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而导致失败,红军主力不得已被迫作战略转移。陈毅因伤奉命留下,担负起领导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进行游击战争的重任。当时形势如黑云压顶,敌强我弱,赣南游击队在敌人重兵围攻中,斗争万分艰苦。《梅岭三章》便是陈毅同志被困梅山,自料难免牺牲的情况下写成的一组带有绝笔性质的诗篇。
第一首诗的前两句用倒接法。照理说诗意顺序应是先写革命事业的开创自然是备极艰难,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再谈如今自己面临即将来到的牺牲的心情。但做诗要是顺着这个意思去写,就显得太平实。诗人把“断头今日意如何”一提前,恰似晴空中的一声惊雷,把一个革命者面对牺牲的情景一下子推到了读者面前,给整个组诗造成了一种苍茫悲壮的基调。对读者来说,则能产生一种凝精聚神,急欲一读的强烈效果。再说这一组诗主要在于抒写一个革命者面对牺牲的胸怀,而不在于述说革命创业的艰难,所以这一提前又有侧重意义。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开头对整个组诗起到了大气包举,笼照全篇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发端突兀,豪气凌云的极好的起句。后两句以“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作结,是对前面自问式起句的呼应,也可以说是自答之词。但这里丝毫没有议论式的叙说,而是以一种奇特的悬想,形象地表明了陈毅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至死不渝的心迹,即使化作鬼魂,也要在九泉之下带领雄兵十万,将反动的统治者彻底埋葬!这个结句犹如空谷中一声惊天动地的长鸣,壮怀激烈,使人拍案叫绝,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一个视死如归,正气凛然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昂然挺立在读者的面前。
第二首“南国烽烟正十年”,是抒写壮志未酬,死难瞑目的情怀,以及对战友满怀激情的鼓励。“此头须向国门悬”句,化用春秋时期吴越争霸中伍子胥的故事,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悲壮之感。接下来两句文气渐缓。结句“捷报飞来当纸钱”尤为精绝,不仅与上首诗紧密呼应,而且从这一出人意表的想象中,透露着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在临危之际,对革命事业仍然充满乐观主义的坚定信念。宋人陆游放翁在临终之际,给他的子女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绝笔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如以此与陈毅的这首诗相比,则陆游虽对国家的统一表示坚信不移,但细味诗意却悲而不壮。陈毅此诗则于抑扬跌宕中尤显其悲壮,感人至深。
第三首“投身革命即为家”,表达了诗人面对死亡的坦荡胸怀和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念。陈毅早年投身革命,从此就成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急先锋,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英勇奋进,义无反顾。艰苦的斗争生活锤炼出坚定的革命意志,从战友们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中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血雨腥风应有涯”,反动派对人民的血腥屠杀总有一天要结束,人民终究会得到解放,光明的社会总归会到来,共产主义的理想必定会实现!为了革命的胜利,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就是对第一首自问式起句的最后回答。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何等壮烈的气概!
在陈毅光辉的一生中,有20多年的时间是在铁马金戈的枪林弹雨中度过的,而赣南的三年游击战,正如陈毅自己说的那样,“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梅岭三章》可以说是反映这一历史阶段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杰作。诗人以其崇高的革命情操,临危而斗志弥坚的豪迈胸怀,谱写成这一不朽的壮烈诗篇。三章比秋月,一字偕华星。它犹如挂在夜空中的皎洁明亮的秋月,它的一字一句犹如黑夜灿烂的明星,将永远激励人们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奋勇前进。
此曲寄寓了作者因离人远去而产生的怅惘伤感之情。先实写送别时所见到的情景,以抒发自己因离别而产生的伤感之情;后转向虚写,从眼前联想到往后,表明思念绵长不绝。全曲采用了寓情于景的表现手法,将抽象的愁思寓于具体的景物之中,精心勾画了一幅冷落孤寂的图画,极力渲染凄凉孤独的气氛,充分体现了作者内心的愁情。
