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梨花发赠刘师命》这首诗先写惜花,再写友情,以惜花托友情。可与韩愈写于几乎同时的另一首诗《梨花下赠刘师命》互相参看。
前两句“桃蹊惆怅不能过,红艳纷纷落地多”写桃花凋落,铺满了树下的路,因此不能观赏,充满了遗憾。“惆怅”写出了因花落满地而不忍践踏的忧郁。后两句说:“闻道郭西千树雪,欲将君去醉如何。”闻知城西梨花盛开,欲相偕前往花下同醉。桃落梨开,以第三句梨花盛开,转出结句,笃情全出。桃花红梨花白,争奇斗艳;朋友远道而来,千载难逢,不能不一醉方休。诗中梨花是本体,雪是喻体,诗人将梨花比作积雪,写出梨花盛开时的洁白、繁盛之貌,其目的是形象地表现春天千树梨花怒放的美丽景象。
诗中次句“红艳纷纷落地多”以“红艳”花色代花瓣,构想奇妙。全诗景美情真,飘逸洒脱,是韩诗短章中的佳制。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本文是一篇书序。文章先序兰亭修楔事,因修禊而“群贤毕至”,实际上是说明做诗的缘由;有用“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描写了作诗时的情景,指明了《兰亭集》是一部游宴诗集,有众多的作者,诗是即席之作;结尾以“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说明成书的经过,又以“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指出本书的意义。同时,作者善于借题发挥,从一次普通的游宴活动谈到了他的生死观,并以此批判了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崇尚虚无的思想倾向,使全篇在立意上显得不同凡响。全文共分三段。
文章首段记叙兰亭聚会盛况,并写出与会者的深切感受。
先点明聚会的时间、地点、缘由,后介绍与会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接着写兰亭周围优美的环境。先写高远处:“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再写近低处“清流激湍”;然后总写一笔:“映带左右”。用语简洁。富有诗情画意。在写景的基础上,由此顺笔引出临流赋诗,点出盛会的内容为“一觞一咏”,“畅叙幽情”,“虽无丝竹管弦之盛”,这是反面衬托之笔,以加张表达赏心悦目之情。最后指出盛会之日正逢爽心恰人的天时,“天朗气清”为下文的“仰观”、“俯察”提供了有利条件;“惠风和畅”又与“暮春之初”相呼应。此时此地良辰美景,使“仰观”、“俯察”,“游目骋怀”、“视听之娱”完全可以摆脱世俗的苦恼,尽情地享受自然美景,抒发自己的胸臆。至此,作者把与会者的感受归结到“乐”字上面。笔势疏朗简净,毫无斧凿痕迹。
文章第二段,阐明作者对人生的看法,感慨人生短暂,盛事不常,紧承上文的“乐”字,引发出种种感慨。
先用两个“或”字,从正反对比分别评说“人之相与,俯仰一世”的两种不同的具体表现,一是“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一是“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然后指出这两种表现尽管不同,但心情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当其欣于所遇”时,都会“快然自足”,却“不知老之将至”。这种感受,正是针对正文“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的聚会之乐而发,侧重写出乐而忘悲。接着由“欣于所遇”的乐引出“情随事迁”的忧,写出乐而生忧,发出“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慨叹、文章至此,推进到生死的大问题。最后引用《庄子·德充符》中的“死生亦大矣”来总结全段,道出了作者心中的“痛”之所在。
最后一段说明作序的缘由。
文章紧承上文“死生亦大矣”感发议论,从亲身感受谈起,指出每每发现“昔人兴感之由”和自己的兴感之由完全一样,所以“未尝不临文嗟悼”,可是又说不清其中原因。接着把笔锋转向了对老庄关于“一生死”,“齐彭殇”论调的批判,认为那完全是“虚诞”和“妄作”。东晋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崇尚老庄,喜好虚无主义的清谈,庄子认为自然万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齐物论》),且把长寿的彭祖和夭折的儿童等同看待,认为“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作者能与时风为悖。对老庄这种思想的大胆否定,是难能可贵的,然后作者从由古到今的事实中做了进一步的推断:“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基于这种认识,所以才“列叙时人,录其所述”,留于后人去阅读。尽管将来“事殊事异”,但“所以兴怀。其一致也”。这就从理论上说清了所以要编《兰亭诗集》的原因。最后一句,交代了写序的目的,引起后人的感怀。文字收束得直截了当,开发的情思却绵绵不绝。
这篇序言疏朗简净而韵味深长,突出地代表了王羲之的散文风格。且其造语玲珑剔透,琅琅上口。是古代骈文的精品。《兰亭集序》在骈文的几个方面都有所长。在句法上,对仗整齐,句意排比,如“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两两相对,音韵和谐,无斧凿之痕,语言清新、朴素自然。属于议论部分的文字也非常简洁,富有表现力,在用典上也只用“齐彭殇”和“修楔事”这样浅显易储的典故,这样朴素的行文与东晋时代雕章琢句,华而不实的文风形成鲜明对照。
上片以叙景开头,晚春时分,漫步在静静流淌的小溪边,岸上的柳树已经繁茂得可以遮挡住停歇、嬉戏的鸟儿。顺流而下,突然小路一转,清溪斜在面前,呈现在眼前的是另一番景象:忘机鸥鹭停立在汀沙上。其实,鸥鹭哪里有什么“忘机”的境界,分明是将情怀寄托于此。据《庄子·天地》载,灌圃者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意思是存在机诈权变的心计就会丧失纯朴洁白的品质,以致心神不灵,这是为天道所不容的。庄子应该是最早也是最彻底的一位认为“回到自然”才是恢复或解放“人性”的思想家,人在日益被“物”所统治,被自己的财富、权势、野心、贪欲所统治。所以,中国文人要达到“不物于物”的精神境界,忘机鸥鹭便成为人们美好追求的化身。
下片笔锋一转,思绪回到了现实,以水为镜,重整乌纱,更是振奋精神,但水中映射的身影却又一次使他陷入沉思,两鬓灰白,时比一去不复返,当时的壮志情怀竟一时无处舒展,心有不甘,但年华已老,郁闷、幽怨之情无以言表。人生几十年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词人望着眼前的春景,不禁感慨几日不来便觉晚春已至,怎耐得桃化也开了呢。恐怕并不是”春色老”,而是心已老、人已疲了。桃花不知人意,花开花谢自有其理,而文人此时感物伤怀多足闲仕途不顺,无法报效国家而致。
这首词语言平实,感情真挚。以景抒情,以景寓情,是词人常用的写作方式,作者很好的运用了此法,表达感伤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