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但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后他得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异常兴奋。满以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时机到了,立刻回到南陵,(今属安徽)家中,与儿女告别,并写下了这首激情洋溢的七言古诗。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开头两句是说,白酒刚刚酿熟时我从山中归来,黄鸡在啄着谷粒秋天长得正肥。
诗的一开始就描绘出一派丰收的景象。不仅点明了归家的时间是秋熟季节,而且白酒新熟,黄鸡啄黍,显示一种欢快的气氛,衬托出诗人兴高采烈的情绪,为下面的描写作了铺垫。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这两句是说,喊着童仆给我炖黄鸡斟上白酒,孩子们嬉笑吵闹牵扯我的衣服。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这两句是说,放情高歌求醉想以此自我安慰,醉而起舞与秋日夕阳争夺光辉。
诗人接着摄取了几个似乎是特写的“镜头”,进一步渲染欢愉之情。李白素爱饮酒,这时更是酒兴勃然,为了欢庆奉诏,一进家门就“呼童烹鸡酌白酒”,神情飞扬。显然,诗人的情绪也感染了家人,“儿女嬉笑牵人衣”,此情此态真切动人。饮酒似乎还不足以表现兴奋之情,所以一边痛饮,一边高歌,表达快慰之情。酒酣兴浓,起身舞剑,剑光闪闪与落日争辉。这样通过儿女嬉笑,开怀痛饮,高歌起舞几个典型场景,把诗人喜悦的心情表现得活灵活现。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描写自己的内心世界。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这两句是说,游说万乘之君已苦于时间不早,快马加鞭奋起直追开始奔远道。这里诗人用了跌宕的表现手法,用“苦不早”反衬诗人欢乐的心情,同时在喜悦之时,又有“苦不早”之感,正是诗人曲折复杂的心情的真实反映。正因为恨不在更早的时候见到皇帝,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跨马扬鞭巴不得一下跑完遥远的路程。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会稽愚妇看不起贫穷的朱买臣,如今我也辞家去长安而西入秦。诗人又很自然的联想到晚年得志的朱买臣。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会稽人,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常常担柴走路时还念书。他的妻子嫌他贫贱,离开了他。后来朱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做了会稽太守。诗中的“会稽愚妇”就是指朱买臣的妻子。李白把那些目光短浅轻视自己的世俗小人比作“会稽愚妇”,而自比朱买臣,以为像朱买臣一样,西去长安就可以青云直上了。真是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末二句是说,仰面朝天纵声大笑着走出门去,我怎么会是长期身处草野之人?诗情经过一层层的推演,至此感情的波澜涌向高潮。“仰天大笑”,多么得意的神态;“岂是蓬蒿人”,何等自负的心理,诗人踌躇满志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因为描写了李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了解李白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因为诗人自负甚高,其后的失望也就越大。此诗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其特点,诗善于在叙事中抒情。诗人描写从归家到离家,有头有尾,全篇用的是直陈其事的赋体,又兼采比兴有正面描写,又有烘托。通过匠心独运一层层把感情推向顶点,最后喷发而出,全诗跌宕多姿,把感情表现得真挚而鲜明。
杨布出去时穿的是白色的衣服,下雨了,环境条件变化了,他换了黑色的衣服,杨布依旧是杨布。但是他家的狗却无视这些变化,冲着换了装的杨布狂吠。原来狗只忠实于那个穿白衣服的杨布,却不理穿黑衣服的杨布!杨布的狗只看衣服不看人,结果咬错了人。狗犯这样的错误并不可笑,人看问题,如果只注意表面现象,不抓住本质特征,同样会犯类似的低级错误。现实生活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不变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不能用旧的眼光看待变化了的事物,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
中心:当别人因为表面现象误解自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醒,说明真相,消除误解。而不能像杨布那样发火解气,那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弄不好会激化矛盾。
这诗真实记录了作者刚入半百之年的一时心态。
诗开头四句写出游的缘由。张衡《思玄赋》说:“开岁发春。”随着新岁来临,诗人已进入五十之年(有的刻本“五十”作“五日”,未可从)。古人说:“人上寿百岁。”(《庄子·盗跖》)由此常引出人们“生年不满百”的慨叹。进入五十,正如日已过午,岁已入秋,是极足警动人心的。孔融就曾说过:“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论盛孝章书》)首句用“倏”,意也正同,都表现出不期其至而已至、亦惊亦慨的心情。五十一到,离开回归空无、生命休止的时候也不很远,(《淮南子·精神训》:“死,归也。”《说文》:“休,止息也。”)要“念之动中怀”了。于是,在初五那天景气和美的良辰,他作了这次出游。
次节“气和天惟澄”以下八句,充分就“游”字着笔。在一碧如洗的天幕下,游侣们分布而坐。山水景物,一一呈献在眼前:近处是微流中的彩色鱼儿在嬉游,空谷中鸣叫着的鸥鸟在高飞。作者用较华采的笔墨着意写出游的、飞的都那样自得,空中、水底无处不洋溢着生机,这其中自然也含着他的欣喜和向往。再放眼远远望去,湖水深广,曾(通“层”)丘高耸,也构成佳境,令人神驰意远。特别是这曾丘(指庐山边上的鄣山),不仅使人联想到昆仑灵山的峻洁(《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淮南子》说:“昆仑有曾城,九重,高万一千里,上有不死之树在其西”);而且它“旁无依接,独秀中皋”(尽管它不如昆仑山曾城的真有九重),顾瞩四方,无可与比拟者,也足以对人们的人格修养有所启示。序中说:“欣对不足,率共赋诗。”因为这曾丘的诱发,才给人间留下这好诗。
三节“提壶接宾侣”四句,写出好景诱人,邻里欢饮,使诗人不禁兴起“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否”的感念。这是对人生、对美好事物——诗中所写的风物之美、人情之美、生活之美无限热爱、执着的人自然会产生的想法,作者把人们心中所有的感念,以朴素自然的语言真率地吐露了出来。
结尾四句,写出酒至半酣,意适情遥的境界。古人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而作者却以高昂的意气唱出“忘彼千载忧”,他的人生观是超脱的。他又说:“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这是本有旷达胸怀、又加以“中觞纵遥情”的作者所发出的对良辰、美景、佳侣、胜游的热情赞叹,和“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颓废之歌是迥然异趣的。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