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写上阙春日游摩诃池所见,表现出一派上下安于逸乐,毫不以国难为念的局面;下阙表达词人惆怅年华渐老,功名梦断,只能茫茫然地随众人沉醉于安乐的满腔郁闷。全篇情景交融、含蓄深沉,富有感染力。
上阙首句以“追游”二字总括,下文铺展开来。词中点染出诱人的美景,暗示春光对游人的召唤。词中又描绘了锦城士人“金鞍争道,香车飞盖”的那种近乎疯狂的游春热潮。五彩缤纷,笑语喧闹,作者的笔下有声有色,写来相当传神。
下阙笔锋陡转,在欢乐的游春人群中出现了一位独自向隅满怀愁绪的特殊游客,这就是词中的抒情主人公——作者陆游自己。他一方面叹老,由于“年华暗换”、“雨收云散”,心境已自不同,面对繁华热闹的场景,他的脑子里却充满了摒除丝竹、收拾铅华之类的反向叫思维。另一方面是思乡,由于愁绪满怀,他眼中的春景也失去了光彩,只不过是一片“乱山孤垒”,几座“危楼飞观”而已。作者抒写自己的愁绪,用笔很是别致,尤其是“镜奁掩月,钗梁拆凤,秦筝斜雁”三句,把美好的东西涂成灰暗的色调,饶奁无光,风钗散落,筝柱歪斜着闲列两旁。这是以物喻人,而且达到了深入内心的程度。结尾处,以漫天飞舞的杨花比喻愁苦,很像北宋词人“贺梅子”笔下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而陆游却是把自己的愁绪混和入于其中,使之充塞于天地之间。
全篇运用以乐景衬衷情的方法结构成章。上片,极写成都名胜摩诃池暮春景色之明媚多彩及士女游乐之狂荡奢靡。冶游者中,自然有诗人的身影,但他似乎别有心事。“看金鞍争道”云云,一个“看”字,暗含冷眼旁观之意。换头处忽以“惆怅年华暗换”一句跌出铺叙春游景象的本意:美好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而自己却一事无成,“身在天涯”,流宕无归!“镜奁掩月…”的男女旧欢之丧失,只是一个陪衬,“乱山孤垒,危楼飞观”的身世家国之悲才是抒情的主线。篇末“叹春来只有,杨花和恨,向东风满”,融情人景,以飘零的杨花自喻身世,更是凄恻感人。
此诗是王维《辋川集》中的一首诗。此诗的着眼点不在描绘漆园的景物,而在通过跟漆园有关的典故,表明诗人的生活态度。
郭璞《游仙诗》“漆园有傲吏”,侧面赞美庄子的品性。诗中“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是诗人反其意而用之,说庄子并不是傲吏。庄子之所以不求仕进,是因为自觉缺少经国济世的本领。这也是一种赞美,不过换了个角度罢了。诗人是借古人以自喻,表白自己的隐居,也决无傲世之意,颇有点看穿悟透的味道。
“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含蓄地透露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这两句意思说,做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不过是形迹之“偶寄”而已。在王维看来,只要“身心相离,理事俱如”(《与魏居士书》),这样也是很不错的。做个漆园吏,正好可借漆园隐逸,以“婆娑数株树”为精神寄托。《晋书》中有“此树婆娑,无复生意”的说法,“婆娑”用以指树,形容其枝叶纷披,已无生机。郭璞《客傲》中又有“庄周偃蹇于漆园,老莱婆娑于林窟”的说法,“婆娑”用以状人,形容老莱子放浪山林,纵情自适。王维用在这里,似乎两者兼而取之:言树“婆娑”,是以树喻人;言人“婆娑”,是以树伴人。总之,做这么一个小官,与这么几棵树相伴,隐于斯,乐于斯,终于斯,夫复何求。这就集中地表现了王维隐逸恬退的生活情趣和自甘淡泊的人生态度。
此诗看似评论庄子,其实是诗人借庄子自喻。诗人在辋川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他双追求辟世辞喧、恬淡隐逸的生活情趣,那“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的处世态度,正是诗人心理的写照。此诗用典贴切,蕴藉有致,彼有特色,且与诗人的思想感情、环境经历融为一体,以致分不清是咏古人还是写自己,深蕴哲理,耐人寻味。
对这首诗主旨的看法分岐很大,比较流行的旧说有:刺齐襄公(《毛序》:“大夫刺襄公也,劳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侯,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刺齐景公(丰坊《诗说》:“齐景公急于图霸,大夫讽之。”)、刺鲁庄公(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庄公生而蒙非种之讥,及已即位,而有不能防闲其母之诮,且与其母更道入于齐国,……诗人代为之愧……”)、刺奇童劳成(牟庭《诗切》:“诗人有所识童子美质者,已而离远不相见,常思念之,……及长而复见之,则庸人矣,故悔思之也。”)、戒厌小务大(朱熹《诗集传》:“田甫田而力不给,则草盛矣;思远人而人不至,则心劳矣。以戒时人厌小而务大;忽近而图远,将徒劳而劳功也。”)、戒学者及时进修(刘沅《诗经恒解》:“盖当时有少年,志大躐等求功,不知循序渐进者,故诗人戒之。”),今人新说则有:初耕种时的祷神歌、劝慰离人不须徒劳多思的诗、妇人思念征夫之词、少女恋慕少男的诗,等等。各家之说都有其理由,不过比较各家之说,相对而言,写妻子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之说,较为符合诗篇的文本意义。
这首诗头两章是写实,采用重叠形式,只换了四个字,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同:首两句直赋其事,意在引出下两句。因丈夫去了远方,家中没有劳力,耕作粗放,本来长着绿油油庄稼的大田,如今全长着深深的野草,见不着一棵小苗,诗人面对如此荒芜的大田,忧心忡忡,感慨万千,不觉脱口说出“劳田甫田,维莠骄骄(桀桀)”。目有所见,心有所感,自伤自怜,自怨自艾,引出一腔怨气,不禁讲出了气话:“劳思远人,劳心忉忉(怛怛)!”实际这不过是思极的反语、伤心语,说“劳思”,恰是刻骨相思。正因为她劳法摆脱相思的痛苦,第三章出现了幻觉,由实转虚,诗人似乎觉得丈夫突然归来,想像他见到离家时还是扎着丫角的小儿子,忽然间已经长大成人了,他惊喜不已:“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这一自我构造的虚幻境界,既是对丈夫早日平安归来的渴望,又是对孩子快快长大的期盼。此诗的含蓄美尽在这一虚境之中。清陈震《读诗识小录》评末章前两句云:“换笔顿挫,与上二章形不接而神接”,评后两句云:“奇文妙义,与上四‘劳’字神回气合。”
此诗第一、第二章是隔句交错押韵,即田、人属上古真部韵,骄、忉属上古宵部韵,桀、怛属上古月部韵。第三章四句连韵,属上古元部韵,并皆有“兮”字收尾。译文尽量保留原诗韵式及叠词的运用。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