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作于升之宫学秩满之时，在绍兴二十一、二年间，时陆游居山阴。
钱仲联详注仲高身世，大略云：仲高，陆游从兄陆升之也。绍兴十八年（戊辰）进士，其人阿附秦桧，谄事桧党两浙转运使兼临安知府曹泳。泳为政凶酷，缙绅畏之如鬼蜮。时升之为右通直郎，与右承务郎李孟坚亲善。孟坚之父光私撰国史，语涉朝政，或多讪谤褒贬。孟坚以秘事告之，升之发之以告泳，泳检举於朝，光故得罪。後桧死，泳被贬窜新州，升之坐为秦党亦被黜。“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一句，深有规劝之意。
此诗直白忧碍，意思不必过多解释，仲高时往投丞相秦桧门下，故陆游在此诗中予以规儆。“道义忧今古，功名有是非”，道义是不分古今的，但凡稍有智识、操守的人都应遵守，然而功名却很难说了。当逢有道之世，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义，或说功名与道义体现为一致性时，自当努力追取。这正是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思想。历数中国古代士人，但凡事业有成者莫不类此，国旺家兴，名垂后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统实现。但这样的世道，泱泱中华、上下五千载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遭逢乱世，帝王昏聩、奸佞当道，功名与道义则体现为对立的关系，这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则是一种常态。士人往往有两类选择：一是舍道义而就功名。陆仲高年轻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绍兴二十年（1150），陆仲高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之后阿附秦桧，以告发秦桧政敌李光作私史事（仲高为李光侄婿），擢大宗正丞。显然这样的一种选择很为时人所不耻，陆游在此诗中也正是劝他不如请求退职。另一种选择是坚决维护道义，至少是维护心中的道义原则。
此诗抒发了诗人构祸南谪的痛伤之情。作者自称君子，诗中愤愤不平地诉说自己曾为国事操尽了心，并以“南国之纪”的江汉，比喻自己曾是国家的重要角色。可是如今却被放逐江南，受着无穷的灾难。因此他恨自己不是鸟不是鱼，不然就可以上天入渊，逃之夭夭了。在这无可奈何中，他只得以诗来寄托自己的悲哀。从诗中“卒章显志”的末两句“君子作歌，维以告哀”来看，诗中抒发了强烈的悲愤之情。后世屈原《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其情实与此诗一脉相通。那么，诗人为什么要“告哀”，告什么哀，这可从前面七章找答案。
前三章是“哀”的内容。二章的“乱离瘼矣，爰其适归”是哀的集中表现，诗人颠沛流离，遭贬谪，被窜逐，无家可归，贫病交加，仓皇狼狈，犹如丧家之犬。
流亡或流放的本身已够悲惨，而主观心境与客观环境更加深了这种悲哀的程度。从首章“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呼天抢地声中，可见诗人怨愤之深。他不是平民，更不是拾荒流浪汉，而是勋戚贵族的后裔。他说：现 在遭受莫大苦难，先祖在天之灵怎会忍心看我受罪而不加荫庇？逝世的先人当然无辜，诗人的用意自然是指斥活着的当道者刻薄寡恩，对功臣后裔尚且未加眷顾，更何况他人。对照屈原《离骚》的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用自己先祖的高贵，表示对楚怀王流放、迫害自己的不满，两者用意如出一辙。
在客观环境上，一是写经历时间之长，从“四月维夏”到“冬日烈烈”，整整三个季度。从京城流放到目的地，需长途跋涉九个月，道途之凄怆艰辛，流放地的僻远蛮荒可想而知。二是写各季的自然环境，四月到六月是炎蒸伏天，酷热溽暑尽在不言中。“徂暑”，好不容易熬过了暑天，盼望能熬出头，却不知路还远着呢！接着是秋天，“百卉俱腓”，一派萧瑟恻怆景象；再接着是冬天，“飘风发发”，狂风怒吼，严寒凛冽。人们蜷缩在家里，或围炉取暖，或饮酒作乐，他却要在天寒地冻刺骨寒风中跋涉前进，那真是够悲哀的。用心境、环境烘托和加深对“哀”的表现，这种艺术手法运用得很成功。顺便说一句，诗的第三章与《小雅·蓼莪》第五章几乎全同，这种句段互相移用的现象在《诗经》中并不罕见，原因可能是诗在当时非常流行，如同民歌民谣一样被广泛传诵吟唱，因而其中某些切景切情的句段会不期而然地被撷取移用，天衣无缝，如同己出。
后四章是“哀”的原由。前面三章给人迁徙动荡之感，四章起季节与地域都已相对静止，着重抒发诗人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痛定思痛的反思。四章点出莫名其妙地受谗毁中伤，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此章“获罪之冤，实为残贼人所挤。‘废’字乃全篇眼目。”因为“废”，哀才接踵而至。五章追思遭“废”的缘故，当是不肯同流合污吧。泉水有清有浊，自己不能和光同尘，所以一天天遭祸、倒霉。屈原有一篇《渔父》，写他志尚高洁不同流俗而遭放逐，游于江潭。渔父对他“举世皆浊己独清”的品格进行批评劝导，屈子不为所动，渔父鼓枻而去，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其意境颇与此章相通。
