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年，陈维崧字。在他的填词图上题咏的很多，是清初词坛上闻名的风流韵事。朱彝尊的《迈陂塘》词是其中的一篇，是享有盛名的一篇。
朱彝尊和陈其年，私交甚厚，出处也大体相同。早年，二人曾合刻《朱陈村词》，抗清复明活动中引为同志。以后乞食四方，历游半个中国，落魄潦倒，侘傺不得志。晚年同应博学鸿词。这首词写于二人未出仕前。
陈廷焯说:“迦陵(陈维崧号迦陵)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又说:“其年诸短调，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是何神勇!”结论是:“国初词家，断以迦陵为巨擘。”(以上均见《白雨斋词话》卷三)都是深中肯綮的公允之论。不信，请看朱彝尊的评说。“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青兕”:传说中的猛兽，这里代指辛弃疾。辛词是豪放派的开创者，“大声镗鎝，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神勇无比，后人誉为青兕转生。朱彝尊巧妙地移作迦陵评语，谓其专擅清初词坛，摆脱常规拘束，飞扬跋扈，目无余子。“前身可是青兕?”这一设问极妙，若非青兕，何来如此神勇?既有如此神勇，前身应是青兕，从反诘中予以肯定。同时也揭出迦陵词与辛词的师承关系，其词风是从辛弃疾一脉而来，“跋扈颇参青兕意”(朱祖谋语)，形神肖似的程度，不妨说成是清初的辛弃疾，这一点是朱彝尊未明言而会首肯的。至此，读者面对填词图中的人物——陈其年，有了总体把握:是不同凡响的填词大家，有着迥异常人的创作个性，独揽词坛的崇高地位，源出稼轩，以豪放为主要特色的创作天才。言简意赅，肮脏流转，熔叙述、评论、谀扬、疑难，以及旧典新说于一炉，五彩纷呈，先声夺人，予读者以鲜明强烈的感知和印象。后人每以朱(彝尊)陈(维崧)并称，如此句的大笔勾勒，力透纸背，亦见朱氏的功力，确能旗鼓相当。
“风烟一壑家阳羡”，借杜牧诗“一壑风烟阳羡里”成句，点出主人公世居的古阳羡，即今江苏省宜兴市的山光水色，佳美风景。恰好这儿也是宋代著名词人竹山的乡里。竹山，蒋捷号，词风追步稼轩，刘熙载《词曲概》里称他为“长短句之长城”，与周密、王沂孙、张炎并称为“宋末四大家”，对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词派影响尤大。这从地理上追溯其词学渊源。作者以平淡无奇的笔触，娓娓道来，极自然地一笔带出，为首句的评述作了补充。
犹如影视镜头，渐渐由远处摇至眼前，作者引导我们逼近观察填词图中的生活场景:画面上罨画溪(地名。在宜兴县东南。古时有指为圻溪或东泻溪者)穿越而过，溪水清越，缥碧见底，泉水激石，似闻泠泠作响;两岸夹生藤花，珠结翠绕，摇曳多姿，倒映水中，青绿喜人。图中的主人公，随身携带着文房四宝和桌几之属，安坐在那溪旁的绿树阴中，正悠然出神地苦思冥想，捕捉“空中语”，在这样幽雅的环境中，创造出飞扬跋扈的好词。
写到这里，已将“其年填词图”题目立体呈现于读者面前，山穷水尽处，笔头一转，突作放达语:人生快意事，但求“紫笋烹泉，银筝侑酒”便足够了，“此外总闲事”!“紫笋”，茶之名器。相当于今天出产的宜兴紫砂壶。“银筝”:名贵的银装筝。也就是说，闲来掬取一勺名泉，烹上一壶酽茶，与三五旧友新欢，意气风发，谈艺论文;兴来丝竹吹弹，饮酒作乐，象刘禹锡诗中说的“插花女儿弄银筝”，姜白石词中说的“小红低唱我吹箫”，一曲终了，捧巨觥劝进，昏昏然不复与外事相接。是呀，人生如此，夫复何求?是作者的劝慰语，也是画图上无法绘出，深藏于主人公内心世界的酸楚语。在沉痛的感喟中读者顺理成章地领略到词外之旨:旷世奇才，不为世用，只能沉湎于酒旗歌板之中，有情人当一掬同情之泪!
