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运用象征、寄寓手法,写了少妇见物动心的“愁”情。“井桐双照新妆冷,冷妆新照双桐井”,与“新妆本绝世,妙舞亦如仙”(南朝梁王训《应令咏舞》)有异曲同工之妙。苏轼本意是写少妇的外表美,可苏轼还是要将象征萧瑟的“梧桐”,与象征美女的“新妆”,放在一起映衬着写,且树与人共鸣,为的是突出少妇感叹时光易逝,青春不再而“愁”思满怀。同样,“羞对井花愁,愁花井对羞”,又进深一层从“梧桐”照秋,写到“井花”愁秋。从“井花”愁秋又写到少妇“对羞”。花与人对话,还是为了突出少妇伤感秋色衰败,春心消融,“愁”思绵绵。
下片,直写闺阁少妇夜思郎君的自嘲心态。“影孤怜夜永,永夜怜孤影”,首先从“影孤”进到“孤影”,从“夜永”进到“永夜”,反映了少妇夜思的漫长过程。一个“怜”字,传神地贯穿始终,有“徘徊处渐移深窈,何人正弄,孤影编趾西窗悄”(宋代周邦彦《倒犯·新月》)的徘徨不安的情态。“楼上不宜秋,秋宜不上楼”,进一步衬托少妇秋夜思念郎君的深沉心态。“楼”与“秋”互不兼容,楼已横秋,人何须眺望,一语双关,秋色值不得眺望,郎君也不能如此。
全词运用象征、双关的手法,在苏轼笔下,爱情所具有的神秘而微妙的内蕴,少女羞涩而多愁的心态,被反复描绘。从极为普通且能反映秋色衰临的景物“桐”、“井”、“花”、“楼”,寄寓了少妇“永夜”孤影的梦幻感、寂寞感和愁苦感。
这首诗前两句写出了江阴城被屠惨状,热烈歌颂了那些不屈的英雄。后二句讥刺偷生者,似有所指,在对比中进一步衬托出了那些英雄的高尚和伟大。这首诗篇幅短小,语句通俗口语化,于简练中勾勒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首句直观地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极为悲壮的战斗场面。战场上堆满尸体,城陷后又尸遍街卷,血淌池井。一幅战后惨景图,令人目不忍睹,也绘出了战斗的激烈残酷,点明了抗清卫城所付出的代价之大。惨象不掩英勇本色。在清兵进逼的危急形势下,江阴人民在典史带领下奋起抗击,固守县城81天,杀死清兵7万5千余人。虽后终遭屠城,但他们已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印征了以死抗争的决心,换取了显赫的战绩。
次句“万死孤忠未肯降",就热烈赞扬了江阴官兵忠君爱国、万众一心,保卫家乡至死不降的英勇精神和无畏气概。“万死”照应了首句的“满”字, “孤忠”暗示了抵抗的无外来救援和寡不敌众,“万死孤忠”与“未肯降”的对衬,突出了江阴民众誓死守城、视死如归的坚毅志向和豪迈壮举。这也都为全诗末字的赞语“香”作了充分有力的铺设。
最后,江阴女子以寄语行人的口吻,高度评价了江阴人民在抗清斗争中的业绩,由衷讴歌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可贵精神,深情地抒发了对战死者的崇敬之意和引以为豪之感。壮士的雪胔白骨虽然发出阵阵刺鼻的气味,令人作呕窒息。但是他们乃为抗清而战,为守城而死,故虽臭犹香,他们的高尚气节将流芳百世。“活人不及死人香”作为全诗的结句,表示了作者心底的由衷赞叹,也把江阴抗清卫城之战的荣光载入了史册。
这首题于城墙的诗,篇幅短小,语句通俗口语化,于简练中勾勒出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于朴实中寄寓人民深深的哀思和颂扬。
上片抒写别后相思之情。起句“话杀浑闲说!”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盖隐应辛弃疾答词中“硬语盘空谁来听?记当时、只有西窗月”一语,谓去年相叙虽得极论天下大事,然于此“岌岌然以北方为可畏,以南方为可忧,一日不和,则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谋夕”(陈亮《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之时,虽有壮怀长策,亦无从施展,说得再多都只是闲说一场罢了。