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绍兴八年十一月,右通直郎枢密院编修官臣子胡铨,斋戒沐浴,恭敬地写下这篇奏疏,冒着死罪献于皇帝陛下。
我恭谨地考察过:王伦本来是一个行为轻薄奸邪的小人,街市上的狡诈之徒,前不久因宰相秦桧没有眼力,竟推举他出使金国。他专事奸诈虚妄,欺骗皇上,突然得居高官,天下人无不痛恨唾骂他。他无缘无故地引来金国使臣,以“江南诏谕使”的名义同我朝谈判,这是想把我大宋当作臣妾,想把我大宋看作刘豫啊!刘豫像臣属一样侍奉金人,面朝南做上了儿皇帝,他自认为这是子孙称帝而万代不会改变的事业,金人一旦改变主意,就把他揪住捆绑起来,父子都做了俘虏。先例可鉴,记忆犹新,而王伦又想要皇上效法刘豫。
天下是祖宗创立的天下,皇上所居的帝位是祖宗传下的帝位。怎么能把祖宗的天下变为金人的天下,把祖宗的帝位变成金人附属国儿皇帝的地位呢!皇上一投降,那么宗庙社稷的神灵都将被金人所玷污,祖宗养育了几百年的人民都要衣襟向左改变风俗了!朝廷执政大臣都将降为陪臣,全国的士大夫都要废弃汉族的礼服,换上金人的服装。到时金人的贪欲无法满足,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像对待刘豫那样用无礼的态度强加到我们头上呢!三尺儿童是最不懂事的,如果指着狗猪要他跪拜,那他也会怫然大怒;金人就是狗猪,堂堂宋国,一个接一个地拜倒在狗猪脚下,就是小孩子都感到羞耻,难道皇上忍心这样做吗?
王伦的意见竟说:“宋朝只要向金人投降,那么徽宗的灵柩便可归还,太后便可回国,钦宗便可归返,中原便可收复。”唉!自从汴京沦陷以来,主张议和的人,谁不是拿这种话来引诱皇上呢?但是终究没有一桩应验的,金人是真心还是假意就已经非常清楚了。而皇上还不醒悟过来,耗尽百姓的膏血却不知顾惜,忘了国家大仇却不思报复,含垢忍辱,拿天下来臣事金人却心甘情愿。即使金人一定可以讲和,完全像王伦所说的那样,那天下的后人又将会把皇上说成是什么样的君主呢?何况金人狡诈多端,而且王伦又用奸诈的手段帮助他们,那么徽宗的灵柩决不可能归还,太后决不可能回国,钦宗决不可能归返,中原决不可能收复。然而膝盖一弯曲便不能再伸直了,国势一衰微便不能再振作了,真叫人为此痛哭流涕长叹不已啊!
过去皇上辗转避难在海道上,危险得像垒起来的蛋一样,那个时候尚且不愿面向北方对敌称臣,何况国家形势逐渐好转,将领们竭尽锐气杀敌,士兵们渴望奋起抗战。就比如前不久金人势力到处侵扰,刘豫配合金人入侵,我军就在襄阳、淮水、涡口、淮阴等地击败过他们。比起流离在海上那样的危险境遇,当然已经好了万倍。假使不得已而非用兵不可,我们难道就一定会败在金人之下吗?现在无缘无故地反而臣服于金人,要委屈皇帝的尊严,向金人俯首跪拜,三军将士不等作战士气就已经衰竭了。这就是鲁仲连仗义不尊秦为帝的原因,不是舍不得那尊秦为帝的虚名,而是顾惜那天下大势不容许这样做。朝廷内大小官员,朝廷外军队和百姓,异口同声,都想吃王伦的肉。内外议论纷纷,皇上却不闻不问,我真担心一旦事变发生,祸害将不可预料。我私下认为不杀掉王伦,国家的存亡就不可想象。
纵然如此,王伦不值一说,而秦桧凭着朝廷心腹大臣的身份也做出这样的事。皇上有唐尧、虞舜的才资,秦桧不能使皇上成为唐尧、虞舜一样的国君,却想诱导皇上做石敬塘那样的儿皇帝。礼部侍郎曾开等人引用古人所说的道理来驳斥他,秦桧竟大声责备他们说:“你知道古人的事,我难道不知道吗!”秦桧坚持错误、不听别人的劝告,从这件事上就自然可以看清楚。至于他提出建议,让御史台、谏院和左右侍从共同讨论可否议和,这大概是害怕天下人议论自己,而让御史台、谏院和左右侍从共同来分担舆论的指责。有见识的人士,都以为朝廷没有人才。唉!真痛惜啊!