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一开始就直抒胸臆,顿感一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诗人在草堂的北窗独坐,极目北望,感慨万千。此联对仗极工,“南”、“北”二字迭用对映,以“南京” 对“北望”、以“南亩”对“北窗”。
颔联由抒怀转入描写在成都的客居生活:“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此情此景富有诗情画意,是一种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乡野生活。波光云影伴着棹声、嬉闹声,杜甫望着眼前这位同他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杨氏,两鬓业已有些斑白,细细的皱纹开始悄悄爬上了曾经细嫩的面庞,回想起和她一起看过的风景和一起走过的人生旅程,今生有伊相伴,纵然再苦也甘之如饴,这或许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吧。想到这里,杜甫内心深处的感情犹如潮水从心底奔涌而出,多年漂泊与流离的苦痛和如今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两种冰火两重天的情感交杂在一起,最终化作颈联“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这两句。“俱飞蛱蝶”和“并蒂芙蓉”,如双栖鸳鸯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象征着夫妻或两个相爱的恋人双宿双飞,永不离分,唯美的梁祝化蝶所表达的也正是此意。
末联诗人又把游走的思绪拉回现实中来,将视线转移到随艇携带的“茗饮”和“蔗浆”上来。“茗饮”这一叫法最早出自三国曹魏张揖的《广雅》一书中:“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可见,在三国时期,荆巴一带(今湖北、四川交界一带)把茶汤称作“茗饮”,而且煮饮的方式也比较特别。另据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载:“菰稗为饭,茗饮为浆”,“时给事中刘镐,慕肃之风,专习茗饮”。“茶”字最早首见于唐显庆中(656~661年)苏恭的《本草》中,距离杜甫写此诗的时代已有百余年,而成都位于巴蜀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饮茶成风,这在张载的“芳荼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登成都白菟楼》)中可窥见一斑。杜甫在诗中用“茗饮”而不用“茶”,足见他移风易俗,受当地饮茶习俗影响颇深。诗人在尾联中至少寄寓了两层意思:一是道出他的人生滋味,二是表达他的人生价值观。于杜甫而言,他的人生只有“苦”和“甜”两味,而且苦是远远多于甜的,早年多舛的命运和后来的尘埃落定恰如这清苦的“茗饮”和甘甜的“蔗浆”。他与妻子经历了多少的离别、思念之苦,如今能手牵手、肩并肩同乘一艇,是在尝尽苦辛之后换来的甜蜜,来之不易。“茗饮蔗浆携所有”,把苦茗与甜蔗都同置一艇上,时饮茗来时饮浆,时苦时甜,恰如在回味一段人生。至于人生价值观,在此时的杜甫眼里,茗饮蔗浆都用普通的再也不能普通的瓷坛来盛放,一点儿也不逊色于精美的玉缸。瓷坛与玉缸,虽功用相同,内涵却有天壤之别,一朴质,一奢华;一象征着简淡平凡的生活,一象征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诗人认为“瓷罂无谢玉为缸”,意味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追求显达仕途转变成追求陶然田园,由勃勃雄心转变成淡泊宁静,这一过程也诚如茶由醇厚渐转淡薄的过程。
