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陶渊明除《五柳先生传》外唯一一篇写人传记,不见载于正史,故为别传。文章重点讲述了“庾亮问风俗得失”、“率多时彦中鹤立鸡群”、“对皇帝不受任命不行拜礼”、“重阳龙山登高落帽”、“高阳许询雅相知得”、“神情独得顾景酣宴”、“渐进自然的丝竹人声”和“好酣饮逾多不乱的酒中趣”等充满清高傲世之情、自然风流之趣的故事,展示了孟嘉温雅平旷、冲默远量、行不苟合、言无夸衿、任怀得意、融然远寄的品质个性和清操美德,塑造了孟嘉风流倜傥、名冠州里、声流京邑、俦类咸敬、盛德名流的形象。
在这篇传记中,作者重点讲述了几个代表事情,如庾亮赞嘉、褚裒识嘉、龙山落帽(孟嘉落帽)、龙山造饮、渐近自然等轶事。这些轶事足以展示孟嘉的名士风采和魏晋时代之风流。孟嘉就是很讲究“情”的名士。孟嘉家庭观念很重,这篇传记中记载:“君既辞出外,自除吏名,便步归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欢乐,怡怡如也。”孟嘉主动辞官回家,步行归家会见父母兄弟,享受亲情伦理;且他十分重视曾经上下级关系,孟嘉曾为刺史谢永之别驾,谢丧亡,君求赴义,虽然汉晋之时,下属对上司吊丧送葬成为当然之义务,但他知道主次轻重。当名士许询半途邀请孟嘉时,孟嘉云:“今先赴义,寻还就君。”后来孟嘉在许询处连住两晚,“雅相知得,有若旧交”,首次相会便如同旧交。还有孟嘉有名的丝竹肉论,亦可称之为渐近自然论,也反映出孟嘉多情一面。这篇传记中记载: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这些关于孟嘉的丝竹肉论的记载,简洁有力,清新脱俗,一语中的。孟嘉也因此名垂千古。“渐近自然”的总结极其传神高深,若非对自然、自由之向往,则很难有此种传神总结。
孟嘉有着很好的才学修养和德行涵养,“龙山落帽”的故事家喻户晓,也为后人津津乐道。这篇传记记载:君色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佐毕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吹君帽堕落,温目左右及宾客勿言,以观其行止。君初不自觉,良久如厕。温命取以还之。廷尉太原孙盛,为咨议参军,时在坐。温命纸笔,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处。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内容详实具体,细节描写生动有趣、栩栩如生,使读者身临其境,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孟嘉的魏晋名士风度。“了不容思,文辞超卓”此八字褒奖大大超过了《世说新语·识鉴》一六引《孟嘉别传》以及《晋书·桓温传》附《孟嘉传》两本书,生动表现了孟嘉的文思泉涌,才情卓绝。帽子被风吹落而不自觉,也许未能觉察到;也有可能孟嘉意识到自己失态,而佯装未知,呈现出一种魏晋姿态。但无论是哪种情形,读者感受出孟嘉心无杂尘,心中坦荡荡的名士风范。面对桓温的恶作剧式的不怀好意,孟嘉超然、冷静地面对突发情况,“冲默有远量”,淡泊沉静,富有度量,最终为自己赢得了不朽佳名。这段轶事在后代反响很大,后人遂用龙山落帽、孟嘉落帽、落帽参军等词语来称赞一个人的镇定自若,潇洒儒雅。后世文人也纷纷借用此典故来表现大将风度。如李白《九日龙山饮》:“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陈师道《后山诗话》:“孟嘉落帽,前世以为胜绝。”后代的吟咏无形中扩大了孟嘉的个人魅力。孟嘉的文章和人品道德是高度统一的。这篇传纪中记载,晋成帝时,庾亮以帝舅身份当政,他对其弟庾翼说,“孟嘉故是盛德人也”,评价极高。孟嘉“奉使京师,除尚书删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闻其名,赐见东堂。君辞以脚疾,不任拜起。诏使人扶入”,晋穆帝召见,孟嘉竟然辞绝,令人起敬。野心勃勃的桓温曾得意洋洋地对孟嘉说:“人不可无势,我乃能驾御卿。”但孟嘉作为桓温的参军,却终生未为桓温所用,助其篡逆。相同的是,陶渊明虽然先事桓玄,后事刘裕,两人都有篡逆之野心,但陶渊明及时醒悟,及早抽身,归隐山林。