孔子说:“倘若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着头发,衣衽向左了。”管仲不过是霸主齐桓公的助手罢了,还能改变衣衽向左的地区,协助主持会盟各国诸侯。秦桧是大国的宰相,反而驱使百姓放弃文明风俗,成为衣衽向左的地区。那么秦桧不仅是皇上的罪人,实在也是管仲的罪人了。孙近附和秦桧的意见,于是做到参知政事。天下人盼望太平如饥似渴,孙近却在中书省吃白饭,议事时完全不表示赞成或反对。秦桧说对敌国可以讲和,孙近也说可以讲和;秦桧说天子应当向金人下拜,孙近也说应当下拜。我曾经到过政事堂,多次提出质问而孙近却不回答,只是说:“已经命令御史台、谏院和左右侍从讨论了。”唉!参与决定国家大事却只求讨人喜欢,空占官位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敌骑长驱直入,还能抗拒敌人抵御外侮吗?我私下认为秦桧、孙近也应该斩首。
我充当枢密院一名属员,誓不与秦桧等同活在一个天底下。我的小小心愿,就是希望将秦桧、王伦、孙近三人斩首,把他们的头颅悬挂在竹竿上到藁街上去示众。然后拘留金国使者,责备他们违背礼义,再从容地派出讨伐金国的军队,那么三军将士不待作战就已勇气倍增。不这样的话,我只有跳入东海一死罢了,岂能留在小朝廷苟且偷生吗?小臣狂妄,冒犯了陛下的尊严,甘心等待着处罚,不胜惶恐之至。
注释
封事:密封的奏章。古时群臣上奏章表,一般不用封缄,如事涉机密,为防泄露,就封以皂囊(黑色丝织口袋)。
绍兴:南宋皇帝赵构年号,1131年至1162年。十一月日:十一月某日。
右通直郎:官职,六品文官。
枢密院:官署名称。宋代枢密院主要管理军事机密及边防等事,与中书省并称“二府”,同为最高国务机关。枢密院长官枢密使、知枢密院事以士人充任,副职间用武臣。
编修:官职名,掌修国史、实录。枢密院设编修官,负责编纂记述。绍兴五年,胡铨任枢密院编修官。
斋沐:斋戒沐浴,以示虔诚。
裁书:裁笺作书,写信。这里指写此封事。
谨按:恭敬论述。按,经过考察核实得出的结论。
王伦:字正道,莘县(今山东莘县)人。绍兴七年(1137年),徽宗和宁德后死于金国,王伦任迎奉梓宫使,出使金国,答应割地议和。绍兴八年(1138年),王伦出使金国,不久即与金国使臣同回临安。绍兴九年,王伦再次出使金国被拘,六年后拒绝降金,自云:“臣今将命被留,欲污以伪职,臣敢爱一死以辱命!”遂被金国君主勒死。《宋史》对王伦颇多贬词,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为其辩白之语,可供参考。
狎邪:行为放荡,品行不端。
顷:不久以前。
缘:因为。
宰相:指秦桧,时任宰相,力主与金讲和。北宋末年任御史中丞,与宋徽宗、宋钦宗一起被金人俘获。被释南归后,两任南宋宰相,前后执政十九年。曾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岳飞而遗臭万年。
举:推举。
使虏:出使金朝。虏,对敌人蔑称。下文丑虏、犬戎、夷狄等,皆有蔑视意。
专务诈诞:只说些欺诈虚妄的话。
斯罔天听:骗取皇帝的信任。天听,天子的听闻。
“今者”句:绍兴八年金国国君派遣萧哲、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同王伦使宋,以“诏谕”为名,即将宋视为属国,因为古代国君告知臣下或百姓才叫“诏谕”,故引起宋朝士人抗议。
臣妾我:使我为臣妾。男称臣,女称妾,表示被统治的身份。
