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春游的欢乐情景，表达了诗人由春游产生悲愁的独特感受。前两句写春城儿女春游的欢乐情景，后两句写诗人对春光无限珍惜的悲愁。用语平平，但能传达出意味深长之感。
“春城儿女纵春游，醉倚层台笑上楼。”写春游之景。王令家居扬州，乃繁华之地。春天的扬州更是满城春风春景，春柳春花。杜牧有诗“春风十里扬州路”，韩拥有句“春城无处不飞花”，诗以“春城”以首，接之以“春游”，无限恣游之景，尽在一“纵”字之中。具体“纵”意，接下来“醉倚层台笑上楼”便展开一幅明媚春光下春城儿女纵情春游的热闹画卷。当此春情，渐上层台，渐倚高楼，如斯风光，好不醉人。一“醉”字，既可理解为春酒小酌，酒意使然，又可理解为春风化人，春景使醉。正是：莫问春情几许，但看春情如醉。
“满眼落花多少意，若何无个解春愁？”诗人笔锋一转，由满城春花骤至满眼落花，感伤之意，倏忽袭来，令人防不胜防。此等落花，非被风雨所摧，故无苏轼“西园落红难缀”之恨；非因暮春所取，故亦无曹雪芹“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之怨。此处落花，落在繁华时节，落在盛春之际。韶光未逝，我独凋零，众人皆欢，我独悲婉。诗人‘偷穷心狂高，不肯束世程。揭欲望丘轲，今昔相招迎”（《谢束丈见赠》），空怀抱负在身，奈何世不相容。王令逝时年未三十，作此诗时亦正当二十余岁的大好年华，而忧愁苦闷如斯，决非偶然。“满眼落花多少意，若何无个解春愁”，用语平平，未有奇字，与其《假山》诗“旧山风老狂云根，重湖冻脱秋波骨”之奇险风格绝不相类，然而用意别出，自有机杼，故亦能传达出意味深长之感。
全诗七章。第一章写天灾人祸，时局艰危，国不安宁，生灵涂炭。这里的“天”，即指自然界的天，也指人类社会的“天”——高高在上的人类最高统治者。所以这里的“灾祸”就包括天灾、人祸两方面的因素。而人祸更甚于天灾。二章通过两“反”两“覆”的控诉，揭露了倒行逆施的虐政。三章认为，祸乱的根源是女人得宠，而其害人的主要手段是谗言和搬弄是非。四章提出杜绝“女祸”的有效方法，是让“女人”从事女工蚕织、不干朝政。五章直诉幽王罪状：不忌戎狄，反怨贤臣，致使人亡国殄。六章面对天灾人祸，抒发了言辞恳切的忧时忧国之心。七章自伤生逢乱世，并提出匡时补救的方案以劝戒君王。
《瞻卬》所提出的问题，既可以从史书中得到印证，又可以补充史书记载的疏露与不足。周幽王宠幸褒姒、荒政灭国的主要史实是：自从幽王得到褒姒，宠爱不已，荒淫无度，不理朝政。一是为买千金一笑动用烽火台，诸侯以为敌寇侵扰前来救驾受骗气愤而回，多次戏弄后失信于诸侯，从此不再来勤王。二是重用佞人虢石父，此人“为人佞巧，善谀，好利”，“国人皆怨”(《史记·周本纪》语)。三是欲废申后及太子宜臼，而以褒姒为后、以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因而激怒申后勾结西夷、犬戎攻周，杀幽王而灭西周。《瞻卬》所反映的内容较信史更为广泛、具体而深刻，诗中列数周幽王的恶行有：罗织罪名，戕害士人；苛政暴敛，民不聊生；侵占土地，掠夺奴隶；放纵罪人，迫害无辜；政风腐败，纪纲紊乱；妒贤嫉能，奸人得势；罪罟绵密，忠臣逃亡。全面而形象地将一幅西周社会崩溃前夕的历史画面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瞻卬》的作者是谁不得而知。他或是周朝有血性的宗室，或是朝中正直的显要权臣，或者是一个受迫害的谏诤者。无论他是何人，他对周幽王统治下的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及倒行逆施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对幽王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批判，对贤臣亡故、国运濒危的现实，深感惋惜和痛心疾首。诗人尤为痛切的，是“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其人之“亡”，或丧亡、或杀戮、或贬黜、或隐逸、或逃亡。贤人君子乃国之栋梁，蓍旧老成乃邦之元气，今元气已损栋梁将倾，人亡邦瘁，天神俱怒。诗人的感情难以抑制，有如火山熔岩喷薄而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第五章劈头就是两句诘问：“天何以刺？何神不富？”真乃抢天呼神，捶胸顿足，悲怆不已。继之从心田涌出三句“人之云亡”，悲叹惋惜怅惘之意不可名状，又在一再申述“维其优矣”、“维其几矣”、“维其深矣”中长吁短叹忧心忡忡，在“心之忧矣”、“心之悲矣”中将痛切之情表露无遗，激荡的情思言之惨然。诗句就是在这样的回环往复、音节凄楚中，催人泪下，把孤臣孽子的一片赤诚之心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令人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一位悯时忧国、具有热血心肠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诗经》每章句数大体一致。