上片的艺术特色很鲜明:一、始终扣紧“其年填词图”五字写实写足。从总体到局部，从大处到细节，从外形到内涵，立体交叉，纵横开合，立足画面，从“图”生发。即使是“紫笋”、“银筝”，也是图画中的实有之物。年次少于陈维崧的同里词人蒋景祁，在其词注中便曾说“填词图中旁画士女”，正是“插花女儿弄银筝”的真实画面。而总体评说，乡学渊源，创作环境，烹泉论艺，以及银筝正拍，快意时浮一大白，却说的是“填词”因果。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其年”二字，多角度地托出一个活灵活现的陈维崧来。二、由远及近，由表及里，虚实交替，移步换形。言飞扬跋扈，突来“可是青兕”一问;说阳羡山水，攀上古人竹山乡亲;明写创作环境优美，潜台词是:词赋乃小道，建功立业，才是大丈夫的营生。分看似乎各自独立，合看则围绕“其年填词图”轴心旋转。散珠委地，线穿珠联，一环套住一环，一层递进一层，光怪陆离，变换莫定。特别是充分发挥了有声画(俗说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的功用，以“紫笋”、“银筝”等实有之物为道具，转瞬间，成为深层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重要成因，有助于多层次地塑造丰满的艺术形象。
过片以下不再就“图”立说，只就“其年填词”进行细部刻镂。
“空中语”:据《冷斋夜话》载，法云和尚劝黄庭坚多做诗而艳歌小词可不作;黄庭坚说:小歌词是“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坐此堕恶道”。亦即歌词乃凭空结撰之语。“想出空中姝丽，图来菱角双髻。”“菱角”:白居易诗:“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菱角、谷儿皆侍婢名。意谓歌词中的艺术形象，不管是构想中的标致小姐，或是具体描绘的扎着丫髻的婢女，都是无中生有的产物。朱彝尊自题词集《解珮令》亦曾说:“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与此意同，但说得更显露。这里推己及人，说陈维崧凭空结撰之词，虽不乏“燕钗蝉鬓”、“歌筵红粉”之类的题材，其目的在于寄托作者的幽愤。陈廷焯评说:“其实朱、陈未必真空也。”(《放歌集》卷三)是为知言，他们不为世用，饥驱四方、抑塞磊落之气发而为词，正是深深地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并非飘浮空泛的游词。若从艺术创作之法则言，正如陆机《文赋》说的“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是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称词为“空中语”，却也合理而又形象。
陈维崧才思横溢，意豪气盛，中遭家门变故，颠沛流离，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全都通过词来宣泄，有时一日作数十首，或一韵至十余阕，填词之多，古今称最。“乐章琴趣三千调，作者古今能几?”是实事实说，不是夸诞之言。“乐章琴趣”，柳永词集称《乐章集》，黄庭坚、晁补之的词集同称为《琴趣外编》，是以二集名代指填词。为何二者叠用呢?这是词律规定字数的需要。迦陵词在长期的流传中散失很多，有的是作者漫不经意随作随丢，今天保存下来的只有一千六百多首，也还是古今作者中词作数量最多的。如此既多且好的歌词，就使从前的那些善歌者或记曲者相形见绌了。“团扇底，也直得尊前、记曲呼娘子?”“团扇”:据《古今乐录》载:晋王珉好捉白团扇，其嫂婢谢芳姿善歌《团扇歌》。又“记曲呼娘于”，据《碧鸡漫志》载:张红红颖悟绝伦，每听新声，即能记其拍，一声不失;后招入宜春院，宫中号为记曲小娘子。这些谢芳姿、张红红之流，当然不是陈维崧的敌手，显得名实不副，只有从酒旗歌筵前消失，让位于陈维崧的新声了。