刘豫我:使我变成刘豫那样的附庸。刘豫,字彦游,阜城(今河北交河)人,南宋叛臣,金傀儡政权伪齐皇帝。金兵南下不久降金,建炎四年(1130年),被金人立为“大齐”皇帝,建都大名(今属河北),后迁汴京(今河南开封),统治河南、陕西之地,配合金兵攻宋。绍兴七年(1137年)被废黜,父子二人皆为阶下囚,后迁居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附近)而死。
臣事:像臣子那样去侍奉。
不拔:不可拔除,不可动摇。形容牢固。
捽:泛指抓,揪。
商鉴不远:即殷鉴不远,宋人避宋太祖父赵弘殷讳,改殷为商。语出《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谓殷人子孙应以夏的灭亡为鉴戒,后来泛指可以作为后人鉴戒的往事。文中是指刘豫称臣而终被金人诛杀的教训。
犬戎:旧时对我国少数民族的蔑称。
藩臣之位:附属国的臣子之位。
赤子:比喻百姓,人民。
衽:衣襟。我国古代汉族习惯上衣襟右掩,称为右衽;而少数民族的服装,衣襟左掩。这里是以左衽作为受金人统治的代名词。
宰执:指宰相等执掌国家政事的重臣。
冠:指古代官吏所戴的礼帽。
冕: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等行朝仪、祭礼时所戴的礼帽。
胡服:少数民族的服装。
三尺童子:谓小儿。
犬豕:狗和猪。比喻鄙贱之人。
怫然:愤怒貌。
丑虏:对敌人的蔑称。
“则梓宫”四句:梓宫,皇帝、皇后的灵柩,此指宋徽宗赵佶的灵柩。赵佶于绍兴五年死于金国。太后,指高宗生母韦贤妃,与徽宗同被俘金国。高宗即位后,遥尊其母为皇太后。后迎归宋朝。渊圣,指宋钦宗赵桓,渊圣为宋钦宗的尊号。
变故:指靖康之变。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攻克汴京,俘虏徽钦二帝。
啖:喂食,引申为利诱。
膏血:犹言民脂民膏。
含垢忍耻:忍受耻辱。
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甘心拿着天下而臣事金国。
何如主:怎样的君主。
变诈:欺诈。
济之:指王伦帮助金朝。
陵夷:由盛到衰,衰颓,衰落。
长太息:深深地叹息。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指建炎三至四年(1129年—1130年)宋高宗在金兵追击下从建康(今南京)逃往杭州、明州(今宁波)并航海到温州一事。间关,谓道路崎岖难行。
累卵:把鸡蛋堆叠起来,比喻极其危险。
北面:古代君主面朝南坐,臣子朝见君主则面朝北,所以对人称臣称为北面。
陆梁:跳跃貌,引申为嚣张、猖獗。
伪豫:指刘豫的伪政权。伪,不合法的。
固:通“故”,已经。
败之于襄阳:指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击溃刘豫大将李成,收复襄阳等地。事见《宋史·岳飞传》。
败之于淮上:指绍兴四年韩世忠击溃金及刘豫大军,追至淮水一事。事见《宋史·韩世忠传》。
败之于涡口:指绍兴六年杨沂中(又名存中)、张宗颜大败刘豫三十万大军事。事见《宋史·杨存中传》。涡口,涡水入淮水之口,在今安徽省怀远县东北。
败之于淮阴:绍兴四年,“帝亲征,王师大捷于淮阴”,事见《宋史·章谊传》。又绍兴三年,赵立破金兵于淮阴。
蹈海之危:航海,比喻危险。
万万:谓远远胜过当初。
遽:竟,就。
出敌人下:指比敌人弱。
万乘之尊:皇帝的尊严。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车万乘(辆),后世以“万乘”指皇帝。
下穹庐之拜:向金国低首下拜。穹庐,古代游牧民族居住的毡帐,这里借指金国。
索:尽,完结。
鲁仲连:战国时期齐国高士。善于出谋划策,常周游各国,为其排难解纷。