此词上片写主人公张仲远在黄昏时到芳草之地,骑马到青楼伎馆,与美好善舞的伊人相会,尽情沉浸在酒乐之中,到了云中月里,情暖抵消夜深凉意。起笔写与情人幽会时间地点,地点在一派垂杨、园林毗连、芳草满岸之处,时间在行人欲归未归时节。接着写温馨的幽会情景,将场景由室外移向室内:两人举起玉杯相对饮酒,又听女郎唱了艳冶的情歌,主人公深受感动,两人便携手步月,深深留恋这良辰美景暖意融融的氛围。词人用“飞燕”指称女郎其人,见出她风姿俏丽,能歌善舞。
下片写欢乐终是要散,以暗藏绣鞋,偷寄情书延续和沟通感情,并且约好在闻到津鼓声时再纵情欢乐。换头承上启下,“无限风流”总拢一句,然后具体陈述风流韵事。“明日”以下写即将分别情事:渡头更鼓偏不作美,旅船待发,催人登舟;“乱红万点”以落花渲染离情;“怅断魂”设想别后烟水阻隔、两地遥望之情景。结尾三句,再起波澜,宕开一笔,遂即收结,颇见功力。这里蕴含着这种偷情生活不能长久,好似烟水之隔,要争取长携手永不分离之意。其中“暗”字、“偷”字,颇富情趣,也略略拍合题中的“戏”字。
此词从构思上由今天的欢乐终是散,想到明天或将来的期盼。从艺术上说是写得高雅而脱俗,把男女偷情约会写得精致,惟妙惟肖。从一次相会上升到希望永远不分离,围绕一个“情”字来写就不落入“情”中。是绯闻却没有绯闻核心内容,以欢歌纵酒为主要情节,没有俗的相拥,相吻痕迹,以期盼再相会,永远不分离的思想活动下笔,渲染再相会的后果。虽然永远不分离是一个虚幻的想象,但也提醒偷情人有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一发不可收,不能有此偷情念头,要洁身自好。难怪张仲远的妻子发怒抓损丈夫的面容,她也想阻止丈夫再次发生偷情之事。
到此就不难看出姜夔写此词之旨:是劝戒人们要守住道德底线,偷情是一件“怅断魂”的事。
这是一首闲适诗。“闲适诗”的特点,向例是以自然闲散的笔调写出人们无牵无的悠然心情,写意清淡,但也反映了生活的一个方面。同时,有些佳作,在艺术上不乏可资借鉴之处。此诗是写诗人酒醉月下花丛的闲适之情。
起句“几年无事傍江湖”,无所事事,浪迹江湖,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反映了“泛若不系之舟”(《庄子·列御寇》)的无限自在。第二句中的“黄公旧酒垆”,典出《世说新语》,诗人借此表达自己放达纵饮的生活态度,从而标榜襟怀的高远。
“觉后不知明月上”,是承前启后的转接,即前承“醉倒”,后启归去倩人搀扶的醉态。此处所云“不知”,情态十分洒脱;下句“满身花影倩人扶”是全篇中传神妙笔,写出了月光皎洁、花影错落的迷人景色。一个“满”字,自有无限情趣在其中。融“花”、融“月”、融“影”、融“醉人”于浑然一体,化合成了春意、美景、诗情、高士的翩翩韵致。
这首诗着意写醉酒之乐,写得潇洒自如,情趣盎然。诗人极力以自然闲散的笔调抒写自己无牵无挂、悠然自得的心情。然而,以诗人冠绝一时的才华,而终身沉沦,只得“无事傍江湖”,像阮籍、嵇康那样“醉倒黄公旧酒垆”,字里行间似仍不免透露出一点内心深处的忧愤之情。
这首小令讥讽时政尖锐的揭露了元朝当政者卑劣腐朽的面目,揭露世风的龌龊败坏。语言犀利泼辣,比喻极具特色,夸张的描写,揭露尖刻有力。
这是元散曲中一支妙语连珠的著名作品。首尾两组工整的鼎足对,尤见精彩。