最后数句，极力写陈词之艺术感染力和流传之广大。不论是城市和墟集(“旗亭”，市楼。“药市”，《成都古今记》:九月药市。指墟集)都可听到传唱江南新词江北旧词(“江南江北”，向子諲词分为江南新词、江北旧词)，歌声揭响入云，震落屋梁上的尘土(“歌尘”，刘向《别录》:鲁人虞公，发声清晨，歌动梁尘)，又如清晨吸一口井华水(“井华水”:《本草注》:井华水平旦第一汲者，令人好颜色)，沁人心脾，顿觉性平气和，颜色温润。叶梦得《避暑录话》曾记载:“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屯田词。”(按“井华水”已见前《本草注》，此又引《避暑录话》释“柳下井华水”，为行文方便，二注都用了。)迦陵词流传的盛况，也同于柳词的情景。古人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作圣作贤，建功立业是无望了，有这许多佳词丽篇，家喻户晓，广被天下，也是不朽之盛事，可以聊以自慰了。
后片极写其“盛”，却笼罩悲愤之雾，这也是全词的基调。朱彝尊才学富赡，有喜欢掉书袋的毛病，这首词隶事太多，就是证明。再则迦陵词有蹈扬湖海，一发无余的短处，虽不影响朱氏的总体评价，读者却是应该知道的。
全诗八章，可分五层。首章为第一层，先兴比，后议论，开门见山，倡明主题。“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兴中有比；而诗人以常棣之花喻比兄弟，是因常棣花开每两三朵彼此相依而生发联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这寓议论于抒情的点题之笔，既是诗人对兄弟亲情的颂赞，也表现了华夏先民传统的人伦观念。上古先民的部族家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在他们看来，“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颜氏家训·兄弟》）。因而，比之良朋、妻孥，他们更重兄弟亲情。钱钟书在《管锥编》）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更深刻揭示了《小雅·常棣》主题的历史文化根源。
二、三、四章为第二层。诗人通过三个典型情境，对“莫如兄弟”之旨作了具体深入的申发，即：遭死丧则兄弟相收；遇急难则兄弟相救；御外侮则兄弟相助。这可能是历史传说的诗意概括，也可能是现实见闻的艺术集中。这三章在艺术表现上也颇有特点。事例的排列由“死丧”、“急难”到“外御”，从而由急而缓、由重而轻、由内而外，构成一个颇有层次的“倒金字塔”，具有强烈而深远的审美效果。其次，采用对比手法，把同一情境下“兄弟”和“良朋”的不同表现加以对照，更见出兄弟之情的诚笃深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又更深一层：即使兄弟墙内口角，遇到外侮，也会不假思索一致对外。“阋于墙”与“外御其务”，两句之间没有过渡，情绪和行为的转变即在倾刻，有力表现出手足之情出于天然、发自深衷。由转折手法构成的这一典型情境，因表现了最无私的兄弟之情，成为流传至今的典故成语。
第五章自成一层。如果说，前面是诗人正面赞颂理想的兄弟之情，这一层则由正面理想返观当时的现实状况；即由赞叹“丧乱”时的“莫如兄弟”，转而叹惜“安宁”时的“不如友生”。“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这叹惜是沉痛的，也是有史实根据的。西周时期，统治阶级内部骨肉相残、手足相害的事频频发生。《常棣》的作者，是周公抑或召穆公，尚难定论；但有一点可肯定，诗人的叹惜是有感而发的，且有警世规劝之意。不过，这是在宴饮的欢乐气氛中所唱之诗，因此，在短暂的低沉后，音调又转为欢快热烈。