谤议:非议。
汹汹:形容声势盛大。
心腹大臣:皇帝亲信的大臣。
唐虞:尧、舜的朝代名。
石晋:指五代石敬瑭建立的后晋政权。石敬瑭勾引契丹兵灭除后唐,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受其册封,国号为晋,称契丹主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
礼部侍郎:掌管礼乐、祭祀、教育、科举等事务机构的副长官。
曾开:字天游,曾几之兄。他曾当面反对秦桧的议和,《宋史·曾几传》载:“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可自卑辱至此。”因而触怒秦桧,被贬徽州。
古谊:即古义,古人所说的道理。
折:驳斥,责难。
故事:旧事、典故。
随非愎谏:坚持错误,固执而不听他人意见。
建白:陈述意见或有所倡议。
台谏:指御史台和谏议官。宋时以专司纠弹的御史为台官,以职掌建言的给事中、谏议大夫等为谏官。两者虽各有所司,而职责往往相混,故多以“台谏”泛称之。
佥:众,皆。
微:非,无。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他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被发:散发。
霸者:指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国君。任用管仲改革,选贤任能,加强武备,发展生产。号召“尊王攘夷”,助燕败北戎,援救邢、卫,阻止狄族进攻中原,国力强盛。联合中原各国攻楚之盟国蔡,与楚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北)会盟。又安定周朝王室内乱,多次会盟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佐:辅助。
衣裳之会:指齐桓公主持的各诸侯国的盟会。衣冠:古代士以上的服装,这里指汉族地区的物质文明。
孙近:南宋无锡人,进士出身,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绍兴八年(1138年)附和秦桧主和,除参知政事,旋兼以同知枢密院事,对金使卑躬屈膝。傅会:附和,迎合。
参知政事:官职名称。参知政事和枢密使、副使、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等,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
伴食中书:指居宰辅之位而无所作为。宋朝皇宫内别置中书,叫做“政事堂”,是宰相办公的地方,孙近身为宰相副职,处处附和秦桧,不作主张,所以称他为“伴食中书”。伴食,陪同进食。唐时朝会毕,宰相率百僚集尚书省都堂会食,后遂因以指身居相位而庸懦不能任事者。
漫:枉自,徒然。
可否:赞成或反对。
当拜:指宋天子向金人跪拜。
政事堂:唐宋时宰相的总办公处。唐初始有此名,设在门下省,后迁到中书省。下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北宋就中书内省设政事堂,简称中书,与枢密院分掌政、军,号称“二府”。元丰改制后,遂以尚书省的都堂为宰相办公所在,因也称都堂为政事堂。
参赞大政:参与决定国家大事。
取充位:占据官位而不负责任。《挥麈后录》卷十“取”字后有“容”字。
有如:如果。
折冲:击退敌军。折,挫败。
御侮:抵御侵侮,与“折冲”意同。
备员枢属:当时胡铨任枢密院编修,故云。备员,充数,这里是谦称。