“不成教、齐民也解,为伊为葛?”紧承前语,补明“话杀浑闲说”的原因。意谓伊尹、诸葛亮那样的事业,只有在位者才能去做,平民百姓是无法去做的,所以说尽了等于没说。此言亦对辛弃疾寄词中称许陈亮“风流酷似,卧龙诸葛”一语而发。其时陈亮尚为平民百姓,辛弃疾则久被罢黜,故有此慨叹。恢复之事既不得施行,英雄之人却日趋衰老,思念及此,更增忧惧,故接下乃云:“樽酒相逢成二老,却忆去年风雪。新著了、几茎华发。”此言复应辛弃疾答词中“老大那堪说”及“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数语,其中蕴含着深厚而复杂的感情:既有去年风雪中抵掌谈论的欢欣,也有眼前关山阻隔互相思念的痛苦,还有同遭谗沮而早生白发的悲愤。“百世”句用《庄子·齐物论》“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及《战国策·齐策三》“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随踵而至也”语意,极言相知之难。夫万世遇之尚如旦暮,则百世遇之自如接踵,而知己之人,岂是接踵可得?是以见其难也。
此语言简意赅,复多曲折,然无板滞晦涩之病,表现出运用典故的高超技巧。“三人月”一语则用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句,极言相念之苦。相知如二人者既甚难得,则会少离多自更难堪。此时孤独之感既不能排遣,忧愤之情又无可倾诉,真是度日如年了。“写旧恨,向谁瑟”即表现此种不胜惆怅的心情。“瑟”字名词动化,“向谁瑟”即向谁弹,向谁诉。
换头从离别的愁苦中挣脱出来,转作雄豪豁达之语:“男儿何用伤离别?”异军特起,换出新意。接下又推进一层:“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壮声英概,跃然纸上。“风从云合”语出《易·乾·九五》:“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本喻同类相从,借喻群英共事。意谓古来英雄豪杰皆建功立业,志在四方,故不须以离别为念。上二语亦隐应辛弃疾寄词中“佳人重约还轻别”至“此地行人销骨”诸句,用豪言壮语来安尉朋友,更见情深而意切。“千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二句则隐应辛弃疾寄词中“正目断、关河路绝”一语,谓友人虽远隔千里,而情分亲厚,便即如终日晤对,于我之本心能善于体察,且抉入深微。“次骨”即至骨。“卧百尺高楼斗绝”一句插入陈登故事,盛赞故人豪气。“斗绝”即“陡绝”,高下悬殊之意。此句亦应辛弃疾寄词中“似而今、元龙臭味”一语。《三国志·陈登传》载:许汜往见陈登(元龙),陈登“无主客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许汜怀忿在心,后来向刘备言及此事,还说陈登无礼。刘备却反驳他:“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耶!”陈亮重提此事,既是对故人的嘉许,也是对此辈的痛斥。“天下适安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二句暗承前语,影射求田问舍事,故作消沉以写其忧愤。意谓如今天下太平,人人安适,自己也打算耕田送老,学《汉书·龚遂传》中的渤海郡人,把刀剑卖了,换买锄犁一类平民之家使用的铁器。所谓“天下适安”,实是“天下苟安”。陈亮早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即曾指出:“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后在《上孝宗皇帝第三书》中又说:“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矣。”可见此二句感慨极深。卒章“壮士泪,肺肝裂!”总写满腔悲恨,声情更加激越。陈亮是一个忠肝义胆的人,他在《答吕祖谦书》中说到往常念及国事时“或推案大呼,或悲泪填臆,或发上冲冠,或拊常大笑”,真乃近乎“狂怪”,故知此语乃其心潮澎湃之实灵。