六、七章为第四层，直接描写了举家宴饮时兄弟齐集，妻子好合，亲情和睦，琴瑟和谐的欢乐场面。第七章“妻子”与“兄弟”的对照，包含了诗意的递进：“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而“兄弟既翕”，则“和乐且湛”。诗人似明确表示，兄弟之情胜过夫妇之情；兄弟和，则室家安，兄弟和，则妻孥乐。末章承上而来，卒章显志。诗人直接告诫人们，要深思熟虑，牢记此理：只有“兄弟既翕”，方能“宜尔室家，乐尔妻帑”；兄弟和睦是家族和睦、家庭幸福的基础。明理规劝之意，更为明显。
诗体为七排，是古代诗人极少创作的一种诗体，杜甫集中仅存数首。此诗乃诗人触景伤情、感慨入怀之作。
“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净客船。绣羽衔花他自得，红净骑竹我无缘。”诗篇开始，诗人紧扣清明时令入题。“新火”，古代四季，各用不同木材钻木取火，易季时所取火叫新火。唐宋时清明日有赐百官新火的仪式。苏轼《徐使君分新火》诗云：“卧皋亭中一危坐，三月清明改新火”即指此。首联一点时，二点地。诗人清晨起来，匆匆赶路，清明新火正袅起缕缕新烟。天气晴暖，春光明媚，一叶小舟荡漾在万顷湖水之上。一个“净”字写尽了天宇的明静，湖水的澄澈。此景如诗如画，可惜在诗人心中惹起的却是阵阵苦痛酸愁。“客船”之“客”轻轻一点，把诗人从美好的自然境界拉回到残酷的现实人生，诗人不得不面对飘荡流离的艰难处境，幸福和快慰转瞬即逝。景愈美，痛愈深。诗人看到天上飞过轻盈的小鸟，地上游戏的快活的儿童，他只是苍然感到“他自得”，“我无缘”，诗人历经苦痛，身老倦游之态如在目前。绣羽，美好漂亮的羽毛，代指鸟。鲍照赋云：“曜绣羽以晨过。”又，宋之问诗：“衔花翡翠来。”红净，此非指美貌女子，而是指少年，李白《赠孟浩然》诗有句“红净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即是。骑听，以竹当马骑，乃少儿游戏。此联直写诗人之哀之倦，与首联隐于其中、详察方觉不同。意义上隐显结合，表达上动静相照，取景由高及低，由水及岸，时空勾画宽远阔大。
“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肢亦可怜。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第三联上承第二联，写本地风物人情。胡，泛指少数民族。湖南是多民族杂居省份，土家苗民很多，少数民族的儿童服饰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迥异于北国中原，楚地女儿腰肢苗条，美丽可爱，又是别番情调。在诗人笔下，小鸟轻翔，少年游乐，儿童装扮新奇，少女袅婷款款，衬以朝火新烟、湖光山色的背景，构成一幅明快爽朗、色调纷呈的清明风俗画。很明显，诗人意在以此反衬自己悲凉暗淡的心怀。前三联从现实、眼前着笔，第四联则由当地古迹转到对历史人物的回忆了。定王，汉景帝第十子刘发，唐姬所生，微无宠，故封王于卑湿贫国长沙，卒谥定。定王城又名定王台、定王庙等，在长沙县东一里，庙连岗，高七丈，故又谓之定王冈，相传乃定王为望其母唐姬墓所建。贾傅，即贾谊。年少通诸家书，文帝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他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又数上疏陈政事，言时弊，为大臣所忌，出为长沙王太傅，作《吊屈原赋》发抒不平之气。盛弘之《荆州记》里说：“湘州南市之东，有贾谊宅，中有井，即谊所穿也。上敛下大，状似壶。井旁有局脚食床，形制甚古。”诗人为何于此想及此二人二事呢？定王、贾谊失宠于皇帝，不遇于时运，被逐僻远卑湿之国，与诗人经历是颇相近的，而定王之望远在长安的母亲坟茔，贾谊之吊屈原而自伤，也正与诗人情感和思想合拍，诗人是借古人而遣已之郁怀。所以下联作者即从古人想到自身境况。