不与桧等共戴天:意谓与秦桧等人仇恨极深,不愿共生于天下。
区区:谦词,用于自称。指小的意思,含有愚拙的意思。
竿之藁街:用竹竿把头悬于金国使臣住的街上以示众。竿,用作动词,犹言“悬”。把头挂在竹竿上。藁街,汉朝的街名,在长安城南内,为汉代长安城中少数民族及外国使者居住之所。
羁留:扣押。
徐兴问罪之师:出兵讨伐敌人。徐兴,从容不迫地发起。
赴东海而死:这是借用战国鲁仲连的话,以此表示他坚决反对议和的态度。
小朝廷:指如果议和告成,宋朝将成为金国的附属。
冒渎:冒犯。
天威:皇帝的威严。
甘俟斧钺:甘心等待处罚。俟,等待。斧钺,泛指兵器,借指刑罚、杀戮。
陨越:跌倒。封建社会上书皇帝时的套语,谓犯上而表示死罪之意。引申为惶恐。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史达祖工于描摹景物,以咏物词见长。这首咏春雨的《绮罗香》构思巧妙,摹写生动,情致深婉,也是他的咏物佳作之一。
南宋后期,词坛上的咏物词,存在两种不同的写作倾向。一种是:并不对所咏之物进行细致、逼真的描摩,有时甚至根本不对“物”的形貌加以刻画,而是竭力写出所咏之物的“品格”,借物的“品格”来表现作者的人格、精神。比如姜夔的《卜算子》:“月上海云沉,鸥去吴波迥,行过西泠有一枝,竹暗人家静”。此词系咏梅花,但对梅的色香、形貌,词人全然没有着笔,而是以明月、海鸥、竹等高洁之物作为背景,侧面衬托西泠的一棵梅树,暗示此梅之“孤”与“洁”,从而表达出作者的性情人格。这种遗去形貌、专取品格的写作倾向,虽有助于深化作品的意蕴,但由于其艺术表现的中心是物的品格,而非具体的形貌,因此难以给读者具体、鲜明、生动的感受。王国维说读这类作品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人间词话》)道着了这类作品的弱点。
咏物词写作的另一种倾向,重物象形貌的刻画,在力求形似的同时兼求神似。通过对所咏之物细腻、准确的描绘,努力造成一种逼真、生动的画面,并由此传达作者的情感。史达祖此词即是如此。
上片一下笔,词人就创设了一种烟雨迷离昏沉的境界。濛濛春雨,带来寒意,使性喜温暖的花儿受到摧残,凄迷的雾气笼罩柳树,天空昏沉黯淡,一片暮色,仿佛是春雨偷偷促使而成。“做冷欺花”,给人以触觉上的感受;“将烟困柳”,给人以视觉上的感受;“偷催春暮”,更是巧妙地调动了人们的听觉器官,使人如闻春雨那沙沙的步履声。起笔三句,不同凡响,摄住了春雨之魂,使纸面上的绵绵春雨,变成可感可触、可见可闻的对象。
接下来的“尽日”两句,进一步描写春雨的特有面貌。上句是说春雨极细极密,一片迷糊,满布空间,着重刻画的是春雨的静态;下句说春雨忽起忽止,下下停停,总下个没完,重点表现的是雨的动态。动静结合,使春雨形象更为鲜明、具体地呈现读者面前。同时,又用一“愁”字,点染气氛,奠定了全词的感情基调。
以上五句,作者紧扣春雨特征加以摹写已到尽态极妍的地步。进一步刻画,已难措笔,所以作者笔锋一转,写了燕子、蝴蝶的行动。春雨沾湿蝶翅,影响它展翅飞行,故云蝶惊。春雨润湿泥土,便于燕子衔泥筑巢,故云燕喜。迷漾灰黯的春雨图经紫燕素蝶点缀,色彩有所改观,呈现一种凄丽的境界。燕、蝶的作用不仅侧面衬托春雨,扩大了词境,而且,蝶惊燕喜的气氛还反衬出作者寂寞黯然的心境。
“最妨它”两句,写春雨对自己约会的影响。“佳约风流”,指男女约会。钿车,以金为饰的华丽车子。杜陵,在长安附近,汉宣帝陵墓所在地,附近多富贵人家,这里借指与情人约会之地。春雨连绵,道路泥泞,心爱之人所乘之钿车受阻,约会之事也就成为泡影了。