刘熙载《艺概》云:“陈同父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词亦相似。”辛、陈之词皆有雄深悲壮的特色。但辛词多“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故别见沉郁顿挫;陈词多“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故别见激烈恣肆。此词则慷慨中有幽郁之致,苍劲中含凄惋之情,风调更与辛词接近。所以如此,盖因当时处境、心绪皆同,又“长歌互答”,深受辛词影响,故于伤离恨别之中,自然融入忧国哀时之感,而情生辞发,意到笔随,写同遭谗摈之愤(开篇二句)则慷慨悲凉,写共趋衰老之哀(“樽酒”三句)则幽暗沉重,写两地相思之苦(“百世”二句)则缠绵悱恻,写寂寞忧愁之郁(上片歇拍)则凄迷欲绝,写建功立业之志(换头二句)则奔放雄豪,写肝胆相照之情(“千里”二句)则深厚刻挚,写鄙薄求田问舍(“卧百尺”句)则激越高昂,写憎恶苟且偷安(“天下”二句)则情辞冷峻,写报国无门之恨(下片歇拍)则声泪俱下。如此淋淋漓漓,周而复始,“一转一深,一深一妙”(《艺概》),真似“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陈亮《甲辰与朱元晦书》),乃愈觉扣人心弦,感人肺腑。其文辞又典丽宏富,平易自然,“本之以方言俚语,杂之以街谈巷歌,抟搦义理,劫剥经传,而卒归之曲子之律。”(陈亮《与郑景元提干书》)如“话杀”、“新著了”、“不成教”、“也解”用民间口语,“百世寻人”用《庄子》、《战国策》,“三人月”用李白诗,“风从云合”用《易》,“卧百尺高楼”用《三国志》,“买犁卖剑”用《汉书》等等,皆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复多作疑问、感叹语气,益增曲折摇曳之致,故兼具精警奇肆与蕴藉含蓄之美,极富艺术感染。
汉朝宫女王昭君远嫁匈奴单于呼韩邪的故事,因为故事精彩、寓意丰富,自汉代以来就在民间广泛流传,不仅赢得了老百姓的喜爱,也成为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经久不衰的一个创作题材。千百年来,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民间传说,而且以王昭君故事为题材创作的诗歌、小说、戏剧也多得数不清。唐朝大诗人李白的《王昭君二首》,就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
公元752、753年(唐天宝十一、二年)间,李白继幽州之行又有一次漠北之行,他离开幽州南下魏郡又沿太行北上,入河玉道,至云中郡,而后北行至单于都护府凭吊昭君墓,写下《王昭君二首》。因为对于昭君出塞,李白满怀惋惜之情,所以诗歌通篇都弥漫着一种伤怀、伤感的气氛。
第一首诗一开头就用一个“月”字,来烘托昭君远嫁匈奴的伤感主题:中原汉家的月亮,那光华跟随着远嫁匈奴的昭君。然而她一踏上通往玉门关的路,就如同去了天涯,永不回归。“月”在这里既代表家乡的月亮,也代表故乡、故国。然而一个小小的玉门关,竟会把这一切无情阻隔。回望家乡那轮圆月,就要在眼前永久消失,这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不能不让人平添几分惆怅。
接着诗人又以“月”字发出忧伤的慨叹:汉家的月亮到了明天又会从玉海升起,但昭君西嫁,却是一去不返。这种别离,让诗人既感到无奈,又感到无望,所以更加重了忧伤的思绪。诗人又提到了燕支山,在诗人看来,匈奴那里的燕支山,终年酷寒,不生草木,只有落雪作花,所以诗人想象,昭君嫁到匈奴,就连曾经倾国倾城的美貌,也憔悴衰老,埋没在黄沙滚滚的塞外。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却是汉代后宫的画师,昭君她生前没有黄金送给后宫的画师,死后也只留下一座青冢,令后人凭吊,扼腕叹息。
