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里描写了沦陷区的荒凉景象和敌人的骄横残暴，抒发了反对议和的激昂情绪。
上阕，描写江淮区域宋金对峙的态势。“长淮”二字，指出当时的国境线，含有感慨之意。自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与金国和议成，立盟书，约以淮水中流画疆”（《宋史·高宗纪》）。昔日曾是动脉的淮河，如今变成边境。这正如后来杨万里《初入淮河》诗所感叹的：“人到淮河意不佳”，“中流以北即天涯！”国境已收缩至此，只剩下半壁江山。极目千里淮河，南岸一线的防御无屏障可守，只是莽莽平野而已。江淮之间，征尘暗淡，霜风凄紧，更增战后的荒凉景象。
“黯销凝”一语，揭示出词人的壮怀，黯然神伤。追想当年靖康之变，二帝被掳，宋室南渡。谁实为之？天耶？人耶？语意分明而着以“殆”、“非”两字，便觉摇曳生姿。洙、泗二水经流的山东，是孔子当年讲学的地方，如今也为金人所占，这对于词人来说，不禁从内心深处激起震撼、痛苦和愤慨。自“隔水毡乡”直贯到歇拍，写隔岸金兵的活动。一水之隔，昔日耕稼之地，此时已变为游牧之乡。帐幕遍野，日夕吆喝着成群的牛羊回栏。“落日”句，语本于《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更应警觉的是，金兵的哨所纵横，防备严密。尤以猎火照野，凄厉的笳鼓可闻，令人惊心动魄。金人南下之心未死，国势仍是可危。
下阕，抒写复国的壮志难酬，朝廷当政者苟安于和议现状，中原人民空盼光复，词情更加悲壮。换头一段，词人倾诉自己空有杀敌的武器，只落得尘封虫蛀而无用武之地。时不，徒具雄心，却等闲虚度。绍兴三十一年的秋冬，孝祥闲居往来于宣城、芜湖间，闻采石大捷，曾在《水调歌头·和庞佑甫》一首词里写道：“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但到建康观察形势，仍感报国无门。所以“渺神京”以下一段，悲愤的词人把词笔犀利锋鋩直指偏安的小朝廷。汴京渺远，何时光复！所谓渺远，岂但指空间距离之遥远，更是指光复时间之渺茫。这不能不归罪于一味偷安的朝廷。“干羽方怀远”活用《尚书·大禹谟》“舞干羽于两阶”故事。据说舜大修礼乐，曾使远方的有苗族来归顺。词人借以辛辣地讽刺朝廷放弃失地，安于现状。所以下面一针见血揭穿说，自绍兴和议成后，每年派遣贺正旦、贺金主生辰的使者、交割岁币银绢的交币使以及有事交涉的国信使、祈请使等，充满道路，在金受尽屈辱，忠直之士，更有被扣留或被杀害的危险。即如使者至金，在礼节方面仍须居于下风。岳珂《桯史》记载：“……礼文之际，多可议者，而受书之仪特甚。逆亮（金主完颜亮）渝平，孝皇（宋孝宗）以奉亲之故，与雍（金世宗完颜雍）继定和好，虽易称叔侄为与国，而此仪尚因循未改，上（孝宗）常悔之。”这就是“若为情”——何以为情一句的事实背景，词人所以叹息痛恨者。“闻道”两句写金人统治下的父老同胞，年年盼望王师早日北伐收复失地。“翠葆霓旌”，即饰以鸟羽的车盖和彩旗，是皇帝的仪仗，这里借指宋帝车驾。词人的朋友范成大八年后使金，过故都汴京，有《州桥》一诗：“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曾在陕西前线战斗过的陆游，其《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一诗中也写道：“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皆可印证。这些爱国诗人、词人说到中原父老，真是同深感慨。作者举出中原人民向往故国，殷切盼望复国的事实，就更深刻地揭露偏安之局是多么违反人民意愿，更使人感到无比气愤的事。结尾三句顺势所至，更把出使者的心情写出来。孝祥伯父张邵于建炎三年使金，以不屈被拘留幽燕十五年。任何一位爱国者出使渡淮北去，就都要为中原大地的长期不能收复而激起满腔忠愤，为中原人民的年年伤心失望而倾泻出热泪。“使行人到此”一句，“行人”或解作路过之人，亦可通。北宋刘潜、李冠两首《六州歌头》，一咏项羽事，一咏唐玄宗、杨贵妃事，末皆用此句格。刘作曰“遣行入到此，追念痛伤情，胜负难凭”；李作曰“使行人到此，千古只伤歌，事往愁多”。孝祥此语大概亦袭自前人。