仅有少数篇幅的章句长短不一。《瞻卬》即是其例。诗共七章，首章、三章、尾章章十句，余四章章八句。这参差不齐的章句更便于淋漓酣畅的叙事、抒情和议论。诗的结构，起章极其雄肆，有高屋建瓴之势，纵揽无遗，勃勃如吐不罄。篇中语特新峭，然又有率意处。卒章语尽而意犹未止。修辞造句，颇有特色，或以对比反衬，正反排比的句式，尽情抒发胸中的积愤，或低回沉思之情。或以形象的比喻，丰富的内涵，深刻的剖示而匠心独运。在用韵上，各章不尽相同，有一韵到底句句用的，如第四章，或同韵，或协韵。这种句句用韵，在《诗经》中是常见的韵例。汉魏南北朝的七言诗中的“柏梁体”继承了这个传统，唐人七言古风中也有少数是句句用韵的。此诗一章中有二韵交叉进行的，如第五章、第六章。随着诗人感情的变化，诗的节奏或缓或促，或扬或抑，用韵亦随之变换，或平声，或仄声，或相互相押，增加音响、格调的美感，使诗更加生色。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扫花游》，词牌名。双调，九十四字，上片十一句六仄韵，下片十句七仄韵。
“水园”三句，写暮春园林景色。“水园”，即荷池。题曰“送春”，所以古江村的园中在遭到一夜的急风骤雨摧残后，岸上、池中小岛上的花木尽都凋零，水上飘满落英，只有池中长满的碧绿的田田荷叶更显精神。“艳春”三句，述春去而迹遗。既曰“送春”，所以此言万紫千红的春天虽已过去了，但是飘到头饰上的微尘中还含有花的香味，在游园女子的身上能找到春草的气息。“步绕”两句，写初夏景色。入夏之后，如果人们在绿荫下散步，会发觉树上的枝叶繁密交杂，使林中小径显得更加窄小。“小”字韵咏“新阴”入细。“醉深窈”三句，说明自己对浓绿的喜爱程度。因为绿色表示生命，古今爱绿之心相同，所以词人深深地沉醉在这深幽繁茂的浓绿荫中，觉得那翠绿色的片片圆叶，比千姿百态的繁花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故此，词人在“送春”时，对“落花流水春去也”，没有留恋之意。“好” 字韵，写“绿阴幽草胜花时”妙极。
“芳架”三句，再叙暮春之景。此言暮春时节，花架上的白色花瓣还没有来得及清扫掉，从窗口射入照在美人床上锦被的阳光已变得翡翠色了（此因阳光从浓绿中透入之故也），所以使床上佳人更感到神思困乏，懒于起床。此是写佳人之春困，是第一层“送春”。“柳丝”三句。“阊门”，即是西园，也就是“古江村”的所在地。此言在古江村近旁的阊门运河边、柳树下，拴着即将离开的客船不知道在这条运河上，也曾经送别了多少个春天。古时有折柳送别的习俗，今柳丝终不能拴住客船，留住行人。这儿的“系棹”所想留住的实是词人心中的去妾，即上句的“困迷清晓”的“佳人”，及“送春”中的“春”所暗示的伊人也。此为第二层行客之“送春”。“倦蝶”两句，言彩蝶受到和暖的阳光照射（即外界因素的影响），更懒于飞翔，所以它就只能就近挑选一处地方，如破帽上的簪花之类停下来休息。这里是指其也已年老力衰，离开这里（即“飞”）后，所能选择的新家，也只能如破帽上的簪花一样属一时新鲜也。此潦倒中含有闲放也，是第三层词人的“送春”。“酹残照”两句，写实而兼影射。此言词人迎着夕阳洒酒于地送别残春。而古江村由于地处偏僻，受城墙阻隔，所以也听不见暮钟催晚的响声。这两句是梦窗化用周邦彦《扫花游》词结尾“黯凝伫，掩重关、遍城钟鼓”。而“酹残照”也是照应上片“醉深窈”。
这两首诗都有趣地运用重复的词语，表现一种回旋反复的美：第一首开头两句的第一字和第六字相同，第二首开头两句的第一字与第三字相同。王勃将陆与水相对，是其最普遍持久的对偶之一。
第一首诗写出了诗人客中送客时内心的伤感，表现了诗人对于友情的感慨。诗人已经感伤于江水及其对离别的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但是他发现格外难以忍受的是陆地上的树，这些树遮断了他的视线，使他难于带到离去的朋友。第一、二句叠用“早”“江”二字，有一种回环往复的美感，也有一种节奏紧凑的效果，和下面两句一比，节奏的变化就显出来了，而节奏由紧张变为舒缓，又正与送别是的怆然与别离后的惆怅相吻合。第三、四句说带到流逝不返的江水更增添了别离的伤感，更何况带到渡口的树林隐没了友人的舟船。宋人李鞴《乡思》中“已恨碧山相阻隔，碧山还被暮云遮”两句用的也是这种更进一层的写法。这里化用《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语句，显示了王勃擅长化用前人诗文的特点。
第二首诗同样写得非常深情。在诗中，诗人运用了一个十分普通的宫廷转喻来进行巧妙的议论：“谁说甲是真的（事实上甲是真的），因为乙（巧妙的构思）与甲相矛盾。”由于离别，江水不再是一个小区域，而成了两个不同世界的分界线。最后两句，诗人进一步地描写了自己对于友情的那一份深沉的爱，同时也让人们感受到了诗人内心的真诚。
这是一组七言绝句。“初唐四杰”传世之诗作，七言绝句很少。就这组诗带，作者对于七言绝句创作技巧的掌握显然还不够纯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