，马勒，这里指代马。此句正面描绘英雄在兽肥草短的畅好带色背景下跑马如飞，度越平川的威武雄壮形象。
“朝游”二句则更具体夸饰英雄的骑术神速精妙。“雁门”，指雁门山，今山西右玉县南；“楼烦”，汉县名，今山西原平县东北。二地皆为西汉时的边防要塞，因此诗以“拟古”为题，借汉事以喻时事，故而用此，且下文又有“汉虏方未和”之句。同时，此二地与所写“幽并”少年又正相合，显得合情合理。雁门与楼烦相距甚远，而此少年英雄却能朝游雁门，暮还楼烦，突出地表现了他骑术的高超和气势的不凡。
再后又写他的“射”：“石梁有余劲，惊雀无全目”“石梁”，石堰或石桥，句用带秋宋景公事，据《阚子》载：“宋景公使工人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迟也。’工人对曰：‘臣不复见君矣，臣之精尽于此弓矣。’献弓而归，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台，援弓东面而射之，矢逾于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东，其余力益劲，犹饮羽于石梁。”说宋景公所射箭的余力尚能射入石堰，这里借以形容少年英雄有景公般的强劲膂力和劲硬锐利的弓箭。“惊雀”句用后羿事，据《帝王世纪》载：“帝羿有穷氏与吴贺北游，贺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杀之乎?’贺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误中右目，羿抑而愧，终身不忘。”说后羿射雀能使雀没有完全的双眼，这里借以表明此少年有后羿般的精妙射技。以上虽仅仅写了骑射两方面，却概括了他的全部勇武，表现了一不平凡的英雄形象。正如此，他在下文表示立功边陲的愿望才显得那样自然。曹植《白马篇》：“宿昔秉良弓，梏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即着重从骑射两个方面去表现幽并游侠的武艺高强，对此诗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诗写到此，少年英雄的勇武形象已推到极点，但一个有血有肉的、完整的英雄形象却只完成了一半，其最可宝贵的精神境界正有待去表现。结尾四句正通过任武少年自述其愿望，表现了这一方面。在外寇未灭，边城在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紧张形势之下，英雄表示了“留我一白羽，将以分虎竹”的愿望。“白羽”，箭名；“虎竹”，指铜虎符和竹使符，都是汉代国家发兵遣使的凭信。符分两半，右符留京师、左符给郡守或主将。末二句说少年表示要留一白羽箭，愿分符而为郡守，立功杀敌，奋战疆场。至此，诗的主题引向了最高层，一个高大勇武的爱国英雄的形象屹立在读者面前。
作者生活的年代，正是北方鲜卑族所建立的北魏王朝力量强盛，向外扩张时期。由于北魏对宋的频繁入侵，从而造成了宋魏边界战争的连年不断。因此，此诗并不是单纯的拟古，而是托古讽今，借以寄托诗人理想，也反映了当时多数人收复失地，安定边疆的愿望之作。在诗中，读者不仅看到了一个少年英雄的高大形象，也看到了一个“骏马轻貂，雕弓短剑，秋风落日，驰骋平冈”，（陆时雍《诗镜总论》）为国家民族存亡而大声疾呼的爱国诗人的奕奕神采。
《卫风·氓》是一首上古民间歌谣，是一首弃妇自诉婚姻悲剧的长诗。诗中的女主人公以无比沉痛的口气，回忆了恋爱生活的甜蜜，以及婚后被丈夫虐待和遗弃的痛苦。全诗六章，每章十句。第一章，追叙自己由初恋而定的婚；第二章，叙述自己陷入情网，冲破了媒妁之言的桎梏而与氓结婚；第三章，她对一群年青貌美的天真少女，现身说法地规劝她们不要沉醉于爱情，并指出男女不平等的现象；第四章，对氓的负心表示怨恨，她指出，这不是女人的差错，而是氓的反复无常；第五章，接着追叙她婚后的操劳、被虐和兄弟的讥笑而自伤不幸；第六章，叙述幼年彼此的友爱和今日的乖离，斥责氓的虚伪和欺骗，坚决表示和氓在感情上一刀两断。此诗通过弃妇的自述，表达了她悔恨的心情与决绝的态度，深刻地反映了古代社会妇女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倍受压迫和摧残的情况。
诗中虽以抒情为主，所叙的故事也还完整细致，但它已将女主人公的遭遇、命运，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来，抒情叙事融为一体，时而夹以慨叹式的议论。就这些方面说，这首诗已初步具备中国式的叙事诗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后二千余年的叙事诗，在《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直到近代姚燮的《双鸩篇》中似乎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氓》诗的结构，是和它的故事情节与作者叙述时激昂波动的情绪相适应的。全诗六章，每章十句，但并不像《诗经》其他各篇采用复沓的形式，而是依照人物命运发展的顺序，自然地加以抒写。它以赋为主，兼用比兴。赋以叙事，兴以抒情，比在于加强叙事和抒情的色彩。
开头一、二章，《诗集传》云：“赋也。”具体描写男子向女主人公求婚以至结婚的过程。那是在一次集市上，一个男子以买丝为名，向女主人公吐露爱情，一会儿嬉皮笑脸，一会儿又发脾气，可谓软硬兼施。可是这位单纯的女子看不透他的本质，说是必须有人来说媒，最后将婚期订在秋天。从此以后，女子朝思暮想，“乘彼垝垣，以望复关”，望不到男子所住的复关，便泪流不止；既见复关，就像见到所恋之人，不禁眉开眼笑。她还打卦占卜，预测婚事的吉凶。及至男方派车前来迎娶，她就带着全部的财物，嫁了过去。这两章叙事真切，历历可见，而诗人作为一个纯情少女的自我形象，也刻画得栩栩如生。方玉润评这一段云：“不见则忧，既见则喜，夫情之所不容已者，女殆痴于情者耳。”（《诗经原始》）一个“痴”字。点出了此女钟情之深。