纵观全词，上阕又可各分为三小段，作者在章法上也颇费心思。宴会的地点在建康，词人唱出“长淮望断”，他不让听者停留在淮河为界的苦痛眼前现实，而且紧接着以“追想当年事”一语把大家的心绪推向北方更广大的被占区，加重其山河破碎之感。这时又突然以“隔水毡乡”提出警告，把众宾的注意力再引回到“胡儿打围涂塘北，烟火穹庐一江隔”（张孝祥《和沈教授子寿赋雪》诗句）的现实中来。一阕之内，波澜迭起。换头以后的写法又有变化。承上阕指明的危急形势，首述恢复无期、报国无门的失望；继斥朝廷的忍辱求和；最后指出连过往的人（包括赴金使者）见到中原遗老也同样悲愤。这样高歌慷慨，愈转愈深，不仅充分表达了词人的无限悲愤之情，更有力地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据南宋无名氏《朝野遗记》说：“歌阕，魏公（张浚）为罢席而入”，可见其感人之深。
这首词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词人“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的爱国精神。正如词中所显示，熔铸了民族的与文化的、现实的与历史的、人民的与个人的因素，是一种极其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一旦倾吐为词，发抒忠义就有“如惊涛出壑”的气魄（南宋滕仲固跋郭应祥《笑笑词》语，据称于湖一传而得吴镒，再传而得郭）。同时，《六州歌头》篇幅长，格局阔大。多用三言、四言的短句，构成激越紧张的促节，声情激壮，正是词人抒发满腔爱国激情的极佳艺术形式。词中，把宋金双方的对峙局面，朝廷与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加以鲜明对比。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宏观历史画卷，强有力地表达出人民的心声。就像杜甫诗历来被称为诗史一样，这首《六州歌头》，也完全可以被称为词史。
中国的田园诗以晋末陶潜为开山祖，他的诗，对后代影响很大。李白这首田园诗，似也有陶诗那种描写琐事人情，平淡爽直的风格。
此诗以田家、饮酒为题材，前四句写诗人下山归途所见，中间四句写诗人到斛斯山人家所见，末六句写两人饮酒交欢及诗人的感慨，流露了诗人相携欢言，置酒共挥，长歌风松，赏心乐事，自然陶醉忘机的感情。全诗都用赋体写成，情景交融，色彩鲜明，神情飞扬，语言淳厚质朴，风格真率自然。
从诗的内容看，诗人是在月夜到长安南面的终南山去造访一位姓斛斯的隐士。首句“暮从碧山下”，“暮”字挑起了第二句的“山月”和第四句的“苍苍”，“下”字挑起了第二句的“随人归”和第三句的“却顾”，“碧”字又逗出第四句的“翠微”。平平常常五个字，却无一字虚设。“山月随人归”，把月写得如此脉脉有情。月尚如此，人则可知。
第三句“却顾所来径”，写出诗人对终南山的余情。这里虽未正面写山林暮景，却是情中有景。正是旖旎山色，使诗人迷恋不已。
第四句又是正面描写。“翠微”指青翠掩映的山林幽深处。“苍苍”两字起加倍渲染的作用。“横”有笼罩意。此句描绘出暮色苍苍中的山林美景。这四句，用笔简炼而神色俱佳。
诗人漫步山径，大概遇到了斛斯山人，于是“相携及田家”，“相携”，显出情谊的密切。“童稚开荆扉”，连孩子们也开柴门来迎客了。进门后，“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写出了田家庭园的恬静，流露出诗人的称羡之情。“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得所憩”不仅是赞美山人的庭园居室，也为遇知己而高兴。因而欢言笑谈，美酒共挥。一个“挥”字写出了李白畅怀豪饮的神情。酒醉情浓，放声长歌，直唱到天河群星疏落，籁寂更深。