这两句因咏物而融入闺情。“佳约”的一方,或是作者自己。雨妨佳约,钿车难至,怀人不见,愁情可知。这两句,遥应前面“愁”字。作者融一片愁情于雨景之中,借春雨冥迷暗淡之境现作者怀人不见之情,情景两者融洽无间,堪称绝妙。
下片,作者继续把咏雨和抒情结合一起。上片重在描写春雨而兼寓愁绪,下片则主要抒发怀人之情而仍关合雨意。
前三句写天色渐晚,潮随雨涨,江水汹涌,作者站在江边,极目远望,但见烟波迷茫,渺无边际,官方所设之渡口(官渡)隐没于烟雨之中,难以寻觅。“还被春潮晚急,难寻官渡”,化用唐朝韦应物七绝名作《滁州西涧》:“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两句诗而自成意境。韦诗通过雨天潮急,野渡无人,小舟自横的景色描写,表现出一种悠然自得的闲情逸趣。史词则承“最妨他佳约风流,钿车不到杜陵路”两句,更进一步、更深一层表现了他的愁绪:陆路不通,则觅水道,官渡亦不见,则其愁转浓,可以想见。写来曲折细致、笔法多变。官渡既不见,映入眼中的,只是远处隐隐约约的几座山峰。 “和泪谢娘眉妩”一句,妙笔突起。谢娘本是唐时歌妓,这里借指作者所思念的女子。眉妩,指女子眉毛妩媚。此句写物拟人,含蕴极深。其一,生动地写出了烟雨迷漾之中的山峰形态;其二,将远山比作谢娘(自己之情人),可见作者因“雨妨佳约”,心头情丝缭绕,排遣不去。其三,写谢娘含泪,又是作者悬想对方因思念自己而伤心落泪,这种由“对面入笔”的写法,更翻进一层显示出作者相思之深切。这与李商隐“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的诗句及杜甫“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的诗句写法机杼略同而层折更多、更深,的确是极为难得的佳句。
春雨绵绵,怀人不见,伤如之何?“临断岸新绿生时,是落红带愁流处”两句承上进一步写词人之愁。春雨磁润,新绿遍生,花儿却受到摧残,脱离枝叶,带着愁意,随着流水飘向远处。言下之意,春雨隔人,除了相思,别无他法。犹如春雨摧残下的花儿,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带将愁去”。无可奈何之情,溢于言表。其愁思之深长,读来真有“一江春水向东流”之感。
最后两句以回想从前之事作结,依然不离雨景。“记当日门掩梨花”,化用李重元《忆王孙》词:“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剪灯深夜语”,则脱胎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对”诗句。两句回忆往事:也是这样的春日,雨打梨花,院门深闭,自己和心爱的女子欢聚一起,剪着灯花促膝夜语。史词两句的意境,却是作者已经经历过的,是回忆的产物。作者化用前人诗词,灵活通脱,不仅不离咏雨及思人的本旨,而且还借此更为真切地反映了自己的心情。李商隐之诗本系悬想,是想象将来欢聚,而史达祖却用以忆昔,伤叹欢聚长叙已成往事,眼前他只是孤身一人,怅对沉沉大江,绵绵春雨。经过如此组合化用,形成新的境界,和全词所要传达的情绪契合无间,浑然一体。这样用事,达到古人所谓“浑化无迹”的地步。
