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仕女伤春图。上片是写暮春时节，花事将近的景象，下片则是写由此生发的一腔感怀。怀春、伤春，都是闺怨诗中常见的主题，其中的“春”字，既可指春天讲，又可喻男女之间的爱情。黄升此作写的是花事将尽的暮春，女主人公触景伤情，感怀人生恨怨。
黄升此作全篇不过五十六字，但在抒发伤春之情上写得波澜跌起，很有层次。词中的女主人公，在雨歇风定的暮春时节，闲步庭中，偶见梨花半落，讶然失惊，于是“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先是由花落而伤春，然后由伤春而伤己，最后又由伤今而怀往，真是“芳心一点，幽恨千重”。其中，“已瘦了、梨花一半”、“试与问、杏梁双燕”等，都是巧妙化用前人的名句，颖脱而出清新之词。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提挈全篇，“万方多难”，是全诗写景抒情的出发点。在这样一个万方多难的时候，流离他乡的诗人愁思满腹，登上此楼，虽然繁花触目，诗人却为国家的灾难重重而忧愁，伤感，更加黯然心伤。花伤客心，以乐景写哀情，和“感时花溅泪”（《春望》）一样，同是反衬手法。在行文上，先写诗人见花伤心的反常现象，再说是由于万方多难的缘故，因果倒装，起势突兀；“登临”二字，则以高屋建瓴之势，领起下面的种种观感。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诗人从登楼看见的景色开始写起，描绘了一幅壮美的山河景观。锦江水夹带着朝气盎然的春色从天地间奔腾而来，玉垒山上的浮云飘忽不定，这使诗人联想到了动荡不安的国家，那浮云飘移就像是古今世势的更替变幻。上句从空间上扩展，下句从时间上蔓延，这样延展开来，顿然形成了一片宏阔悠远的意境，包括诗人对国家山河的热爱和民族历史的回忆。并且，登高望远，视野开阔，而诗人偏偏向西北方向望去，可见，诗人心怀国家，此时，他忧国忧民的高大形象跃然纸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主要写国家战事。诗人登楼远眺，由浮云想到了国家现时情况，虽然大唐朝廷风雨动荡，但代宗又回到了长安，可见“终不改”，这照应了上一句的“变古今”，语气中流露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之情。下句“寇盗”“相侵”，进一步说明第二句的“万方多难”，针对吐蕃的觊觎寄语相告：“莫再徒劳无益地前来侵扰！”词严义正，浩气凛然，在如焚的焦虑之中透着坚定的信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后主，指蜀汉刘禅，宠信宦官，终于亡国；先主庙在成都锦官门外，西有武侯祠，东有后主祠；《梁甫吟》是诸葛亮遇刘备前喜欢诵读的乐府诗篇，用来比喻这首《登楼》，含有对诸葛武侯的仰慕之意。诗人伫立楼头，徘徊沉吟，很快日已西落，在苍茫的暮色中，城南先主庙、后主祠依稀可见。想到后主刘禅，诗人不禁喟然而叹：“可怜那亡国昏君，竟也配和诸葛武侯一样，专居祠庙，歆享后人香火！”这是以刘禅比喻唐代宗李豫。李豫重用宦官程元振、鱼朝恩，造成国事维艰、吐蕃入侵的局面，同刘禅信任黄皓而亡国极其相似。而诗人自己，空怀济世之心，苦无献身之路，万里他乡，高楼落日，忧虑满怀，却只能靠吟诗来聊以自遣。
全诗寄景抒情，将国家的动荡、自己的感怀和眼前之景融合在了一起，相互渗透，用字凝练，对仗工整，语势雄壮，意境宏阔深远，充分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诗风。
这首七律，格律严谨。中间两联，对仗工稳，颈联为流水对，有一种飞动流走的快感。在语言上，特别工于各句（末句例外）第五字的锤炼。首句的“伤”，为全诗点染一种悲怆气氛，而且突如其来，造成强烈的悬念。次句的“此”，兼有“此时”、“此地”、“此人”、“此行”等多重含义，也包含着“只能如此而已”的感慨。三句的“来”，烘托锦江春色逐人、气势浩大，令人有荡胸扑面的感受。四句的“变”，浮云如白云变苍狗，世事如沧海变桑田，一字双关，引发读者作联翩无穷的想象。五句的“终”，是“终于”，是“始终”，也是“终久”；有庆幸，有祝愿，也有信心，从而使六句的“莫”字充满令寇盗闻而却步的威力。七句的“还”，是“不当如此而居然如此”的语气，表示对古今误国昏君的极大轻蔑。只有末句，炼字的重点放在第三字上，“聊”是“不甘如此却只能如此”的意思，抒写诗人无可奈何的伤感，与第二句的“此”字遥相呼应。
尤其值得读者注意的是，首句的“近”字和末句的“暮”字在诗的构思方面起着突出的作用。全诗写登楼观感，俯仰瞻眺，山川古迹，都是从空间着眼；“日暮”，点明诗人徜徉时间已久。这样就兼顾了空间和时间，增强了意境的立体感。单就空间而论，无论西北的锦江、玉垒，或者城南的后主祠庙，都是远处的景物；开端的“花近高楼”却近在咫尺之间。远景近景互相配合，便使诗的境界阔大雄浑而无豁落空洞的遗憾。
历代诗家对于此诗评价极高。清人浦起龙评论说：“声宏势阔，自然杰作。”（《读杜心解》卷四）沈德潜更为推崇说：“气象雄伟，笼盖宇宙，此杜诗之最上者。”（《唐诗别裁》卷十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