“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句中青松与青天，仍处处绾带上文的一片苍翠。至于河星既稀，月色自淡，这就不在话下了。最后，从美酒共挥，转到“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写出酒后的风味，陶陶然把人世的机巧之心，一扫而空，显得淡泊而恬远。
这首诗以田家、饮酒为题材，是受陶潜诗的影响，然而两者诗风又有不同之处。陶潜的写景，虽未曾无情，却显得平淡恬静，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之类，既不染色，而口气又那么温缓舒徐。而李白就着意渲染，“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不仅色彩鲜明，而且神情飞扬，口气中也带有清俊之味。
在李白的一些饮酒诗中，豪情狂气喷薄涌泄，溢于纸上，而此诗似已大为掩抑收敛了。“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可是一比起陶诗，意味还是有差别的。陶潜的“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过门辄相呼，有酒斟酌之”、“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一觞虽自进，杯尽壶自倾”之类，称心而出，信口而道，淡淡然无可无不可的那种意味，就使人觉得李白挥酒长歌仍有一股英气，与陶潜异趣。因而，从李白此诗既可以看到陶诗的影响，又可以看到两位诗人风格的不同。
邯郸为战国时赵国都城，即今河北邯郸市。《少年行》为乐府旧题，属杂曲歌辞。
以上六句渲染“游侠子”豪放的生活，其势如铜丸走板，风驰电掣。“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二句，气势陡转，诗笔转入对“邯郸少年”内心的揭示。他们对于纵性任侠的生活远远感到不满足，而希望凭自己的侠肝义胆为国建功立业，施展自己的宏图抱负。不料，这美好的愿望却得不到现实社会的理解，反而遭到排斥和压制。使之不由得神游千古，怀念“倾以待士”，使之能纵横捭阖，为国排难的平原君。这两句，充盈着诗人知音难觅的怅惆，功业难成的愤懑以及对现实的强烈针砭和对历史的深沉反思！同时，感情的激流也由前面的飞逸转入沉实，增强了诗歌的顿挫之力。
前半部分诗人借“游侠子”的遭遇来抒发自己沉沦不遇的感慨，后半部分则以直抒胸臆的议论，将抑郁不平之情进一步表达出来。一开始以“君不见”当头唱起，提示人们注意：现在世人只按“黄金”的多少来决定双方“交态”的厚薄。没有“黄金”，关系就自然“疏索”（即疏散之意）了。诗人的感情又由前面的沉实转入激愤，正因他“感叹”之深，对世态炎凉体会之切，因此对于“旧游”和“时事”厌恶之极，这样就有力地逼出最后两句：“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射猎西山头！”这样的结尾看似旷达，与世“无求”，实则正话反说，充满慷慨之情，愤懑之气，“宕出远神”。它不仅以“痛饮美酒”，“射猎西山”（西山即邯郸西北的马服山）的豪举，刻画出“游侠子”的英武雄迈之态。而且以一虚字“且”冠在句首，更表现出他睥睨尘世、待时而动的高旷情怀和耿介刚强的性格特征。这样的曲终高奏，宛若奇峰突起，意蕴深远，令人回味无穷。因此赵熙批曰：“大力收束，何其健举！”（《唐百家诗选手批本》）
高适在诗中以“邯郸少年”（即诗中之“游侠子”）自况，借描写他们放荡不羁的生活，和世态炎凉的际遇，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激愤之情。诗歌写得豪宕激昂，“气骨”铮铮，充分体现了高适“以气取篇”的特点。《新唐书·高适传》评其诗“以气质自高”。所谓“气质”，即作者的感情极为慷慨激越。此诗借“邯郸少年”抒发自己强烈的感情，既有豪气干云的雄壮之歌，又有直抒胸臆的激越之声；既有深沉低徊的慨叹，又有故作旷达的曲终高奏。这种雄壮与低徊，炽热与深沉的错综交织，有力地突出了“邯郸少年”心灵深处的追求和失望、欢乐与痛苦的复杂感情，从而深刻揭示出“世态”的“浮薄”。一般说来，七言与五言相比，更难写得雄赡遒劲，但高适的七言却写得“兀敖奇横”，这正是“气质自高”使然。