综观全词,构思措辞都很工巧,没有一字说出“雨”字,却句句不离春雨。同时,全词发抒愁情,写得婉转层折,情致深厚。张炎认为此词好在; “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上片重在写景。“万里”用得极有气势,“吹”极为生动,写出了登临高阁时的兴致。这里引用了王勃的故事。传说他往南昌途中,水神曾助以神风,使他一夕行四百余里,民谚谓“时来风送滕王阁”。这个故事更表现了作者的兴致,还自然地将目前的登临与王勃当年联结了起来。“正槛外、楚山云涨,楚江涛作。”“槛外”写出了当时居高临下凭栏四望的感觉。楚山,指西山。楚江,指赣江。“云涨”、“涛作”,景象当时壮观,可以想见词人心潮的激荡。“何处征帆木末去,有时野鸟沙边落。”这是写登高远望时所看到的景象,征帆像行驶在树梢上,野鸟有时落在沙边。“有时”,二字极为传神。“近帘钩、暮雨掩空来,今犹昨。”“暮雨”说明其伫望之久。正当游目骋怀、沉入遐思时,雨雾扑帘而来,真是“珠帘暮卷西山雨”,与王勃当年所见情景如此相象,也不禁临风嗟叹了。
下片重在抒情。“秋渐紧”四句均是由景人情。秋天是易使人感伤的季节,更何况词人此刻正处于官场失意、前途渺茫之际。看远方天水相接,渺渺茫茫,思及自己年过半百,依然漂泊未定,任谁能不伤感,故而“叹十年心事,休休莫莫”。现在,自己岁月无多,天下虽大,无奈奸臣当道,哪里是自己的容身之所。“乾坤虽大愁难着”。乾坤之大却安放不住、也安放不下他的“愁”。这里以固态体积状愁,既给人以形之大、又给人以质之重的感觉,想象奇特。上面都是登高临景惹起的对往事的回忆和无限慨叹,往事本不堪回首,但面对此景情不自禁,由此抒发出的郁闷不平之气,亦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向黄昏、断送客魂消,城头角。”临近黄昏,城头的号角又吹起来了,声声入耳,又勾引起迁客无尽的羁旅愁思这正与上片“暮雨”照应,角声混合着秋风、雨意,是多么萧条悲凉的感觉。这是一个倒装句。把“城头角”放在最后,又使人觉得他的无尽愁思似乎像那声声号角一样,在广阔的秋空中,久久回荡。这又变成一个以景结情的好句。“乾坤虽大愁难着”痛愤无比,结句哀思绵绵,刚柔相济,益显其沉痛悲郁。
全文上片写登滕王阁览景,下片借景抒情,由近及远回首往事,十年来宦海沉浮,如流年似水,去日苦短,能有作为的岁月不多了。而社稷颠危,国难深重,有志难伸,内忧外患,充满胸间。临近黄昏,城头的号角更勾引起迁客无尽的羁旅愁思。
这首诗分入山和出山两个片断来写,而以访惠勤、惠思贯穿连缀。
首起点出时间地点。二僧结庐孤山,孤山在西湖边,所以诗从西湖展开,说自己在一个昏沉欲雪的日子出行,见到西湖上空满积着阴云,低低地压着湖面,西湖边上的楼台与重重叠叠的青山,笼罩在烟雾之中,若有若有。这样,抓住气候特点,略加点染,展现了一幅光线黯淡的水墨图,朦朦胧胧。接着,诗人眼光从远处拉回,写近处山中,水流清浅,人迹不到,只有鸟儿啁哳宛啭。虽是近景,因为极静,又显出了山的幽深。同时水清、有人,又与节令、气候相关。
以下诗入题,写访僧。先写未见僧人所居时,说明自己腊日不和妻子儿女团聚,特地入山访僧,是为了陶冶性情,自我娱乐。僧人住在山中,山路盘曲纡回,正是自己想去的地方。“纸窗”二句,写见到僧人所居后。僧人所居只是纸窗竹屋,僧人则拥褐而坐。轻轻点染,写出景物的幽旷与僧人淡泊的生活,揭示了僧人高尚的品藻;诗人访僧的经过,与僧人的交谈,就隐藏在会心之处,不写而写了出来;同时,自己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天寒”句起写回程。天寒路远,所以天未晚就回家。不说是自己要回去,而说是由于僮仆相催,又点出自己与二僧谈得很投机,依依不舍。出山一看,只见云木回合,野鹘盘旋在佛塔之上。云木合,说雪意更浓,垂暮光线更昏暗,树木隐在迷雾之中;野鹘盘空,又在迷离之中点染一二清晰之景,使画面饶有深趣。这一景色,与起首四句相呼应而不重复。