此曲开首两句,既是交待时间与事由,同时也暗含着送别时产生的伤感之情。秋气清疏,易生悲凉,偏偏赶上在这时候送行,行人和送行人的惆怅是可想而知的。宋代柳永有句道:“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雨霖铃·寒蝉凄切》)吴文英有句道:“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唐多令·何处合成愁》)都写到了秋令对离人的影响,何况这场分离来临得那么突然。一个“乍”字,给人留下了惊心的感觉。这两句为全曲定下了感伤的基调。
离人远去,送行人还留在江岸边不忍走开,凝视着前方出神。“顺长江”一句是景语,又是情语,意味深长。顺流东下的江水与行舟是同一方向,说明送行人一直在眺望那船影消失的远方;水流残月,一派凄清,那月亮也“残”而不能团圆,恰可作为这番别离的象征;江水不停东流,残月却驻留原处,这又衬示出去者远去、留者伫立的离情别意。更主要的是,水、月都曾是送别现场的见证,正是这长江水载走了行舟,而让残破的月影替代了它的位置。作者眼前只见残月,不见人影,离愁别恨便油然而生。
此时只剩下作者自己孤身一人,孑然独立江头,便增添了离情的凄凉与孤独。触景生情,作者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现出当时“悠悠画船东去也”的一幕。将分手情形置于回想中补叙出现,是绝妙的构思,它再度回应了“人乍别”的不堪正视。点明“画船”,上船的当是名女子,按元曲的表现习惯,这场“乍别”发生于男女之间。而“悠悠”二字,又显示了相思的缠绵情味。
前面都是实写,通过所见到的情景来抒发自己因离别而产生的伤感之情,而最后一句,作者将笔锋一转,由实写转向虚写。“这思量起头儿一夜”,这离愁别恨,才只是刚开了个头,想到此,心中的怅惘感伤之情就愈觉不堪忍受。这里不具体描述此时思念的况味,只用“起头儿一夜”五字,既回应了“人乍别”“水流残月”,又包含着对往后日子的联想,以“第一夜”来推想和概括今后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离情别绪,刻骨相思的滋味,不言自明。这最后一句,既是对全曲的一笔总结,又把离愁别恨推向绵绵不绝的将来。故由此结束,简洁有力,意味无穷。元曲善以巧笔呈柔婉的思致,于此可见一斑。
“远别秦城万里游”。开头一句,诗人就点出他这次再宿武关非同寻常。秦城,指京都长安。诗人告诉读者,他是从京城来,到万里之外遥远的地方去。这里暗示出他因事罢官流放南方之事。因此这次“远别”意味着和皇城的永别,和仕途的永别:“万里游”也并非去游山玩水,而是被迫飘流到万里之外。诗人这种愁苦心情,在下面的景色描写中透露出来。
“乱山高下出商州”。乱山,指商州附近的商山。商山有“九曲十八绕”之称,奇秀多姿,风景幽胜。“乱山高下”四个字,把商山重峦迭嶂、回环曲折的气势和形貌,逼真地勾勒出来了;一个“出”字,又使静止的山活动起来,使读者仿佛看到绵延迤逦的商山群峰,纷纷涌出商州城。此句是写山,更是写人——写诗人踏着高低曲折的山道走出商州城时的心情。其实,商山似乱非乱,形乱神不乱,它错落有致,远近高低各不同,但此时此地,诗人已没有闲情细细欣赏,由于他“远别秦城”,心乱如麻,商山在他眼里就成“乱山”了。而满目乱山,又格外烘托出人的心绪烦乱。山与人、景与情交融为一体了。
诗的下两句写夜宿武关的情景。不难想象,诗人此夜投宿武关,想到明晨将出关南去,与“秦城”相隔更加遥远,该是何等愁苦;加以孤馆寒灯,形单影只,非常凄凉。他一定是辗转反侧,不能成眠。然而诗人并没有正面诉说这一切,而是别有巧思,让溪水去替他倾诉:“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古关静夜,溪水潺潺,引起夜不成眠的诗人的遐想:那流过古关的潺潺湲湲的溪水,仿佛是为他的不幸远别而呜咽啜泣;又仿佛是从他的心中流出,载着绵绵无尽的离愁别恨,长流远去。“一夜潺湲送客愁”,溪声、心声迭合成一体了。“关门不锁”四字,尤为神来之笔。雄固的武关之门,能封锁住千军万马,但此时对于淙淙寒溪水送来的愁声,却无能为力,怎么“锁”也锁不住,足见这“愁”的分量之重。一个“锁”字,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愁”,活灵活现地显示出来。“一夜潺湲”——整整一夜,诗人不能合眼,这是十分痛苦难熬的。这两句诗,诗人别出心裁地通过对水声的描写,把内心“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恨,曲折细腻地描摹出来,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量。
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在伦敦任驻英使馆参赞,以乐府杂曲歌辞《今别离》旧题,分别歌咏了火车、轮船、电报、照相等新事物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的自然现象。诗人巧妙地将近代出现的新事物,与传统游子思妇题材融为一体,以别离之苦写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又以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表现出当时人在别离观上的新认识。因此,《今别离》既是乐府旧题,又反映了今人——近代人别离的意识,是当时“诗界革命”和黄遵宪“新派诗”的代表作品。