与这种抑扬起伏的感情抒发相适应，此诗在句式上整散相间，以散为主，用韵上平仄交替，富于变化。如开始两句散，接着两句整，后面又回到散。开始四句用低韵仄声，中间四句用文韵平声，“君不见”两句句句用韵，为药韵仄声，末尾两句再回到尤韵平声。这样，随着整散的变化和韵脚的转换，不仅与感情的抑扬起伏相适应，而且形式上也有整齐对称之美，纵横飞动之妙，节奏鲜明，音调优美。文情声情，丝丝入扣。这些特点，直接影响了后来长篇七古的发展。
综述
《芙蓉女儿诔》文采飞扬、感情真挚、寓意深刻，全面体现了作者曹雪芹的不世文才。
贾宝玉在这篇《红楼梦》中所有诗词歌赋中最长的、达千余言的诔文里，首先介绍了晴雯的身世遭遇，回顾了他们之间的相与共处的生活，叙述了她的惨死经过，然后以无限的深情悼念晴雯，以金玉、冰雪、星日、花月等比喻，赞美了晴雯的高尚品质和情操。在这篇诔文里，晴雯是奋翅高翔、博击长空的雄鹰，是香味浓郁的兰花；而王夫人、花袭人之流则是玩弄口舌、以毒杀人的鸠鸩，是一类的恶草。他热烈颂扬晴雯傲世独立、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声泪俱下地控诉王夫人等的杀人罪行，甚至发出了“钳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的怒吼。他以优美的想象，赞扬晴雯有如伟大诗人屈原，“志洁行芳”，始终坚守着高尚的情操。他愤怒地刻画了封建正统势力及其帮凶们的狰狞面目，揭露了他们搞的“诼、谣、诟”的阴谋诡计。他怀念晴雯，上天人地以求索，用美丽的神话来慰藉自己，深深祝愿晴雯在“天国”生生不息。
《芙蓉女儿诔》还抒发了曹雪芹的悼亡体验。尽管曹雪芹生平事迹不详，可以肯定的是他“曾经离丧”，幼年丧父，中年丧妻，特别是如贾宝玉一样在家族败亡过程中目睹家庭中许多美的年轻女性的毁灭，诔文中“何心意之忡忡，若寤寐之栩栩”数句，非过来之人不能够“作此哀音”。换句话说，一部《红楼梦》，就是曹雪芹怡红心性与悼红情结的形象写照。脂评曾说：“一部大书，只为一葬花冢耳”，套用一下，也可以说：“一部大书，只为一《芙蓉诔》耳”。
作为诔文，《芙蓉女儿诔》的最大特色是创新。首先表现为：立意创新，见解不俗。在祭奠方式上，宝玉不屑拘泥于世俗之葬礼，他认为祭祀原不在形式，全在心意诚敬而已。宝玉不但冒险到下人住处探视晴雯之病，还以群花之蕊、冰鲛之毅、沁芳之泉、枫露之茗，于夜静无人之时致祭晴雯，并写下情意深长的长篇诔文，为她的抱屈夭亡而鸣不平。他对黛玉说：“我想着世上这些祭文，都蹈于熟滥了，所以改个新样”，主张“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问”。立意突破传统诔文感情拘谨、形式陈腐的局限，进行全新的创造：“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他认为用这种独特的致祭方式，“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为一个奴才、丫头做此一篇宏文，写作态度上完全超逸出社会规范对个人角色的期待，却符合宝玉一贯之为人。文中作者宝玉的自我形象十分突出，感愤哀切，深情执著。
其次，该诔从思想到艺术都从整个中华古代文学中汲取精华营养，从而突破悼祭文学传统模式的束缚，采用新的手法，形成新的面貌，一洗近人八股习气。宝玉曾有“尚古”的文学主张，他所说的古代传统主要包括屈原、庄子与魏晋时代的文章风气，如：他所列举的《大言》、《招魂》、《离骚》、《九辩》、《秋水》、《大人先生传》等，均是不得志于时者寄情文字、离世叛俗式的牢骚文学，个人抒情色彩很浓。因而，该诔在体制的宏丽、想象的丰富、文藻的华丽、香草美人的寓意等方面，都明显借鉴了楚辞的写法。此外，还受到曹植、李贺等人诗文风格的影响。