诗人在流放地安顿后，在周围漫步，附近有山，山上有栗树梅树，山间还有潺潺流泉，山下则是波浪滔滔的长江、汉水，这就明确点出了放逐的地域在南国。长江汉水有条不紊地容纳统领着南方诸水系，而朝廷却纲纪弛败，忠奸莫辨，鞠躬尽瘁却不被信任重用。五章表明自己清白无辜，也包含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后世大诗人杜甫也继承了这种忠君爱国情操，他的《江汉》诗说：“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古往今来，这种耿直倔强的“腐儒”真不少。
七章继续写所见所思。雕鹰振翅在高空中翱翔，鲤和鲔在深水中潜游，它们能避开猎人的矰缴和渔夫的钓钩，全身远祸。诗人见了不禁神往，叹息道：可惜我不能像雕鹰鲤鲔那样，逃避那人间的桎梏与祸害。诗人脱离现实的向往与追求，也正反映了现实的黑暗与残暴。全诗以一己为代表，在暴露现实方面有相当深度与广度，不愧是现实主义的力作。
这首诗脉络清晰，层次井然。在写法上，大抵前两句言景，后两句抒情，景和情能丝丝入扣，融为一体，把“告哀”的主旨表现得真挚深沉。
全词仅用一句将过去淡淡揭过，而以大量的篇幅写现在。说过去的事如烟云一样地过去了，说得多么的轻松，其实内涵是极其丰富的。辛弃疾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出生时，他的家乡已沦陷于金人十二年。他十五岁时即接受祖父辛赞的委托，到当时金首都去刺探军事情报，以作恢复的准备。二十一岁就聚有义士二千余人，后投入义军耿京的部队，为耿京掌书记。就在他二十二岁时，代表耿京奉表南归。在他回山东复命时，途中得知叛徒张安国杀耿京以降金，义军云散了。辛弃疾立即驰赴海州，仅以数十骑闯入金营，活捉张安国，献俘行在，一时名震朝野。四十岁即已任至湖南安抚使。他一生为了恢复祖国的统一，屡建奇功。但也因为他毕生坚持抗战，所以也为主和派所不容。风风雨雨四十年，历尽诬罔屈辱之艰辛，然而他只用“云烟”二字，写得十分轻淡。其实这淡，正是未能忘情的压抑之浓。真的淡了，那就连这“云烟”二字都不用提了。“蒲柳”是谦词，说自己经不起衰老，但同样也是不满之辞。抗战的英雄为“蒲柳”，得意的投降派倒是什么长青之松柏了。可见其慨深厚。既不得用，那么还能干点什么——最好是醉、是游、是睡。这虽不无愤慨，但对老人倒也不失是一帖安心养性的良方。
下阕，他要儿子们在农事了了之后，及时完粮纳税。他虽以方帅而退居林下，丝毫不弄特权，教育子辈不忘国家，故嘱咐纳粮宜早。剩下的要量入为出，勤俭持家。题作“以家事付之”，这种嘱咐，足见稼轩之为人。嘱咐过了，事情有了交待，但作为“乃翁”还是要管点事的。那就管管花木，管管山水。
这阕词外表写得悠闲自得，然而读者却不能不感到它骨子里正激荡着未能为国家统一大业出力的压抑不平之气。对于一下子从火热的事业中退下来的这位老人来说，宜醉、宜游、宜睡的生活态度和管竹、管山、管水的生活情趣固然是可取的，然而，他那一颗激荡的心，却不能如此安顿。所以这种悠闲所掩饰的那一番几乎使他隐了一辈子的痛苦，更令人感动。
这是一个战士休闲时的心态，是以休闲而唱出不甘休闲的变调。身闲而志不闲，这才是处于静态的战士的本色。
这首诗可看作是第一首的续篇。诗人到家以后，通过与亲朋的交谈得知家乡人事的种种变化，在叹息久客伤老之余，又不免发出人事无常的慨叹来。“离别家乡岁月多”，相当于上一首的“少小离家老大回”。诗人之不厌其烦重复这同一意思，无非是因为一切感慨莫不是由于数十年背井离乡引起。所以下一句即顺势转出有关人事的议论：“近来人事半消磨。”这一句看似抽象、客观，实则包含了许多深深触动诗人感情的具体内容，“访旧半为鬼”（杜甫《赠卫八处士》）时发出的阵阵惊呼，因亲朋沉沦而引出的种种嗟叹，无不包孕其中。唯其不胜枚举，也就只好笼而统之地一笔带过了。
三四句笔墨荡开，诗人的目光从人事变化转到了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上。虽然阔别镜湖已有数十个年头，而在四围春色中镜湖的水波却一如既往。诗人独立镜湖之旁，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触自然涌上了他的心头，于是又写下了“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的诗句。诗人以“不改”反衬“半消磨”，以“惟有”进一步发挥“半消磨”之意，强调除湖波以外，昔日的人事几乎已经变化净尽了。从直抒的一二句转到写景兼议论的三四句，仿佛闲闲道来，不着边际，实则这是妙用反衬，正好从反面加强了所要抒写的感情，在湖波不改的衬映下，人事日非的感慨显得愈益深沉了。
还需注意的是诗中的“岁月多”“近来”“旧时”等表示时间的词语贯穿而下，使全诗笼罩在一种低回沉思、若不胜情的气氛之中。与第一首相比较，如果说诗人初进家门见到儿童时也曾感到过一丝置身于亲人之中的欣慰的话，那么，到他听了亲朋介绍以后，独立于波光粼粼的镜湖之旁时，无疑已变得愈来愈感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