“虚沾焦举为寒食，实藉严君卖卜钱。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寒食在清明前一日或二日，要禁火三日。相传春秋时介子推辅佐晋文公重耳回国后，隐居不出，重耳烧山相逼，之推抱树而死。重耳为悼念他，禁止在之推死日生火煮食，只吃冷食，以后相沿成俗。而太原旧俗，每冬至应寒食一月，平民不堪其苦，周举为并州刺史时，作书置子推庙，言盛冬去火，非贤者之意，故改为三日。其实，禁火乃周朝旧制，与子推之死无关，是《后汉书·周举传》附会为之。诗人在此不过是借用这个清明传闻而己。沾，润泽。寒食时虽赖周举之福开了火禁，诗人一无所有，舟鲜熟食，故只有虚承周之美意了。严君，即严君平，汉蜀郡人。卜筮于成都，日得百钱足以自养，则闭肆下帘读老庄，扬雄曾从其游学，称为逸民。这两句概括写诗人贫困潦倒生活。诗人到处奔波，左冲右突，却生计无着，写此诗前后即在潭州卖药度日，有诗云“药物楚老渔商市”。诗人提及严君平，非即思君平卖卜自给，更含有对君平闭帘读老庄的向往之情。诗人一生深受儒道思想影响，为了社稷，也为了生计，想积极用世，同时也不乏退隐山林，过一种平淡安稳生活的热望，经过十余年的流浪颠沛后，这种心灵的追求更日趋强烈，《过洞庭湖》、《次空灵岸》和《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等作品都有明显的反映，所以结联诗人明言已志。他讨厌击钟而食、列鼎而烹的富豪生活，希望顺依自己“山林”“天性”，有“浊醪粗饭”伴送岁月，颐养天年就足够了。这不过是诗人在生活重负之下残存的一点起码的生存要求，虽不太积极，仍然体现了诗人不愿趋奉权贵，追慕荣华的高洁品质。可惜的是，诗人这个最普通的愿望都根本无法遂愿，第二年诗人即因贫病交加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生活，年仅五十八岁。
第一首诗，诗人由清明景事兴感，抒写自己的悲惨遭遇与高洁志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段落。第二首在内容上是第一首的继续和发展，着重写飘泊之感，情怀抒发则更挚切深痛而饱满。
“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首联概写诗人苦于飘泊，年老病废的不幸命运，并启二三两联。偏枯病名，《黄帝素问》说“风疾或为偏枯”。
“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第二联紧承首联，“系舟”应“飘泊”，“左书空”对“左臂偏枯”，“双下泪”“左书空”如两个特写镜头，将首联漂泊病废内容具象化，“寂寂”、“悠悠”两个叠词，更强化了诗人无依无靠，飘泊不知所归，流浪难与人语的悲凉气氛。茫茫人寰，无人可语，卧病在舟，飘荡无期，右臂残疾，左书难以成字，虽想停舟驻足，却又无岸可登，思前想后，诗人泪雨滂沱，心如刀割。此为近承。第三联在上联具写的基础上概写，远承首联。蹴鞠即打球，与荡秋千等都是清明时节游戏，诗人选取它们入诗既照顾诗题，更含有深意。《杜臆》认为蹴鞠乃军中击球之戏，此代指兵乱，战乱频仍中的飘泊就更为艰辛，此其一；清明打球乃唐旧俗，不止军中，宫中犹耽此戏，王建《宫词》描写道：“殿前铺设两边楼，寒食宫人步打球。”诗人用此，寓有想望京华之意，此其二；其实，蹴鞠秋千在此还具有比喻、双关意义，诗人的一生不正象球那样被人踢来踢去，命运不定，也不正如秋千般飞荡往复，高低起落，难以自控吗？此其三。“十年”言久，“万里”言远，诗人从时空两个角度叙写自己不幸。“十年”既是虚指，也是实指，从诗人贬出朝迁到现在已是十年光阴过去了。多少年来，诗人象毡球象秋千飘泊动荡，本已足悲，挈妇将雏，一天一天远离京华，则更增其若，荆楚的清明风俗虽与长安相同，正因其同，却不得不使人忆起流窜四处的亲朋，这益使人难堪万分，柔肠寸断。诗人在这十四个字中熔铸了极为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情感体验，它们依次叠现出来，既富有层次感，又极见浑然一体，具有极强的内在情感张力，令人想起诗人的另一联名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锈中。”