曹雪芹友人敦敏在诗中把他比作写过《洛神赋》的曹植（“诗才忆曹植”），另一友人敦诚则说他“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樊篱”。昌谷即指李贺，李贺诗以感愤不平和仙鬼艳情为主要内容，又以结构跳跃、想象奇特、造语尖新等特色而被称为“长吉体”。“长吉体”乃是在吸收屈原的奇诡变幻、鲍照的险峻夸饰、李白的想落天外及古乐府的绮丽清新等基础上而形成的。从曹雪芹仅存的两句诗“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看，其构思、意境和词采都颇近李贺，亦可由此略窥雪芹诗歌艺术之一斑。《芙蓉女儿诔》中不仅可看到李贺诗文激愤不平、艳情仙语的特色，还能看到曹植《洛神赋》式的优美深情和缠绵惆怅。
可以说，《芙蓉女儿诔》的成功是与历史上最优秀的抒情文学、个性创作的影响分不开的。而明清时代的启蒙思潮又给以思想上的影响，归有光《寒花葬志》，张岱《祭秦一生文》等应是其精神先导。《芙蓉女儿诔》代表曹雪芹诗文创作成就，置诸中国最优秀的悼祭文学之列也毫不逊色。
主题思想
贾宝玉的《芙蓉女儿诔》从题材上应属于悼姬之作。古代婚姻主要取决于家世的利益，且夫妇关系主敬不主爱，比较而言，妓姬与男性文人的关系往往近乎自由的纯性爱性质；妓姬在男权文化中更缺少主宰自身命运的能力和权利，与文人在专制王权凌迫下往往赍志而殁，有类似之处，因此，与伤悼正妻的庄重与治家贤德，着力表现哀伤的深度不同，悼妓姬之作则更能表现出文人多情浪漫的天性，往往凄美缠绵，情韵悠长，具有较多反文化、非正统的意蕴。晴雯是宝玉房中的大丫头，地位仅次于袭人，实则有准侍妾身份。而且她不仅与宝玉同行同卧，亲密无间；还在精神方面与宝玉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契合，她身为下贱却要求人格尊严、不甘供人驱遣的皎皎个性，与宝玉追求自由、反对奴性的心性竟是一致的。因而，宝玉对晴雯很是珍视尊重，彼此抱着一片痴心，进行纯洁的精神恋爱。晴雯临死前向宝玉赠甲换袄，即是对这种爱情关系的明确表示。而宝玉诔文中采用“镜分鸾别”、“带断鸳鸯”以及“共穴”、“同灰”、“汝南”、“梓泽”等明显指称夫妻关系的典故，可见他也是把晴雯作为一个逝去的爱人的。
通常认为《芙蓉女儿诔》是对晴雯人格悲剧的明写，更是对黛玉人格悲剧的暗写。然而，《芙蓉女儿诔》不只是悼祭晴雯或黛玉，更是对大观园所有冰雪般纯洁、花月般美丽、金玉般尊贵的女儿们的悼祭挽歌。该诔与《红楼梦曲》及黛玉《葬花词》、《五美吟》有着共同主题，传达出《红楼梦》“悲金悼玉”的主旨。因而，《红楼梦》第七十九回脂评本注：“非诔晴雯，诔风流也。”《芙蓉女儿诔》的确是宝玉对外在环境迫害风流人格而作的无力抗争。
关于这篇诔文的写作，小说中原有一段文字，在程高本中，却被删去。其文为：
……[宝玉]想了一想：“如今若学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世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况且古人有云；‘潢污行潦、苹蘩蕴藻之贱，可以馐王公，荐鬼神。’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而已。此其一也。二则诔文挽词，也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况且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无奈今之人全惑于‘功名’二字，故尚古之风一洗皆尽，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也。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为世人观阅称赞，何必不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寓，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宝玉本是个不读书之人，再心中有了这篇歪意，怎得有好诗好文作出来。他自己却任意纂著，并不为人知慕，所以大肆妄诞，竟杜撰成一篇长文。（参戚序本、庚辰本校）
