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隐的咏物诗“切于物”而“不粘于物”，往往别出心裁，独具寓意，讽刺深峻犀利又耐人寻味。清沈祥龙《论词随笔》云：“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罗隐正是在对物象深入细致的观察基础之上，对所咏之物融进他强烈的家国之忧与身世之慨，刺时讽世使得其能在晚唐诗坛脱颖而出。《蜂》通过吟咏蜜蜂采花酿蜜供人享用这一自然现象，表现了他对社会和历史问题的思考。
前两句写蜜蜂的生存状态，在山花烂漫间不停穿梭、劳作，广阔的领地给了它们相当大的施展本领的空间。“不论”“无限”，蜜蜂在辛勤劳动中“占尽风光”，简单写来看似平平无奇，纯行直白，几乎是欣赏、夸赞的口吻，实则是匠心独运，先扬后抑，为下文的议论做出了铺垫。
后两句紧乘“蜜蜂”这一意象，把它象征的“劳动者”意象加以引申、扩大，发出“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一声叹息。同时也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已采的百花酿成蜜，辛辛苦苦的劳作终于有了可喜的成果，话锋一转，这般辛劳到底又是为了谁呢？在当时黑暗腐朽的社会里，为的正是那些不劳而获、占据高位、手握重权的剥削者，此中的讽意不言而明。诗人以反诘的语气控诉了那些沉迷利禄之人，感喟良久之余不禁又对广大的劳苦人民产生了矜惜怜悯之情，从另一个侧面对这种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不平现实加以嘲讽和鞭笞，在为劳动人民鸣冤叫屈的同时也是对自己久沉下僚、大志难伸的境遇予以反省，表达对唐末朋党倾轧、宦官专权、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象更深的痛恨之情。
蜂与蝶在诗人词客笔下，成为风韵的象征。然而小蜜蜂毕竟与花蝴蝶不同，它是为酿蜜而劳苦一生，贡献甚多而享受甚少。诗人罗隐着眼于这一点，写出这样一则寄慨遥深的诗的“动物故事”。仅其命意就令人耳目一新。此诗艺术表现上值得注意的有三点：
一、欲夺故予，反跌有力。此诗寄意集中在末二句的感叹上，慨蜜蜂一生经营，除“辛苦而外并无所有。然而前两句却用几乎是矜夸的口吻，说无论是平原田野还是崇山峻岭，凡是鲜花盛开的地方，都是蜜蜂的领域。这里作者运用极度的副词、形容词——“不论”、“无限”、“尽”等等，和无条件句式，极称蜜蜂“占尽风光”，似与题旨矛盾。其实这只是正言欲反、欲夺故予的手法，为末二句作势。俗话说：抬得高，跌得重。所以末二句对前二句反跌一笔，说蜂采花成蜜，不知究属谁有，将“尽占”二字一扫而空，表达效果就更强。
二、叙述反诘，唱叹有情。此诗运用了夹叙夹议的手法，但议论并未明确发出，而运用反诘语气道之。前二句主叙，后二句主议。后二句中又是三句主叙，四句主议。“采得百花”已示“辛苦”之意，“成蜜”二字已具“甜”意。但由于主叙主议不同，末二句有反复之意而无重复之感。本来反诘句的意思只是：为谁甜蜜而自甘辛苦呢？却分成两问：“为谁辛苦”？“为谁甜”？亦反复而不重复。言下辛苦归自己、甜蜜属别人之意甚显。而反复咏叹，使人觉感慨无穷。诗人怜惜之意可掬。
三、寓意遥深，可以两解。此诗抓住蜜蜂特点，不做作，不雕绘，不尚词藻，虽平浅而有思致，使读者能从这则“动物故事”中若有所悟，觉得其中寄有人生感喟。有人说此诗实乃叹世人之劳心于利禄者；有人则认为是借蜜蜂歌颂辛勤的劳动者，而对那些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以无情讽嘲。两种解会似相龃龉，其实皆允。因为“寓言”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为某种说教而设喻，寓意较浅显而确定；另一种是作者怀着浓厚感情观物，使物著上人的色彩，其中也能引出教训，但“寓意”就不那么肤浅和确定。如此诗，大抵作者从蜂的“故事”看到那时苦辛人生的影子，但他只把“故事”写下来，不直接说教或具体比附，创造的形象也就具有较大灵活性。而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同意义的辛苦人生，与蜂相似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终朝聚敛苦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红楼梦》“好了歌”）；一种是“运锄耕劚侵星起”而“到头禾黍属他人”。这就使得读者可以在两种意义上作不同的理解了。但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劳动光荣成为普遍观念，“蜂”越来越成为一种美德的象征，人们在读罗隐这诗的时候，自然更多地倾向于后一种解释了。