此文记载:太傅河南褚裒,简穆有器识,时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会州府人士,率多时彦,君在坐次甚远。裒问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觅。”裒历观,遂指君谓亮曰:“将无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褚裒在人才济济的州府人士中,也能慧眼识才,可见孟嘉精神脱俗,气度不凡一面。这段内容,《世说新语》的记载和《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有出入。在鉴人过程中,褚裒“眄睐良久”,可谓用心良苦,最后根据“小异”辨出孟嘉。《晋书》所载和《世说新语》大同小异。三者都体现出孟嘉超凡脱群一面,但《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更能体现孟嘉与众人更大的不同之处,精神差距不是“小异”,在精神气质上是真正的鹤立鸡群。此外,孟嘉赴义吊谢永,经过永兴县界,适逢大名士许询,纳闷道:“都邑美士,吾尽识之,独不识此人,唯闻中州有孟嘉,将非是乎?”许询当时为大名士,看一眼就能估摸猜出其为孟嘉,实为不易。在这篇传纪中,孟嘉“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至于放纵情怀、得其意趣之时,便心寄世外、恬适安然,旁若无人。陶渊明叔父陶夔曾经问光禄大夫刘耽,孟嘉若在世,是否可以做到三公位置?刘耽说,孟嘉本是三公中人。他被当时的人所推重,已是显而易见。
孟嘉“常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顾景酣宴,造夕乃归”,喝酒随性而为,造饮龙山。顾景酣宴,饮酒助兴,虽如此,但逾多不乱。但孟嘉虽事桓温,为人处世有自己的原则立场。《容斋随笔》之容斋五笔评价:孟嘉为人夷旷冲默,名冠州里,称盛德人。仕于温府,历征西参军、从事、中郎、长史,在朝陨然仗正,必不效郗超辈轻与温合。然自度终不得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龙山落帽,岂为不自觉哉!温至云:“人不可以无势,我乃能驾驭卿。”老贼于是见其肺肝矣!嘉虽得全于酒,幸以考终,然财享年五十一,盖酒为之累也。陶渊明实其外孙,伤其“道悠运促”,悲夫!孟嘉不为桓温所用,只能借酒浇愁,幸以全身。但身体最终为酒所累而早逝,极其可惜。“道悠运促,不终远业,惜哉!仁者必寿,岂斯言之谬乎!”外祖父早逝,陶渊明感到无比痛惜,质疑“仁者必寿”是欺骗人的假话。这篇传记中评价孟嘉“清蹈衡门,则令问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他以高洁的情操隐居柴门之时,美名远扬;出仕为官,有口皆碑。孟嘉隐则隐,仕则仕,都声名远扬,威名远播。孟嘉的名士本色给了外孙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
陶渊明单为孟嘉作传,足见其外祖父在他心目中之重要地位;通过对孟嘉魏晋风流轶事的生动追溯,言说己志,“写心”写意,向读者昭示出“孟嘉即我,我即孟嘉”的身份。
这篇传记中每一个小故事都洋溢着孟嘉的风度翩翩,作者对传主身在官场能坚守“行不苟合,言无夸衿”的清操美德给予高度评价,“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的情怀其实是陶渊明所仰慕的,桓温问孟嘉,孟嘉答曰“渐进自然”的性情同样也是陶渊明所追求的,从这些笔墨中不难看出陶渊明在表现孟嘉操守品行时所流露出来的爱好趣向。他评价孟嘉“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无夸矜”,他对外祖父的崇拜也表明了他向魏晋风流的致敬和礼赞。这篇文章体现了家族传承在陶渊明身上所打下的烙印,也揭示了陶渊明与魏晋风流的渊源和继承。
公元809年(元和四年),他接到家庭世交、时任京兆尹的许孟容的来信。“得罪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以书见及者”,所以他欢欣鼓舞,随即给他回了一封千余字的长信。信的结尾,切盼许孟容设法改变他的处境,竟是满纸乞怜之词。接着他又给萧俛、李建、裴埙、顾十郞等故旧写信求援,也是毫无结果。此外,柳宗元还在《零陵赠李卿元侍御简吴武陵》一诗中用“惜无协律者,窈眇弦吾诗”,发出嘤嘤求友求援之声。