其中“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一句明白地说明诔文是有所寄托的。所谓“微词”，即通过对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情节的褒贬来讥评当时的现实，特别是当时的黑暗政治。所引为先例的“楚人”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讽喻政治的。而其中被诔文在文字上借用得最多的是屈原的《离骚》，这并非偶然。《离骚》的美人香草实际上根本与男女之情无关，完全是屈原用以表达政治理想的代词。
《芙蓉女儿诔》可以说是声讨封建专制主义的檄文，也是对富有反抗精神的处于社会下层者的颂歌。这篇诔文的出现，标志着贾宝玉叛逆性格的重要发展。一个贵族公子，作文祭悼，赞美一个奴仆，歌颂其反抗精神，表现贾宝玉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和鲜明的封建叛逆者的立场。
与此同时，贾宝玉对于封建贵族阶级的背叛，已经深入到了封建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法伦理关系之中，愤怒地抗议已经直接指责到了他的生身母亲王夫人身上。贾宝玉叛逆思想的发展和深化，是大观园内封建势力与初步民主思想较量对他的教育、影响的结果。因此，《芙蓉女儿诔》也是这种较量的产物。
作者在诔文中表现出强烈的爱憎态度：用最美好的语言，对这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的女婢加以热情的颂赞，同时毫不掩饰自己对惯用鬼蜮伎俩陷害别人的邪恶势力的痛恨。但是，由于作者不可能科学地来认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所以，他既不能了解那些他加以类比的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受到排挤打击者，与一个命运悲惨的奴隶之间所存在着的阶级区别，也根本无法理解邪恶势力就产生于这一制度的本身，要拔除这种邪恶势力，就必须从根本上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
艺术手法
清代与“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的情况大不一样，特别是雍正乾隆年间，则更是文禁酷严，朝野惴恐。稍有“干涉朝廷”之嫌，难免就要招来文字之祸。所以，当时一般人都不敢作“伤时骂世”之文，“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也”。触犯文网，丢掉乌纱帽，这还是说得轻的。曹雪芹“不希罕那功名”，“又不为世人观阅称赞”，逆潮流而动，走自己的路，骨头还是比较硬的。
当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揭露封建政治的黑暗，就得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巧妙地隐藏起来，“尚古之风”、“远师楚人”、“以文为戏”、“任意纂著”、“大肆妄诞”、“歪意”、“杜撰”等等，也无非是作者护身的铠甲。借师古而脱罪，隐真意于玩文，似乎是模拟，而实际上是大胆创新，既幽默而又沉痛。艺术风格也正是由思想内容所决定的。基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篇表面上写儿女悼亡之情的诔文中，要用贾谊、鲧、石崇、嵇康、吕安等这些在政治斗争中遭祸的人物的典故。为什么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既不为秦可卿之死而作，也不用之于祭奠金钏儿，虽然她们的死，宝玉也十分哀痛。