关于“枉图画”,有一个传说,昭君曾作为掖庭待诏,被选入汉元帝的后宫。当时其他宫女为了早日博得恩宠,都用黄金贿赂宫廷画师毛延寿,希望把自己画美,被皇上选中。独有王昭君自恃貌美,不愿行贿,所以毛延寿便在她的画像上点上丧夫落泪痣。昭君便被贬入冷宫三年,无缘面君。把昭君所谓的“悲剧”和宫廷画师相联系,尽管有些牵强,却更能加深悲伤的主题。
第二首诗写昭君拂净了马鞍,流着眼泪上马向西而去.。“今日”还是汉朝的宫里人,“明朝”就是匈奴单于的妻妾了。按照丁启阵先生的说法,当诗人到写第二首时,似乎情无以堪,只能勉强完成一首五言绝句,不同于第一首的五联十句。
昭君出塞的故事,历来都被人写作多种主题。李白的这两首诗尽管走的是悲悯伤情路线,读来仍然让人伤怀、感动。
对于柳宗元的咏物诗,汪森在《韩柳诗选》中评论道:“短章咏物,简淡高古,都能于古人陈语脱化生新也”。对于《红蕉》,古人亦多陈语,关键在柳宗元如何“脱化”,怎样“生新”。
宋祁在他的《红蕉花赞》中,称颂红蕉“叶小而花鲜明可喜”,范成大在他的《桂海虞衡志》中,则对红蕉的花“端各有一点鲜绿”倍加喜爱。大抵红蕉后人径直称其为“美人蕉”,都是着眼于其花的艳丽动人吧。
“晚英值穷节,绿润含朱光。”第一联直写其花。虽也对其外表予以描写,但却更突出其精神。“晚英”,指秋冬之花,王勃曾用来写梅花,刘禹锡曾用来写菊花。而将红蕉也称之为晚英者,柳宗元当为第一人。又因为红蕉“春夏开,至岁寒犹芳”,这样称呼,也是恰如其分的,这便是“脱化”。
“穷节”是指岁未时节,此时万花纷谢,百草调零。一个“值”字,便显出红蕉精神。然而,这还不是它的全部。“以兹正阳色,窈窕凌清霜”。第二联才抓住了红蕉本色。红蕉不同于菊之清冷,更不同梅之寒瘦,它以春夏盛开的百花仙子之一的面貌,以娇小美好的风姿,迎寒斗霜,一个“凌”字,将其无畏的精神,勇敢的品格,和超然洒脱的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至此,诗人在读者面前,塑造了一个前无古人的艺术形象,这便是柳宗元的创造,便也是他的“生新”。
咏物诗的理解,最关键的是在准确理解诗人所咏之物以后,更能深入把握诗人赋予所咏之物的精神。即在所咏之物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近藤元粹在《柳柳州诗集》中,给《红蕉》一诗下了四个字的评语,“寓感甚切”。第三联云:“远物世所重, 旅人心独伤”。许多人会把注意力放在下句,但诗人将话说得明白,看不出何处有“寓感”。
“远物”承上,是指红蕉,但叫“远物”是因为红蕉属热带观赏植物,永州地处亚热带地区,故永州可见。柳宗元站在长安和中原的角度,所以将红蕉视为“远物”。因为是“远物”,便成了稀罕物,所以才会“世所重”。这个“世”是指包括诗人在内的“世之人”。当然,从前两联来看,如此看重红蕉的只能是被贬谪到永州的柳宗元了。
因为说远物,自然便想到了永州,因为想到永州,便会勾起诗人的无限悲伤。因为说到远物被人看重,自然便会想到被流放到永州来的自己,早已被统治者遗忘。诗人原本抱有随时间推移,会被重新起用的期望的,然而看来,希望渺茫。面对红蕉,感叹身世,不禁“心独伤”。同是处于永州,“远物”和“ 人”所受待遇是如此天地之别,这便是诗人伤心的原因。
“回晖眺林际,槭槭无遗芳”。诗人将目光转向夕照下的山林,一片落叶声中,看不到一朵鲜花。这本是秋冬之景,在题为《红蕉》的诗中,将远处的这一片萧条景象和眼前“窈窕凌清霜”的红蕉,叠放在一起,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如果说群芳已经消失,那么最后,就该轮到红蕉了。如果“世所重”的红蕉,性命也终难保,那么,无人关照的“ 旅人”的命运可想而知。
原来,《红蕉》一诗寓着诗人对自己命运的深深的忧虑,而且是一种被注定为悲剧的预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寓感甚切”四字,是十分确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