朱熹《诗集传》谓第三章“比而兴也”，第四章“兴也”，也就是说这两章以抒情为主，诗中皆以桑树起兴，从诗人的年轻貌美写到体衰色减，同时揭示了男子对她从热爱到厌弃的经过。“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以桑叶之润泽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以桑叶的枯黄飘落，比喻女子的憔悴和被弃。“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则以“戒鸠无食桑葚以兴下句戒女无与士耽也”（《诗集传》）。桑葚是甜的，鸠多食则易致醉；爱情是美好的，人多迷恋则易上当受骗。男人沉溺于爱情犹可解脱。女子一旦堕入爱河，则无法挣离。这是多么沉痛的语言！从桑叶青青到桑叶黄落，不仅显示了女子年龄的由盛到衰，而且暗示了时光的推移。“自我徂尔，三岁食贫”，一般以为女子嫁过去三年，但另有一种解释：“三岁，多年。按‘三’是虚数，言其多，不是实指三年。”（程俊英《诗经译注》）实际上是说女子嫁过去好几年，夫妻关系渐渐不和，终至破裂。女子不得已又坐着车子，渡过淇水，回到娘家。她反覆考虑，自己并无一点差错，而是那个男子“二三其德”。在这里女子以反省的口气回顾了婚后的生活，找寻被遗弃的原因，结果得到了一条教训：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里，只有痴心女子负心汉。
诗之五章用赋的手法叙述被弃前后的处境，前六句承上章“自我徂尔，三岁食贫”，补叙多年为妇的苦楚，她起早睡晚，辛勤劳作，一旦日子好过一些，丈夫便变得暴戾残酷。这个“暴”字可使人想像到丈夫的狰狞面目，以及女主人公被虐待的情景。后四句写她回到娘家以后受到兄弟们的冷笑。《诗集传》释此段云：“盖淫奔从人，不为兄弟所齿，故其见弃而归，亦不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归咎哉，但自痛悼而已。”说女主人公“淫奔”，固不足取；但其他的话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她当时所受到的精神压力和由此而产生的内心矛盾。
第六章赋兼比兴，在抒情中叙事，当初他们相恋时，有说有笑；男子则“信誓旦旦”，表示白头偕老。可是他还未老时就产生怨恨，而且无法挽回。这里用了两个比喻：浩浩汤汤的淇水，总有堤岸；广阔连绵的沼泽，也有边际。言外之意是：我的痛苦为什么竟没有到头的时候？《诗集传》指出“此则兴也”，其实它是比中有兴。诗人运用这两个比喻，强烈地抒发了一腔怨愤，诉说了弃妇无边无际的痛苦。为了摆脱这些痛苦，她下决心与那男子割断感情上的联系：“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从此后不再希望他回心转意，算了，算了。然而她果真能做到吗？方玉润认为：“虽然口纵言已，心岂能忘？”（《诗经原始》）是的，从这女子一贯钟情的性格来看，她对男子不可能在感情上一刀两断，这就是今天常说的悲剧性格。
从人性的前提推导政治，具体说，从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的仁心推导仁政。由于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本身所固有的，所以，仁政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孟子的思路。
孟子的推导仍然是为了推行他那毕生的追求，即“仁政”理想。但他的推导本身似乎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倒是他那推导的前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此基础上所提出的“仁义礼智”都发端于这种“不忍人之心”的看法，更是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善论”的理论基础和支柱。
孔子曾经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意思是说，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因为教养的不同，便相差很远了。 但孔子既没有说相近的人性是什么，是善还是恶，也没有展开论述。而且，从我们的理解来看，孔子还主要强调的是后天教养的 一方面。
孟子就不同了，他不仅展开了论述，指出了那相近的人性就是发端仁义礼智的“不忍人之心”，而且还举出了生动的例证论证这种“不忍人之心”是人所固有的。没有它，简直就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人性理论的确是“先验论”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因为他把“仁义礼智”这些社会性质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的天性里所固有的，与生俱来的，甚至带有生理性的色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孟子也不是完全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他认为“不忍人之心”包含四个方面，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简称即为“四心”。而这“四心”只是“仁义礼智” 这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或者说“四端”。这“四端”就像刚刚燃烧的火或刚刚流出的泉水一样，还需要“扩而充之”才能够发扬光大。不然的话，就会熄灭或枯竭。“扩而充之”也就是后天的培养，也就是“习相远”。
所以，从理论基础来说，孟子的确是从天赋性善论（“四心”）推导出天赋道德论（“四端”），再推导出“不忍人之政”（仁政）。但从实践来说，他还是重视后天努力（“扩而充之”）的作用的。而且，撇开关于先天还是后天、唯心还是唯物的抽象讨 论，联系到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社会状况来历史地看问题，主张人性本善，强调天赋道德，推行仁爱政治，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