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自汉魏以来，诗人常以“杂诗”为题写诗，类似“无题”诗，内容多是慨叹人生或离别相思的。沈佺期写有《杂诗三首》，都写闺中怨情，流露出明显的反战情绪。这里选的是第三首， 首联“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语言平易似娓娓道来，给人以鲜明突出的印象。黄龙戍战火连年，可以想见征人久戍之苦，强烈的怨战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不解”与“频年”连用，增强语势，引起人们的联想与深思。
颔联“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是借月抒怀。说今夜闺中和营中同在这一轮明月的照耀下，有多少对征夫思妇两地对月相思。在征夫眼里，这个昔日和妻子在闺中共同赏玩的明月，不断地到营里照着他，好像怀着无限深情；而在闺中思妇眼里，似乎这眼前明月，再不如往昔美好，因为那象征着昔日夫妻美好生活的圆月，早已离开深闺，随着良人远去汉家营了。这一联明明是写情，却偏要处处说月；字字是写月，却又笔笔见人。短短十个字，内涵极为丰富，既写出了夫妇分离的现在，也触及到了夫妇团聚的过去；既轮廓鲜明地画出了异地同视一轮明月的一幅月下相思图，也使人联想起夫妇相处时的月下双照的动人景象。通过暗寓着对比的画面，诗人不露声色地写出闺中人和征夫相互思念的绵邈深情。见月怀人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而这里只写月不写人，意象反而更丰富生动。这“闺里月”既是思妇的眼中月，又是征人的眼中月，既有千里共婵娟之意，又有思妇心神飞度，想见征人之意。诗意双关，征夫、思妇相思之情之景俱在其中，显得清新别致。
颈联“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紧承上联进一步抒写离人相思。“春”而又“今”，“ 夜”而又“昨”，分别写出少妇“意”和良人“情”，其妙无比。四季之中最撩人情思的无过于春，而今春的大好光阴虚度，少妇不禁倍觉惆怅。万籁无声的长夜最为牵愁惹恨，那昨夜夫妻惜别的情景，仿佛此刻仍在征夫面前浮现。“今春意”与“昨夜情”虽是互文对举，却可以作为“夜夜”来读。可是细味“今春意”却有着独特的表现力。“昨夜情”，也对得十分工巧，不仅表现出良人对妻子的一往情深，而且还表现出思念之切。他回忆往日夫妻的恩爱，觉得恍如昨夜事一般，不因经久分离而淡薄。可见他们的情意是多么美好、真挚、深厚而动人。
尾联“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抒写出了征夫、思妇的愿望。他们希望能有良将出马，克敌致胜，结束他们长期分离的痛苦。但诗以问句的形式，倍增感慨深沉的意味。这里照应首联回答了“频年不解兵”的问题，表明是将领无能，指挥不得力以致连年征战，这是写透夫妇别离的痛苦以后自然生出的意思。
这首诗构思新颖精巧，特别是中间四句，在“情”、“意”二字上着力，翻出新意，更为前人所未道。诗中所抒之情与所传之意彼此关联，由情生意，由意足情，势若转圜，极为自然。从文气上看，一二联都是十字句，自然浑成，一气贯通，语势较和缓；第三联是对偶工巧的两个短句，有如急管繁弦，显得气势促迫；末联采用散行的句子，文气重新变得和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