诗人由上联蹴鞠秋千等物事巧妙转入对景物的描写，情感也逐级上升到新的高度。春来了，去冬南来的雁阵又纷纷穿云北去，赶赴北国的家园；四野人家也纷纷钻青枫取火，一片清明风光。诗人从高下两个角度取景。紫塞，北地边关，诗人用此代北方的京华长安。南鸟北归有期，迁客返京无望，可谓人惭北鸟。古人钻木取火，四时各异其木，其后仅于寒食后一日为之，成为沿袭故俗遗迹。春季当用榆柳，荆楚却用青枫，足见异地异俗，更易令人想到《招魂》中的句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这与诗人当时心绪是极合拍的。北方紫塞，楚中枫火，两两相隔，山高水远，诗人之心禁不住越过千山万水，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都京华。长安的楼阁一定早掩映于阳春三月迷离朦胧的轻烟花雨中了吧？那奇瑰高峻的山河也早应万紫千红，一片锦绣了。诗人想念京华之深，欲归故都之切，在如诗如画的想象之景中淋漓尽致地渲泄出来，表达却又含蓄深婉，真切动人。诗人到底忘不了社稷和君王。第四联为眼前实景，旅雁青枫却给人以无穷想象的天空，景深因之加大；此联为想象虚景，烟花锦绣又紧扣节令，近远两景真幻交融，动静兼具，足见诗人构思之精密，技巧之高妙。
“春水春来洞庭阔，白苹愁杀白头翁。”春水滔滔归向浩渺无边的洞庭，隔断了诗人的归路，举目皆茫茫白苹，更使白首诗人愁肠百倍，不能自持。“春”是节令的周而复始，“白”是色彩的比照烘托，两词叠用，极写诗人万般情怀。春水也如大雁一样，能够如期回归，诗人却不得不淹滞湖湘，返京无计；白苹虽有荣枯，尚能年年开花，诗人却盛年不再，衰落无成，然诗人偏又心系长安，不忘社稷，怎不愁上加愁呢？是景语也是情语，情因景生，情变景换，在情感的千回百折、跌宕渲泄中，结束全诗，只留下茫然、哀痛、无言的回声。结联素来为人称道，刘禹锡《嘉语》言此联人不可及，尤以叠字见妙，位云亭《秋窗随笔》赞其“风神摇漾，一语百情”，从艺术技巧和审美效果两个方面进行了极高的评价。
在内容上，《清明二首》因节兴感，借景借物抒怀，既写平生不幸，更让人看到诗人心中交织纽结的矛盾和痛若。诗人平生抱负无望可展，加以身老病废，流离失所，意识中潜藏的释道思想不禁抬起头来。在最后岁月的诗稿中，他感慨自己“久放白头吟”，渴望能“忘机”“返朴”，他追慕桃花源式的世外“淳古”生活，认为“富贵功名焉足图”，希望在“乐国养微躯”，且欲与山鸟山花结邻为友。然而诗人终归是诗人，即使成了江湖“渔翁”失群“孤雁”，也永不失“每饭不忘君”的本色。他总是心系故园，“每依北斗望京华”，不舍辅佐君王“几回青琐点朝班”的过去，“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诗人依然雄心不已。这样，进与退，入与出的矛盾在诗人心中此消彼长，掀起剧烈冲突，当然前者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情怀，也鲜明体现在《清明二首》中。贫病交加的诗人，眼前的欢乐之景无一不牵发缕缕哀愁，促使他追想严君，向往山林的任运生活。然而北回的大雁，飘流的枫烟，应时的春水，又注定他割弃不了“秦城楼阁”和“汉主山河”，且因之愈复悲哀。诗言情志。诗人这种深沉浓烈的情怀根植于诗人高尚深厚的爱国主义心灵，是诗人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自然而必然的写照。这种深厚的爱国之情是深可宝贵，值得今人发扬光大的。这也是这首诗的价值所在。