读者对于典故的理解,万不可过于拘泥。正如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一样,典故的含义跟诗人表达的思想感情更是不可能完全粘合无间。郦食其为刘邦出谋献策,使刘邦的势力由小到大,不断发展,那他就是帮了刘邦的大忙。柳宗元认为自己参加永贞革新,其事业是正义的,却反遭贬斥;他要求重返长安,“利安元元”,其要求也是正当的。然而,他在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活中,一直没有遇到给他以援手的朋友,所以,尽管在他举诏赴京时有那么故旧亲朋为他送行,他还是感到“可怜寂寞到长亭”。
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经过长达十年之久的贬抑之后,柳宗元清醒地意识到: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得到朝廷重任,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援手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本应十分高兴的时候,反而一夜无眠,感到料峭的春寒包围着他,充溢于整个馆驿。
再回头看看“独醒”二字,读者不能不佩服诗人运笔之妙。诗人决不是“离觞不醉”,这首诗也绝不是伤别离的,诗人的醒,是对于复杂的政治斗争的清醒认识,是对于自己前途充满忧虑的清醒认识。
柳诗较少用典,这首诗虽不是古典诗词用典精当的范例,但却使诗歌的意境更加深邃,内涵更加丰富,给读者以无限的遐思。
《九歌·大司命》是屈原的所做的祭大司命之神的歌舞辞,是组曲《九歌》中的一篇,是《九歌·少司命》的姊妹篇。大司命是先秦时代中国传说中的神,是掌管人的寿夭之神。其中大司命的主巫的唱辞,既有他的自述,也有他对少司命的唱辞。通过这些唱辞,描绘出了大司命威严、神秘、忠于职守、 督察人的善恶、握有生杀大权的形象。形神毕肖,准确的写出了大司命的特点。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或作者屈原对生与死、个人的生死命运与其善恶修为关系的认识及对大司命神的敬畏之情。折疏麻兮瑶华之后则是少司命的唱词,大司命与少司命的形象在篇中形成了富有意味的对照。主死 的大司命威严、神秘、令人敬畏;主生的少司命亲切、爱人、令人爱戴。
“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令飘风兮先驱,使谏雨兮洒尘。”这是大司命的唱词,这两句是说,大开天门,我驾起滚滚的乌云,令旋风为我开路,令暴雨为我洒尘。这里写大司命的上场,从开天门的叙述里,我们可以推断他的天神地位,从以黑云为乘,令旋风为先驱和暴雨洒尘的清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权威,他的威严,他的冷酷和可怖。吉神降临往往有祥云为伴,有满堂的芳香,凶神的降临往往伴有黑云、狂风和暴雨。死对常人来讲是可怕的,而掌管人寿命的大司命在人心目中自然也是可怕的凶神。
“君回翔兮以下,逾空桑兮从女。”这是迎神女巫的唱词。这两句是说你从天上盘旋而下,我则跨越空桑山与你相随通行。大司命是受了迎神女巫的礼祭从天而降的。而迎神女巫的追求则是出于对大司命的爱恋。先民的娱神的目的往往是通过男女情事来达到的,这一手段同样适用于人对大司命神的祭祀。
“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这是大司命的唱辞。谓纷扰扰的九州众生,为何其生死大权掌握在我的手中?面对迎神女巫的追求,大司命高傲地亮明自己的权威与身份,带有自我炫耀的成分一一这或许就是人神离别的根本原因。
“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吾与君兮齐速,导帝之兮九坑。”这是迎神女巫的唱辞。谓高高地飞呀缓缓地飞,乘着天地间的正气,驾驭着阴阳二气的变化。我与您并驾齐驱,引导您到九冈山去。她顺承大司命自炫的心理,一方面赞项了神的功德无量,一方面表现了对神的虔诚恭谨。
“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这是大司命的唱辞。谓我穿的神衣随风轻轻飘舞,我佩戴着长长的玉饰。我时隐时现、变化无常,我的所作所为,平凡人都莫知其详。这里仍是大司命夸耀其衣饰华美、神力非常的目炫之辞。至此,高高在上、冷酷无情、神秘莫测的大司命形象已塑造完成。
