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反映船夫水上生活的抒情小词，它写的是狂风过后船夫们驾驶帆船前进的情景和心情。
词一开头就说”五里滩头风欲平，张帆举棹觉船轻”。五里滩，是这条河上的一个地名，“头”是方位词，它说明船已开到五里滩上了。帆船是需要借助风力的，乘风破浪，船走得更快。但这种风必须是顺风。如果吹来的风是旋风，或逆风，那就不但不能帮助帆船前进，而且还会带来危险，所以是不能张帆的。在五里滩以前，船夫们遇到的显然不是顺风。他们经过一场和狂风恶浪的搏斗以后，观察到风势将要平息，也就是“风欲平”了，就马上扯起帆来。在这个当儿，大家虽然还在继续举棹摇般，却产生了“觉船轻”的感觉。“棹”，桨板，举棹就是打桨板。既然风力可以代替人力，何必还要打桨摇橹呢，于是，便“柔橹不施停却棹”吧。在文学作品中常把橹称为柔橹，以形容橹的得心应手。橹的外形有点儿象桨，安在船梢或船旁，用人摇动，它会象鱼的尾和鳍一样，通过拨水，产主推动力。“施”，使用。写到这里，船夫们的轻松愉快的感情，一下就传达出来了。
词的下片就是通过看山看水反映了他们的心情。
“满眼风波多闪灼，看山却似走来迎。”“闪灼”，形容水光闪动的样子。狂风过后，乌云也散开了，上文说“风欲平”，是还有些风，所以河里的波浪涌起，波光粼粼。这时两岸的山呐，看上去挺有趣过的，它们似乎很好客，正在急急忙忙地迎面走过来欢迎大家。但是，山是不会走动的。子细（仔细）看看，山确实没有动啊。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哦，那不过是因为船走得快，使得坐在船上的人产生一种“走来迎”的感觉罢了。
词的上片和下片的末尾都用“是船行”作结束，它不仅起一个叙述作用，而且还象船夫的劳动号子的和声一样，余音袅袅[niǎo]，久久回荡在青山绿水之间。
这首词，如果说上阕主要是抒情，那么下阕则主要是写景。具体说，都是写的红二十二师在南线作战胜利的情景。“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这是南方战线的蓝图，作为历史的回味。“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这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展望。毛泽东之词，之所以不走婉约一派，是因为他的词也仍然是用来言志的，且一直都是用来表述革命之大志，因此在这里虽仅尝一脔，亦足以知一镬之味。这里会昌城外的“高峰”，直接东溟的“颠连”山势，战士喜指的“南粤”，所有“郁郁葱葱”之处，都莫不是上阕“青山”亦即毛泽东整个游击战略的写照，亦莫不是他开创新局面的“风景”的具体化。在毛泽东胸中，它是整个中国战场，岂止是“南方战线”而已。“战士指看南粤”，具体的我们可以读作这就是毛泽东已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突围之地。其实作为意象的载体，它比字面上的意义要大得多，它是具有战略性的、路线性的，而决不只是地域性的。下阕的“指看”与上阕的“好”遥相呼应。如果“好”作为一种战略的肯定，那么“战士指看”的欣喜之情，则表达了下层指战员们的由衷拥护。事实上，在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没有战士的同心同德，要想取得解放全中国这么巨大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写罢这首词之后，很快就离开了会昌。他接到来自瑞金的急信，要他赶回去。就在他登上会昌山那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已做了重要决定，发布了《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派遣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向湖南西南方向突围西征。这预示着，空前绝后、举世瞩目的长征就要开始了。
《贺新郎》，又名《金缕曲》、《乳燕飞》、《貂裘换酒》。传此词作以《东坡乐府》为最早，惟句豆平仄，与诸家多不合，因以《稼轩长短句》为准。双调，一百十六字，前后片各十句六仄韵。大抵用入声部韵者较激壮，用上、去声部韵者较凄郁，贵能各适宜。
此词系梦窗晚年游览西湖有所感触的赠友之作。词人已有河山虽美，但北方外族继入侵中原后，又将挥师南渡的预感。所以其词明咏山水之美，暗中都是有所寄托的。
“湖上”三句，言西湖中荷花开得早，给湖区平添佳景。远望北高峰，却是云雾缭绕，黑沉沉的一派阴冷感，所以在湖中赏花实是一种非常适意的享受。此三句暗示南宋偏安之局赢得一时繁荣，而北方沦陷区人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两相比较，使人更觉得需要珍惜这和平的环境，不能再遭受破坏。“流水”两句，词人根据时局分析，认为南宋朝薄弱的兵力根本无法抵御强悍的蒙古骑兵的入侵，所以终将使这眼前一片茫茫湖水幻化成凄凉的城下之盟。自己就是要想置身度外，去求仙访道寻找解脱途径，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词人虽透露出有心报国，无意求仙的信念，但终因年老力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笑萝障”一句，词人再次强调，如果有可能报国效劳，他将不管前途多么艰辛，障碍有多大，还是想亲身前去出一份微力的。“雪玉”四句，然而他环顾湖上，达官贵人们却是怀拥歌妓通宵达旦的作彻夜之游，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正是“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的真实写照。眼前打扮成花容月貌般的湖光山色，不知何时还它自然和平的本色。上片以比兴手法，感叹时局危急，警告世人不能再醉生梦死地生活了。
“著愁”三句，一“愁”字领起下片，转入哀伤老景凄凉，与年青时适成对照。此言眼前时局，虽使他双眉紧皱，愁思不尽，但他很快就自我排解，认为今朝有乐直须享，在湖上听歌女唱一支相思小曲，引起了词人诗兴大发。“红日”两句，忆当年。回忆过去，红日已是高照在栏干上，而他与爱人还同卧在鸳鸯枕上，两情恩爱，如胶如漆，也不枉为“情”字而使自己消瘦。“算谁识”一句过渡，叹自身，伤时势。此言：如今有哪一个知道我的晚景如垂杨枝般的在秋风中作垂死挣扎。这句又暗示湖上那些官僚、贵族只不过是在作亡国前的强颜欢笑，却无人自知。“不是”两句，言自己并不是与那些秦楼楚馆的歌妓们没有缘分，只是如今满头白发不能够再像从前那样地作簪花冶游之乐了。这儿又暗示词人不愿事敌的决心。“秦楼”，虎狼之秦在西北方，这里借喻蒙古。言自己虽是年老，却愿保持晚节，不愿意在今后奴颜事敌。“但殢酒”两句，实叙湖上之游。言且在这湖上借酒浇愁，任凭它东方泛白吧。结句心情转为颓伤，有“今朝有酒今朝醉”之意，一“愁”字缠身，毕竟难脱。“殢”，困极也。下片哀伤老景，又示不愿事敌的决心。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