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闺妇之思的词作，大概作于词人留居钱塘之时。
全词以“凤城春浅，寒压花梢颤”起句。“凤城”即南宋京城临安。“春浅”言初春，指出季节。“寒压花梢颤”，因时为初春，故残寒肆虐，花梢打颤，“压”字给人以寒气如磐的沉重之感，一方面渲染了当时的环境气氛，同时也暗示着人物怨恨的特有心境。这是情景交融，以景衬情。“有约”一句言因为刚入春天还冷的缘故，因此见不着燕子踪迹。此写燕，实用以寄托思妇的重重心事。说“有约”，是嘱燕传递天涯芳信，但燕却违约不来，故接用“十二绣帘空卷”一句，将闺妇思夫的烦恼无端发泄到燕子身上。“十二绣帘”，泛指帘幕。燕巢梁上，垂帘妨碍燕子活动，故须卷起。“空卷”一词，寓有思妇盼燕归来的急迫心情和对梁燕不来的惆怅与空虚，思妇在春寒中翘首期盼的痴怜之态跃然纸上，真切生动。
下片之结构，全由上片结句而来，正面抒写思妇的相思幽怨情怀。“去年共倚秋千”一句意即见秋千而触动旧欢，用“去年”，引出往昔情事，心中荡起一层幸福的涟漪。“今年独上阑干”一句，忽又跌入眼前“独上阑干”的寂寞凄清苦闷之情。“去年”“今日”，一欢一恨，形成鲜明对比。结句转入幽怨，埋怨所爱的人不能及时惜花，误了花期，相思之重，故埋怨之深。
全词所写虽然缠绵悱恻的闺怨之情，但艺术上有其鲜明的风格和特色。就结论而论，由物及人，由景及情，平正和谐，而缺乏变化，虽然不能反映起伏不定的感情，却正好适宜于表现幽怨与含蓄的情怀；就人物而论，没有涉及女性的体态服饰，写其轻嗔薄怒之态，人却隐而不露，走见词风的平正雅致。语言含蓄委婉，清丽可人。铭心刻骨的相思一诉诸文字，却成了“误了海棠时候，不成直待花残”。这里，没有直白的表达，也没有强烈指责，有的只是“十二绣帘空卷”的痴心与怅然，和平婉曲但含思凄迷哀婉，而思妇的情态及思绪的微澜，描画得生动传神。南海伍崇曜跋《日湖渔唱》，曾标举此词下片云：“清转华妙，宜玉田生秀冠江东，亦相推挹矣。”这“清转华妙”四字，道出了此词的艺术特色。
这首诗歌借南朝陈后主骄奢淫逸、不理朝政的史实讽喻晚唐的统治者，体现了李商隐的政治远见。
首联“茂苑城如画，阊门瓦欲流”总写陈后宫的外观：华美的茂苑城如画般豪奢，阊门闪耀着釉色琉璃瓦，在阳光下，釉彩如水般恍惚迷离。此联主要用意在于描写当初陈后宫的富丽堂皇，从侧面来暗示陈后主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如画”是实景的特点，也与最后的结局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
颔联“还依水光殿，更起月华楼”，景物由总体到局部，由长镜头到特写镜头，对准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处建筑：靠着水光殿的一旁又建起了供贵族们游赏玩乐的月华楼，俨然就是一派欣欣向荣、繁华热闹的景象。“还依”“更起”有承上更进一步的意思，充分表现了封建贵族们无穷的享乐主义，表明这些统治者的欲望是无法得到满足的，也就必然导致亡国亡身。
颈联“侵夜鸾开镜，迎冬雉献裘”考虑对仗平仄，使用了倒装的句式，正常语序是：侵夜开鸾镜，迎冬献雉裘。这两句从外部宫殿的高大华美精致写到日常生活的两个典型场景，由外到内，由建筑到生活，可以说更深入一步，目的是讽刺陈后主骄奢浪费，不知勤俭。这两句反映了封建统治者不论昼夜冬夏，一味淫乐奢靡，讽刺了陈后主的奢侈生活。这两句以点带面，揭示统治者无时无刻不在享乐，批判力度更进一层。
尾联“从臣皆半醉，天子正无愁”用漫画式的手法，勾勒了一幅臣“半醉”而君“无愁”的享乐图景，抒发对醉生梦死的腐朽上层统治集团的愤慨。此句中的“醉”在这里一字双关，除了指众臣因喝多了醉得东倒西歪，亦指群臣精神麻木，不明国政。看到这幅情景，贵为天子的皇帝竟然无动于衷，无忧无虑，可见他从不把国事当作一回事。作者借此讽刺陈后主荒淫昏庸，不可救药。
这首诗描写了封建统治者大建宫室、生活奢侈、昼夜玩乐的情景。全诗以全景式的华丽建筑开篇，以君臣醉卧的场景煞尾，大开小合，由外到内，描写逐步进入到统治者腐糜生活的核心，如同层层剥笋，将赤裸裸的奢侈骄纵、不务国政的乱象呈现在读者面前，构思布局堪称精妙。这是典型的铺陈手法，意在极写豪奢。作者之所以旧事重提，当然是别有用意的。李商隐生活时代的晚唐统治者，也一直在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生活极度奢华，导致朝政混乱，这番情景与当年殊无二致，与所有朝代堕落的统治者殊无二致，这都是历史的教训，作者借古讽今，表达了深沉的感慨，透露出作者的清醒和对少年袭位的当朝执政者的深深忧虑，同时起到了警醒世人的作用。
此诗共六章，第一章言上古之时百姓的朴素生活。第二章追述后稷播植自给，舜禹躬耕稼穑，都十分重视农业劳动。第三章写古代士女竞相耕作，时代清明，农人安然自逸。第四章写古代贤达之人尚且躬耕，众人庶士更当勤于耕种，以保自安。第五章谈耕作的重要性。“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是劝农的根本所在，否则便会斗米不储，“饥寒交至”。第六章反面强调要重视农耕，孔子、董仲舒专心学业，不事农耕的行为高不可攀，借以批评那些既不劳作又不进德修业的人。
全诗环环相扣，强调农耕对生计的重要意义，即便舜禹那样的贤君，贤达的隐士，都躬耕自保，更何况普通的老百姓呢？然劝农躬耕是其一意。诗人于劝农耕作中呈现出的“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的上古气象，“傲然自足，抱朴含真”的淳朴民风，是其真正仰慕的对象。诗人写景观物，情致高远，无不体现出旷远的性情。
整首诗突出地表现了诗人的农本思想，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但诗中以“哲人”为民之主宰的认识，则是陈旧落后的。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