“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老冉冉兮既极,不寝近兮愈疏。”这是迎神女巫的唱词。谓采摘美丽如玉的花朵,将把它送给即将离别远去的大司命。人已经渐渐地进入老境,若不多加亲近,就会变得更加疏远。它表现了迎神女巫对神的崇敬、依恋,也表现了因年纪既老而情意愈疏的悲伤,流露了冀幸延年的情绪。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中说:“神以巡览而至,知其不可久留,故自言折其麻华,将以备别后之遗。以其年已老,不及时与神相近,恐死期将及,而益以琉阔也。盖诉而寓祈之意。”可谓深得其中三昧。
“乘龙兮磷磷,高驰兮冲天。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这仍是迎神女巫的唱辞。谓大司命驾着滚滚的龙车离去,他高飞远举,直冲云天。我手持编好的桂枝久立凝望,越是想念他啊越是忧愁悲伤。上四句从抒清主体的角度,言因感于老境渐至却不能愈力睐近而有折疏麻以挽留之举,重点抒写了迎神女巫的复杂情感;而此四句则从另一角度,写大司命全然不顾迎神女巫的挽留,乘龙冲天而去,既表现了大司命的冷酷无情,又表现了迎神女巫的痴情与忧愁。
“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这仍是迎神女的唱辞。谓神已离去使人忧愁,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但愿自今而后事神之心不减。本来人的寿夭是有定数的,难道是由人神的离合可以改变的么?这是神去之后迎神女巫的自我宽解之辞:既然人的命运由天而定,又何必苦苦追求,又何必因与神的离合而徒增忧伤呢?从表面来看,作品以这样的口吻作结,显示了迎神女巫对生死寿夭的达观态度,展示了她既现实又乐观的性格。但仔细品味,其中却充满了追求不得的失落和惘怅,流露出对人生命运的无可奈何。
作品以对话和独白的形式,成功地塑造了大司命和迎神女巫(追求者)的形象。在大司命与迎神女巫的对话中,重点突出了大司命冷酷无情、自命不凡、自鸣得意、高高在上的性格特点,这些特点均自大司命口中说出,又带有明显的自炫性质。同时,在对话中还表现了迎神女巫对神的虔敬与崇拜,表现了互目寸神的热爱与追求。但二者的对话却有异乎寻常的特点:它不是承前启后的相互对答,而是大司命一方只顾炫耀自己的威灵和神秘,迎神女巫乘势表述自己对他的爱慕与追求,反映出地位尊卑的殊异。而这样的对话形式,更有利于对大司命性格的塑造。在迎神女巫的独白中,则主要突出了迎神女巫的痴情和惆怅,表现了她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而这种种情感均以独白的方式说出,更加重了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乎引唐色彩,将一个“终被无情弃”的女子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哀怨动人。
作品寄慨遥深,富有寄托。先民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既观照了草木的零落,也观照了自我的衰亡。他们将自己生死无常、寿夭不齐的抽象思考,塑造成为具体可感的大司命神的形象,并在迎神、送神的过程中寄托了自己长生不老的愿望。这就是民间《九歌·大司命》的原始意图。当诗人屈原利用这一形式抒发情感的时候,他则在人神离合的情节中,寄寓了自己君臣离合变化的情思和希冀,以及追求不得的失落与惆怅。而其中“老冉冉兮既极,不寝近兮愈疏”与《离骚》中的“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情感何其相似!“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与“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意味又复相同;“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与“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又同是遇合难成的牢骚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