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开篇'由义而动'到自相残杀的记叙,表现了诗人英明的政治洞察力,对上层军阀的内讧以及对下层将士、百姓痛苦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铠甲生虮虱”以下六句,写战争给士兵和百姓带来的灾难和作者的感慨。“铠甲生虮虱”写战乱之长,士兵连年征战,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其苦可知;“万姓以死亡”写人民在战乱中死丧殆尽,可见战祸之烈。“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用简括的语言描绘出一幅战乱中的凄凉悲惨的图画。从视觉感受上说,弥望中,纵横于野的白骨,是那样惨白;从听觉感受上说,茫茫大地死一样沉寂,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鸡鸣狗吠,这些寻常的庄户声气都不闻于耳了。作者收视反听,自然要痛断肝肠了。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刘勰评曹氏父子的诗曾说:“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文心雕龙·乐府》)锺嵘评曹操的诗也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的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故曹操的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这首《蒿里行》即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故陈祚明说:“孟德所传诸篇,虽并属拟古,然皆以写己怀来,始而忧贫,继而悯乱,慨地势之须择,思解脱而未能,亹亹之词,数者而已。”(《采菽堂古诗选》)可见曹操诗歌抒忧写愤的特征已为前人所注重。
这首诗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不仅对因战乱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悲愤和同情,而且对造成人民疾苦的首恶元凶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全诗风格质朴,沉郁悲壮,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豪迈气魄和忧患意识,诗中集典故、事例、描述于一身,既形象具体,又内蕴深厚,体现了曹操的独特文风。
首三句从时间的推移下笔,起句写斗转星移、玉漏频催,已由“月上门”到“三更天”了,女主人把视线由室内的云母屏风移到室外栖息的黄莺身上,不仅表示时间的推移,而且是感情的升华。她等待的情人,未到约定的兰更而不来,她虽然急不可待,但还能自解。这一句用“转“、“移”、“频”连续三个动词表达少女对时光流逝的焦虑,以异于常人的感觉来表现她的炽热感情,给读者留下强烈而深刻的印象。独坐三更,面对栖莺,女主人公的情思是可以推知的。她会由夜莺都已栖息联想到自己还不能与所期待的潘郎相会,而有感于人不如鸟,由愁而怒。女主人公的遐想幽思可以是无边无际的,她的忧愁怒情也看似无穷无尽。
但下两句却一下子打破了静夜的沉闷空气,扫去了她心头的重重愁云和脸上的怒容,成为全词的起伏、转折之点。“已三更”时她仍然还在倾听着马嘶声。不过,此刻从花间小路上传来的不是老远就可听到的马嘶声,而是近处才可听到的马蹄声。这分明是她一直盼望听到的声音。末尾三句则急转直下:盼望已久的潘郎终于骑马疾驰归来,女主人公欣地的整理好衣服头饰,打开门户,轻快地走出房门,走下台阶到庭院相迎,从而结束了大半夜的期望与等待。
这首词与前一首都采用了直陈其事的手法,通过自然景物和人物一系列动作的描绘,展示了青年男女密约幽会的动人意境。在细节和心理描写上,细腻、生动、逼真,因而人物形象非常鲜明,真有呼之欲出之感。
这首词,正如周济所云:“不过桃花人面,旧曲翻新耳。”(《宋四家词选》)孟棨《本事诗·情感》记崔护于清明在长安城南村庄艳遇故事,作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再结合周邦彦的身世和政治生涯来看,词中的“刘郎”当系以自己比刘禹锡而言。刘禹锡是唐代顺宗时的革新派人物,后遭贬放,又曾返京师。写有《再游玄都观绝句》,诗云:“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周邦彦倾向新政,曾为宋神宗所赏识,后神宗逝世,高太后听政,任用司马光等,周邦彦外出为庐州教授,羁旅荆江,游宦溧水。直至哲宗亲政,罢黜旧党,周邦彦才得返都。但在当时执政的新党实已变质,他的抱负仍然不得抒展,所以这首词当是暗寓这些情节的。
此词,字面上的重见桃花、重访故人,有“还见”、“重道”之喜,但只见“定巢燕子,归来何处”“旧家秋娘,身价如故”,自己则“探春尽是,伤离意绪”。空来空去,落得“断肠院落,一帘风絮”。此词,大开大合,起句突而又平。又其云在“章台路”上,不写眼前所见,却说“还见”云云,梅桃坊陌,寂静如故,燕子飞来,归巢旧处,全系写景,但以“还见”贯之,人之来,人之为怀旧而来,人之徘徊踯躅,都从字里行间露出,景中含情,情更浓烈,可见此词的沉郁处。中片本为双拽头,字句与上片同。以“黯凝伫”之人的痴立沉思写起,不写他所访求之人在与不在,而只“因念”云云,表面上描绘其昔时情态笑貌,实则追想从前的交游欢乐,但不明说,实是词的顿挫之处。下片则铺开来写,加深描绘“前度刘郎”“旧家秋娘”,一则“事与孤鸿去”,一则“声价如故”,对照写来,顿挫生姿。“燕台句”写空有才名,而今只留记诵。“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清游何在?真是沉郁之至。一结以“飞雨”、“风絮”,景中含情,沉郁而又空灵。这首词以“探春尽是,伤离情绪”为主旨,直贯全篇。从时间上说,是以今昔情节对比写来。上片之“章台路”、“坊陌人家”均写今日之景。中片之“因念个人痴小”云云都是写昔人的情况。今日之景是实写,昔日之人是虚拟。一实一虚,空灵深厚。“还见”字犹有过去的影子。“因念”字徒留今天的想象,又是今中有昔,昔中有今。下片则今昔情事交织写来,“前度刘郎重到”有今有昔。“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则是昔日有者,今日有存有亡。“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东城闲步。”又是昔日之事,而今日看来,一切皆“事与孤鸿去”。最后又写念日情况,是在“官柳低金缕”的风光中,“归骑晚,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有今而无昔。今之惆怅和昔之游乐成一鲜明对照。词在时间上就是这样似断似续,伤春意绪却是联绵不断。词又是一起写景,一结写景。一起静景,一结动景。花柳风光中人具有无限惆怅,是以美景衬托出感伤,所以极为深厚。加以章法上的实写、虚写、虚实穿插进行,显出变化多端,使这首词极为沉郁顿挫而得到词中之三昧。
“主人就我饮”四句为过渡句,引出了扶风客舍的主人——一位久经沙场的老战士。
从“十五役边地”到“路旁谁忍看”是扶风主人自述其军旅生涯。这里明显化用了古诗《十五从军征》的句意:“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战地归来,家园零落,满目凄凉,虽然满心酸楚,但想到“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心里还是有几分庆幸。这在行文上为下文抒写珍惜太平盛世的生活感慨作了过渡,转承显得十分自然。
“幸逢休明代”以下四句是扶风主人抒发欣逢盛世及年老体衰的感慨。
收尾六句是扶风主人对诗人的劝慰勉励之词,语重心长,感情真挚。
全诗写景叙事,有条不紊。其间颇多转折,如九九回廊,迂回曲致。老人之言语带沧桑,但终不流于伤感,感人至深。此诗从风格上看,虽有几分沉郁,但仍是盛唐气象的回响,内容和形式结合巧妙,谋篇布局颇见匠心,不失为一首优秀的边塞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