艺术表达上诗人也颇多成功之处。诗人善于选景构图。新火新烟，湖色春光，旅雁青枫，烟花锦绣，组成一幅有声有色、历历如见的江南初春图，而鸟衔花，儿骑竹，童妆胡服，女作细腰，定王旧城，贾傅古井，又是一卷具有鲜明地方和民族特色的风俗图画。诗人选景注意大与小，远与近，高与下，动与静的角度变幻和配合，并把古与今，想象与现实有机融汇，内容丰富多彩，画面流走生动，境界高远阔大。诗人善于炼字炼句，以“净”写初春湖光山色的特征和神韵，以“远”状诗人欲留不能，京华日远的感伤，以“虚”道诗人囊空如洗的贫寒，“十年蹴鞠”一联高度浓缩概括，达到了言约意丰、辞断意属的审美高度。叠词、复字、双关等技巧，既增诗句声态之美，更使平常词眼产生了新的丰富深涵，扩展了诗的容量。全诗语言通俗朴质，感情却含蓄深沉，耐人咀嚼。
全诗以情感的构思线索，取景用事全为抒情服务，所以景随情移，步步变换。或以乐景衬哀，或直写哀景，第二首后三联则把情景高度统一于一体，一般景万种情叠起千重心浪，把全诗情绪推到最高点。诗人又善于多角度切入和转换，多重诗歌意象纷至沓来，仿佛随手拈出，又极妥贴自然。象第二首，首联点飘泊之苦，二联近承具写，三联远承概写，又带出清明物事，融深慨于其中。四联是眼前景，旅雁由地上云，新烟袅袅腾空，视点从低至高摇移；五联是想象着笔，结联又归于眼前茫茫湖水。结构上纵横开合，景致上伸缩自如，情感氛围步步加深，似淡实浓，似散实密，似漫不经心偏又构思绵密。语出自然，旨归深烈，简易纯熟，深然天成，正是诗人晚年诗作的鲜明特点。
在章法上，第一首前后两联都紧扣自身着墨，中间两联拓开一笔，写当地风情民俗，离合相间，跌宕起伏；第二首前三联叙事，叙中融情，后三联写景，景真情深，两大板块如又峰并峙，各显千秋。第一首起于风物人事，言志作结，第二首由自身飘泊启篇，又归于湖南风物，两首诗在整体结构上有一种曲折变化之貌，回环错落之美。总之，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达上看，《清明二首》都是诗人晚年的好诗之一。
《鱼藻》，《诗经·小雅·鱼藻之什》的一篇。为先秦时代华夏族诗歌。全诗三章，每章四句。这首诗赞颂武岂饮酒的平和安乐，有颂古讽今之意。《毛诗序》以为“刺幽岂也。言万物失其性，岂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岂焉”，显然是以用为意，于诗本文无稽。
诵读诗文，朴实中寓新奇，无论是语言技巧还是结构方式甚或是总体风格都与民谣相近，陈子展以为“全篇以问答为之，自问自答，口讲指画，颇似民谣风格”（《诗经直解》），可谓贴切之论。以此反观诗原文，那种根植于民间的新鲜活泼和摇曳多姿的诗风在雅诗中独显风韵。
全诗共分三章，每章四句。每章前两句以“鱼在在藻”起兴，出语奇崛。一句四字而“在”字两见，颇具特点，对它的理解是正确诠释全诗的关键。若以冬烘之论视之，以为是凑足音节之举，不但在用法上显得笨拙，而且不合《诗经》语体。吴闿生《诗义会通》将“鱼在在藻”释为“鱼何在，在乎藻”，这样两个“在”字实为自问自答，全诗节奏以此为基调，欢快跳跃，收放有致。
三章中每章第二句对鱼的形态描写，酷似现代电影中的特写镜头，“依于其蒲”则是鱼在藻中摇头摆尾，得其所需的全景式展示。三章并提，由特写至全景，构成了一组极具情节性和象征意味的鱼藻情趣图。而诗的每章后两句则是写岂，“岂在在镐”、“饮酒乐岂”，形式上只是语序颠倒，实则暗含活动顺序和因果。春秋时代，酒是富足后的奢侈品，因而也是欢乐的象征。若无“岂乐”的心绪则不会去“饮酒”。而在酒过三巡之后，那欢乐的气氛在酒香弥漫中显得更为浓烈。宴饮之景、欢乐之情跃然纸上。第三章的“有那其居”既是对大岂居所的无限赞叹，也是对前两章因果关系上的照应。从视觉效果上看，也正是点和面、局部和全景的关系，与观鱼的空间转换一致，这样整首诗比兴和铺排和谐无间，浑然一体。
通观全诗，“鱼”和“岂”，“藻”和“镐”在意象和结构上严格对应，起兴之意昭然。但若止于此，则了无新意。先贤以为此诗“以在藻依蒲为鱼之得所，兴武岂之时民亦得所”（郑笺）。虽然武岂之说无以确证，但此说为读者揭示了鱼藻的另一层映射关系。诗人歌咏鱼得其所之乐，实则借喻百姓安居乐业的和谐气氛。正是有了这一层借喻关系，全诗在欢快热烈的语言中充分展现了君民同乐的主题。因此，从形式和内容结合的完美程度来考察，这首诗在雅诗中是较优秀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