构思技巧
《芙蓉女儿诔》构思之新奇，情感之强烈，意象之幻丽，形成夺目的文采与批判锋芒，在贾宝玉创作中堪称高峰，置诸《红楼梦》全部人物诗文中也别具一格，十分醒目。唯其如此，它的出现让人甚感突兀，且与晴雯身份地位不大相称。对此，历来学者多从贾宝玉叛逆性格以及晴雯对黛玉的影写的角度来解释。
这本采从作者在小说中安排芙蓉花丛里出现黛玉影子、让他们作不吉祥的对话等情节中，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的确，作者在艺术构思上，是想借晴雯的悲惨遭遇来衬托黛玉的不幸结局的：晴雯因大观园内出了丑事，特别是因她与宝玉的亲近关系而受诽谤，蒙冤屈，将来贾府因宝玉闯出“丑祸”而获罪，黛玉凭着她与宝玉的特殊关系，也完全有可能蒙受某些诟辱的。“似谶成真”的《葬花吟》中“强于污淖陷渠沟”的话，也不是无的放矢。晴雯是宝玉不在时孤单地死去的，而且她的遗体据说是因为“女儿痨死的，断不可留”，便立即火化了。黛玉也没有能等到宝王避祸出走回来就“泪尽”了，她的诗句如“他年葬侬知是谁？”“花落人亡两不知”，“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等等，也都预先透露了她“红断香消”时无人过问的情景。她的病和晴雯一样，却死在“家亡人散各奔腾”的时刻，虽未必也送入“化人厂”，但总是返柩姑苏，埋骨“黄土垅中”，让她“质本洁来还洁去”。“冷月葬花魂”的结局，实在也够凄凉的了。脂评特指出诔文应对照“黛玉逝后诸文”看，可知宝玉“一别秋风又一年”后，“对境悼颦儿”时，也与此刻“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风；梓泽馀衷，默默诉凭冷月”的景况相似。当然，使她们同遭夭折命运的最主要的相似之处，还是诔文所说的原因：“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之有妒？”在她们的不幸遭遇中，作者都寄托着自己现实的政治感慨。这其实与高鹗之续书中写黛玉之死的情节毫无共同之处。
艺术形象
《芙蓉女儿诔》的结尾，模拟《离骚》的写法，展开奇特想象：想象着晴雯被上天任命为芙蓉花神，乘云气，驾飞龙，在天界自由遨游；又想象她感于自己致祭的诚意，在众神的簇拥之下，于仙乐飘飘，香气氤氲的境界中降临凡间。宝玉借助历史神话传说中的各种神异故事、神话人物，创造出一个美丽缥缈的神仙境界。这段幻想体现了宝玉尊崇女儿的心理，他希望晴雯这个被迫害致死的薄命女儿从此能超越尘俗的压迫和羁绊，到达自由永恒的境界。诔文感情缠绵，意境凄美，主要描写对美的毁灭的悼惜，以及忆昔感今等内容，与传统悼妓姬之作的唯美与深情有相通之处；其思维模式、典故运用都表明它是中国悼祭文学发展到高度成熟阶段的产物。
这段骚体歌词表达了作者对芙蓉女儿的颂赞，把芙蓉女儿描绘成能够驾玉龙、乘瑶象，遨游于天宇之神。有人认为这些情节绝对不是林黛玉和丫头晴雯所能承受得起的。有观点就认为《芙蓉女儿诔》之中所诔之人既非黛玉又非晴雯，曹雪芹笔下的“芙蓉女儿”实乃竺香玉皇后。竺香玉是曹家用银子买来的女奴，她曾做过曹雪芹的丫鬟。此人生的袅娜多姿，聪明灵巧，恰似书中的晴雯；竺香玉自九岁开始做曹雪芹的伴读，并与之朝夕相处，耳鬓厮磨，情深意洽，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正似小说中宝玉与黛玉之间的恋人关系；竺香玉进宫后，曾做过皇后，死后以皇太后身份大办了丧仪。这种情况反映到诔文中，便是芙蓉女儿在天国所受到的非比寻常的待遇：驾玉龙、乘瑶象；月亮为她照明，雷神为她助威；危星和虚星做她的侍卫，箕星和尾星做她的随从。她佩戴用香花串成的佩带，她戴着用明月镂成的耳坠。她的莲灯中点燃着兰花香脂，她的酒杯中注满了琼浆玉液。神仙赶来为她奏乐，百兽群集为她起舞。……在人们的头脑中，天国的生活往往是人间生活的再现和升华。天上的神上神，所喻指的恰是人间的人上人：即竺香玉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