这首诗前两句写出了江阴城被屠惨状，热烈歌颂了那些不屈的英雄。后二句讥刺偷生者，似有所指，在对比中进一步衬托出了那些英雄的高尚和伟大。这首诗篇幅短小，语句通俗口语化，于简练中勾勒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首句直观地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极为悲壮的战斗场面。战场上堆满尸体，城陷后又尸遍街卷，血淌池井。一幅战后惨景图，令人目不忍睹，也绘出了战斗的激烈残酷，点明了抗清卫城所付出的代价之大。惨象不掩英勇本色。在清兵进逼的危急形势下，江阴人民在典史带领下奋起抗击，固守县城81天，杀死清兵7万5千余人。虽后终遭屠城，但他们已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印征了以死抗争的决心，换取了显赫的战绩。
次句“万死孤忠未肯降"，就热烈赞扬了江阴官兵忠君爱国、万众一心，保卫家乡至死不降的英勇精神和无畏气概。“万死”照应了首句的“满”字， “孤忠”暗示了抵抗的无外来救援和寡不敌众，“万死孤忠”与“未肯降”的对衬，突出了江阴民众誓死守城、视死如归的坚毅志向和豪迈壮举。这也都为全诗末字的赞语“香”作了充分有力的铺设。
最后，江阴女子以寄语行人的口吻，高度评价了江阴人民在抗清斗争中的业绩，由衷讴歌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可贵精神，深情地抒发了对战死者的崇敬之意和引以为豪之感。壮士的雪胔白骨虽然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令人作呕窒息。但是他们乃为抗清而战，为守城而死，故虽臭犹香，他们的高尚气节将流芳百世。“活人不及死人香”作为全诗的结句，表示了作者心底的由衷赞叹，也把江阴抗清卫城之战的荣光载入了史册。
这首题于城墙的诗，篇幅短小，语句通俗口语化，于简练中勾勒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于朴实中寄寓人民深深的哀思和颂扬。
这首词是陆游四十七岁任夔州通判时所写的。他到夔州到写这首词时不过一年多，却连上岁尾年头，开口便虚称“三年”，且云“流落”，从一入笔就已有波澜之情。次句以形象描写“流落”二字。“青衫”言官位之低，“破尽”可见穷之到了极点“尘满帽”描写出作者在道途中风尘仆仆，行戌未定的栖遑之态简简单单的七个字就活画出一个沦落天涯的诗人形象，与“细雨骑驴入剑门”异曲同工。三、四句仍承一、二句生发。身似浮云，飘流不定；愁如春草，刬去还生。以“西瀼渡头”、“瞿塘关上”为言者，不过取眼前地理景色，与“巴山道”三字相对应而已这上片四句，把抑郁潦倒的情怀写得如此深沉痛切，不了解陆游当时那几年遭遇，是很难掂量出这些句子中所涵蕴的感情分量来的。
陆游自三十九岁被贬出临安，到镇江作通判，旋移隆兴（府治在今天江西省南昌市）；四十二岁又因为“力说张浚用兵”，被削官归山阴故里；到四十五岁才又得到起用夔州通判的新命。他的朋友韩元吉在《送陆务观序》中把陆游心中要说的话说了个痛快：“朝与一官，夕畀一职，曾未足伤朝廷之大；旦而引之东隅，暮而置之西陲，亦无害幅员之广也。……务观之于丹阳（镇江），则既为贰矣，迩而迁之远，辅郡而易之藩方，其官称小大无改于旧，则又使之冒六月之暑，抗风涛之险（由于途中舟坏，陆游几乎被溺死）病妻弱子，左饘右药……”（《南涧甲乙稿》卷十四）。这段话是送陆游从镇江移官到隆兴时写的，说得激昂愤慨。从近处愈调愈远，既不是明明白白的贬职，也不是由于升迁，为什么要这样折腾他呢？韩元吉故作不解，其实他是最了解这其中的缘由的。孝宗赵眘即位后，表面上志存恢复，实则首鼠两端。陆游坚持劝说孝宗抗金，孝宗对之貌似奖掖而实则畏恶。陆游在内政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以增强国力，由此也得罪了握有实权的官僚集团。先前由京官而出判镇江，对他是一个挫折；进而罢黜归里，更是一个挫折；此刻虽起用而远判巴蜀，这又是一个挫折。这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显然并非加之于一人，而是意在摧折整个主战派的心志，浇灭抗金复国的火种，那么不幸的人岂只是陆游一个人吗？由此可见，三年流落之哀，不仅是一己之哀，实在是国家民族的大哀。创痛巨深，安得不言之如此深沉痛切？
上片正面写心底抑郁潦倒之情，抒发报国无门之愤这是陆游诗词的主旋律，在写法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下片忽然换意，紧扣“立春”二字，以醉狂之态写沉痛之怀，设色陡变，奇峰突起。立春这一天士大夫戴旛胜于头上，这是宋时的一种习俗，戴上旛胜表吉庆之意。但戴银旛而曰“试”，节日痛饮而曰“判”（“判”即“拚”之意），就显然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的不平常意味了。这只是词人借酒消愁，逢场作戏罢了，而内心是很伤感的。结尾处更是飏开一笔，表面上是说不是他一人偏老，而实际上是词人深深感到时光的虚度。这就在上片抑郁潦倒的情怀上，又添一段新愁。词人强自宽解，故作旷达，正是推开一层、透过一层的写法。哭泣本人间痛事，欢笑乃人间快事。
但今日有人焉，不得不抹干老泪，强颜随俗，把哭脸装成笑脸，让酒红遮住泪痕，这种笑，岂不比哭还要凄惨吗？东坡《赤壁赋》物我变与不变之论，辛弃疾《丑奴儿》“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之句，都是强为解脱而写的违心之言，写出更深一层的悲哀，那手法近乎反衬，那境界是一般人所难以达到的。