起始的三句中,“铺眉”与“苫眼”、“裸袖”与“揎拳”、“胡言”与“乱语”是句中自对,互相又成为工对;“时”与“十”同音,借与三、万作数字对。“铺眉苫眼”等三组词语活画出了无赖与白痴的形象,与达官贵人的身份本身形成了绝妙的讽刺。而三句从文意上看侧重点又有所不同:第一句讽刺内阁,第二句讽刺武将,第三句讽刺高官。总而言之,“万是烘(哄)”,满朝文武全是些瞎胡闹的乌龟王八蛋罢了。
末尾的鼎足对,数字对数字、地名对地名、动物门对动物门不算,妙在同句之内的鸡与凤、蛇与龙、猫与熊还万有形状相像的联系。一头是文人习用的雅语颂辞,一头却是民间口语中带着詈骂性质的语汇,凑在一起,冷峭而生动。三句也各具侧重点:第一句揭示凶横,第二句揭示狠毒,第三句揭示无能。这就让人们清楚地看出,元代社会中各种自封的或被吹捧出来的风云人物,究竟是些什么样的货色。这三句承接前文“早三公”、“享万钟”、“成时用”而写,作者矛头直指上层统治集团的高官要人,是一目了然的。两段之间,“大纲来万是烘”结上,“说英雄谁是英雄”启下。得此两句愤语绾联,“讥时”的题意便充分地显露了出来。
作者这种庄俗杂陈、嬉笑怒骂而尖峭老辣的散曲风格自成一家,被时人称作“张鸣善体”。明代曲家薛论道就有一首仿“张鸣善体”的《朝天子·不平》:“清廉的命穷,贪图的运通,方正的行不动。眼前车马闹轰轰,几曾见真梁栋。得意鸱鹗,失时鸾凤,大家挨胡厮弄。认不得蚓龙,辨不出紫红,说起来人心动。”语言虽不及本曲灏辣,却能得其神理。
这是一首古诗,前四句运用反衬、对比手法,抚今追昔,感慨今日的沧桑,流露出诗人遭贬南行的惆怅落寞情怀。“去年上巳洛桥边,今年寒食庐山曲。”农历三月三日为上巳节,这一天按古风要去水边祓除修禊,驱除鬼魅,同时也是文人聚会吟咏的日子。去年那一日,诗人还在洛水边参予修禊盛事,与同朝文士饮酒赋诗,享尽荣华,而今却已是遭贬谪之人,独自在庐山脚下度过此清明寒食节。“去年”,“今年”,对比鲜明。一年之隔,诗人处境大不相同,诗中虽只字未提遭贬之事,但通过地名“洛桥边”与“庐山曲”的对照,失意之态清晰可见。寒食节正是百草千花的大好时节,眼前又有景色秀丽的庐山,诗人毫无欣赏兴致,反念于“去年”上巳洛桥边修禊事,对京华游乐的追忆和向往,也透露出诗人此时内心的孤独凄切,三四句是想象中的京华与眼前的现实相对照。第三句上承首句而发,巩县在洛水西岸,为洛阳近畿之地,诗人由“去年”的洛桥修禊,联想到“今年”繁华的京洛风物,“去年”底离开洛阳时,还是隆冬时节,此时已是春归大地了,洛阳城内,应是满城飞花、春意盎然了。“遥怜”二字,写诗人身为逐臣,不忍离京却无奈被逐出京,此时身在江州,回望京洛,只能遥遥寄情于花树了。江州古属吴地,故诗中称江中小洲为吴洲,诗人身在江州,回望京华,遥怜洛阳草木花树,但眼中所见,唯江中小洲,一片新绿而已。后四句感物思归而不得,抒发断肠之悲。先重复“吴洲春草”以承上启下,诗人有感于眼前春光,归思更切,“感物思归怀故乡”是诗中的情感主线,“故乡”,即指洛阳,宋之问虽不是洛阳人,但他长期在此生活,感情深厚;同时相对于他即将要去的南方而言,整个北方、整个中原都是他的故乡。结句“驿骑明朝发何处?猿声今夜断君肠。”自我设问,感情痛切哀婉,身为逐臣,想返回京洛是不可能的,明朝骑马上路,只能依然南行,因此夜闻清猿悲啼,更添肠断之痛。
此诗前四句侧重于“感物”,着力渲染满眼春光,逗起今昔之思,以洛水修禊与庐山寒食的对比;后四句侧重于“思归”,直抒满腹乡愁。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遭贬南行的哀伤,情思深婉含蓄,语言清丽自然,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