从结构上看,四诗各自独立成篇:首篇写轮船、火车载人远去;次写抵达异域后,以电报向家人报平安;三写寄相片以慰离愁;四写思妇,欲梦佳期,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眠起不同,佳期难梦。但在内在逻辑上,四诗又一线贯穿,首尾相衔,是一组小型组诗,表现了“今别离”的特点和近代人相思别离的全过程。
古、今别离的不同,首先在于别离时所用交通工具的不同。不同的交通工具所激发的离情别绪,就有快慢、浓烈、强度和类型的不同。第一首咏火车、轮船,即以古代车舟反村,以当今火车、轮船的准时、迅速,表现近代人离情别绪的突发与浓烈。全诗的核心是一组对比——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别离,行止犹自由。
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其中有发车之准时:“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有马力巨大的“万钧柁”,不畏打头石尤风,决无“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之可能性。其迅疾:“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故其离情,既不似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之缓慢;更无郑谷“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之从容,倏忽之间,人已不见,此时便只能看一个“快乘轻气冲球“(海上飞艇)的愿望而已。
既已别离,辄起相思。相思何以慰——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遂过渡到咏电报的第二首。
“朝寄”、“暮寄”,寻常家书而已。但驰书之快,迅疾如电,又与通常家书不同。其不同处有四:一非君手书;二无君默记;三无亲呢语;四经“三四译”,已难尽如人意——实是近代电报通讯的特点,以思妇的口吻道出,又贴切、自然而有新意。更有甚者,“只有斑斑墨”以下六句,诗人竟以南朝乐府民歌中谐音双关的艺术手法,以斑斑墨、门前树及江南水乡常见的藕与丝,来描写与电报有关的电讯器材和电讯设施。“斑斑墨”,写的是电码;“两行树”,写的是电线杆;“中央亦有丝”,借莲藕之丝写电线中央的铜丝;“两头系”,写的是相隔万里之遥的两座电讯大楼。藕断丝(谐思)连,仅是谐音比喻;而电线丝却真的能传递相思之情,这比借丝之喻又进了一层。整首诗以思妇接到远行丈夫电报来驰骋想像,展开内心独白,把相思之情与电报的特点高度融合在一起,如刘燕勋所说:“结想俱匪夷所思,直入化境矣。”
别离愈久,思念愈切,慰尔相思,除电报外,还寄来照片——开函喜动色,分明是君容。遂又写照片。
古代别离,虽朝思暮想,却不能面见。经过长时间的别离,倘若“今日见君面”,则一定是夫妻重逢,“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那时的通讯往来,常常是片言只语,雁字鱼书而已,感情的表现形式也仅是“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或“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虽有“画图省识春风面”的方法,却从不用在“—种相思,两处闲愁”上。近代则不同,因为出现了照相术,故能见照片上的的“君面”,虽然不是真的相逢。不过,即使把“君”的照片与自己的照片悬挂在一起,以便“汝我长相从”,但实际上仍隔着千山万水,别恨无穷。或者不如说,由于收到“对面不解语”的照片,反更易惹起自己一般浓浓的相思离别之情。于是,此首便由“自非梦往来,密意何由通”转入第四首。
思妇收到电报,怨无寻常并坐语,况经三四译;收到照片,恨对面不解语,仍觉忧心忡忡,自觉“密意”难通,于是寄希望于“梦”。忽然,她又想到,由于“君”与“妾”之间“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昼夜既相背,眠起即不同,“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处“举头见明月”,君处“侵晓刚披衣”。彼此既不相闻,故“魂梦难相依”。连梦也做不到一块,这比起以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相思可以“梦佳期”的张九龄,以及自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苏东坡来,不仅“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洲茂,隐恻缠绵”,且确是咏古人未见之物,发古人未发之情,“辟古人未曾有之境”(陈三立语)。
这组诗的佳处,自然还不止以上所说,诗人以其深厚的古典诗歌修养,将新事物成功地溶入古典诗歌的氛围中,也是本诗的特点之一。不过,那些弥漫着古色古香的诗句,在本诗中只起着“旧瓶”的作用,未能与其所装的“新酒”媲美,所以,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