纵观全词，上下片都是写心底抑郁之情，但乍看竟好象是两幅图画，两种情怀。沈谦论词作云：“立意贵新，设色贵雅，构局贵变，言情贵含蓄。”（《填词杂说》）但作词之道，条贯、错综，两不可失，此意刘永济《词论·结构篇》曾深言之。读陆游此词，抑郁之情贯穿始终，上下片表现手法截然相异，构局又极错综复杂。读上片，看到的是一个忧国伤时、穷愁潦倒的悲剧人物形象；读下片，看到的是一个头戴银旛，醉态可掬的喜剧人物形象。粗看似迥然不同，但仔细看看他脸上的笑全都是装出来的苦笑，终于领悟到这喜剧其实不过是更深沉的悲剧罢了。
这组诗作于清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这年龚自珍辞官，由北京南返杭州，后又北上接取家属，在南北往返的途中，他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目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不禁触景生情，思绪万千，即兴写下了一首又一首诗，于是诞生了《己亥杂诗》。
文章的开篇就充满传奇色彩温情脉脉作者从记述左光斗与年轻书生史可法的偶遇写起：时任京畿学政的左光斗，风雪严寒之日，微服出行进入一座古寺，看见一个书生正在厢房伏案睡觉；左光斗阅读了书生的文章草稿，就脱下自己的貂皮外衣给书生盖上，又给关上门……既形象表现了左光斗的“伯乐”精神：求贤若渴，善于发现人才，赏识人才，爱护人才，又为下文史可法不忘师恩，不违师训作伏笔。
第二段是全文的重点，写得惊心动魄，感人至深。“及左公下厂狱”，一笔带过左光斗因弹劾魏忠贤而蒙冤入东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道出史可法对老师的深切关注，这一短句，墨如金，剪裁得当。“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史可法再也无法忍耐，只得“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对狱卒啖之以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得以乔装成“除不洁者”潜入门禁森严的监牢。突出表现左光斗的舍生命、为大义、刚强不屈的崇高品格，则是浓墨重彩，活灵活现：只见左光斗“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令人不难想象左光斗在东厂狱中遭受何等非人的酷刑！一个“倚”，一个“坐”两个动词，活现了左光斗的“一息尚存，决不屈服”的精神。左光斗被折磨得“面额焦烂不可辨”，“目不可开”，但当他听出史可法的声音时，竟然奋臂用手指拨开眼眶，目光如炬：这一事迹，典型地表现了左光斗的坚强毅力和顽强斗志！对前来探监的史可法的不仅有一番“怒曰”：“不识大体的奴才！这是什么地方，而你还到这里来！国家之事糜烂到如此地步，老夫此身已经罢了，你要还这样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还不赶快离去，难道等着奸人编造罪名来陷害你？我现在就扑杀你！”，而且有“过激举动”：“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如此神情激愤，言辞严厉，慷慨激昂既体现了对逆阉的仇恨，更体现了对寄予殷切厚望的学生的挚爱——爱之深，责之切！左光斗的良苦用心是通过这样的“当头棒喝”，让史可法不要感情用事，要清醒地认识目前国家的形势和自己的处境，要以天下为己任、当国家的“中流砥柱”！一位受尽酷刑、生命危在旦夕的人，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天下事谁可支柱者？”读此，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真真催人潸然泪下！大义凛然的人物形象，顶天立地！史可法的切身感受凝聚为一句“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字字千钧，掷地有声，有力地彰显了左光斗的耿耿丹心、铮铮铁骨！这里，既与第一段中“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相呼应，又为第三段表现史可法忠于国事职守作铺垫。
第三段主要以一个细节——”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表现史可法治军的勤于职守和身先士卒。这正是得益于左光斗老师的言传身教。“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史可法的这句心里话就是明证。第四段简叙史可法在带兵期间，凡到桐城，必定亲自到左公第，问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表明史可法尊师如父、对恩师永志不忘的深情厚谊。这些，不仅表现了史可法的爱国精神和尊师情操，更是从侧面衬托他的恩师左光斗的人物形象。左公确有知人之明，对史可法确实是没有“看走眼”；有其师必有其弟子，学生的所作所为，正是恩师言传身教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