结末四句,写到家后的感受。“欢有余”应接前“实自娱”而来,说明不虚此行,游之乐及游之情都表达了出来,自己的人生观及僧人的清净有为也得到了再次肯定。而火急作诗,更加深了自己的欢快感。“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不仅写了自己的心情,也是苏轼文学创作观形象的表达。苏轼作诗强调敏捷的观察力及翔实的表达能力,善于捕捉一瞬间的情感与景物,这首诗也正体现出他的创作特色,从各个角度描绘出景与情所具有的独特的诗情画意。
此诗的用韵也显示了苏轼诗娴熟的技巧。诗除了少数几句隔句用韵外,通首一韵到底,音节畅美自然。清纪昀批说:“忽叠韵,忽隔句韵,音节之妙,动合天然,不容凑拍,其源出于古乐府。”其中“孥”、“遽”等字都是险韵,尤为难得。
“人人尽说江南好”,是与《菩萨蛮》组词第三首《菩萨蛮·如今却忆江南乐》对应的,这里要注意的是他所写的“人人尽说”,这其间所隐藏的意思是自己并未曾认为江南好,只是大家都说江南好而已。下面的“游人只合江南老”,也是别人的劝说之辞,远游的人就应该在江南终老,以前王粲《登楼赋》曾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江山信美,而不是我的故土,我也不愿久留,中国还有句老话:“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而韦庄这两句词,似直而纡,把怀念故乡欲归不得的感情都委婉地蕴藏在这表面看来非常真率的话中了。“只合”,合者,该也,什么人敢这样大胆地对韦庄说他就该留在江南终老,在江南他是一个游人客子,而却劝他在江南终老,那一定是他的故乡有什么让他不能回去的苦衷,所以才敢劝他在江南终老。因为韦庄是在中原一片战乱中去江南的,当时的中原如同他在《秦妇吟》中所描写的是“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在这种情况下,江南人才敢这样劲直的劝他留下来。韦庄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的特色,就正在这表面率直而内里千回百转的文字中得到充分体现了。
下面则是对江南好的细写,说江南确实是好的,“春水碧于天”是江南风景之美,江南水的碧绿,比天色的碧蓝更美。“画船听雨眠”是江南生活之美,在碧于天的江水上,卧在画船之中听那潇潇雨声,这种生活和中原的战乱比较起来,是何等的闲适自在。
更进一步,江南又何尝只是风景美、生活美,江南的人物也美,“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垆,一作“罏”,又作“鑪”,是酒店放置酒器的地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买酒舍乃令文君当鑪”。江南酒垆卖酒的女子光彩照人,卖酒时攘袖举酒,露出的手腕白如霜雪。
这几层写风景、生活、人物之美,不能要用庸俗的眼光只看它表面所写的情事,而要看到更深的一层,他下面的“未老莫还乡”,这么平易的五个字却有多少转折,佛经上说“才说无便是有”,说“莫还乡”实则正由于想到了还乡,他没有用“不”字,用的是有叮嘱口吻的“莫”字,细细地品味,就应该联想到陆放翁的《钗头凤》“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那一连三个“莫”字所道出的一片无可奈何之情是极为深婉而且沉痛的,韦庄词此处的“莫”字,也表现出了一种极深婉而沉痛的情意,说“莫还乡”是叮咛嘱咐的话,是他想还乡,而却有不能还乡的苦衷,“还乡”是一层意思,“莫”是第二层意思,又加上“未老”二字,是第三层意思,因为人没有老,在外漂泊几年也没有关系,王粲《登楼赋》说:“情眷眷而怀归。”人到年老会特别思念故土。韦庄词似达而郁,五个字有三层意义的转折,表面上写得很旷达,说是他没有老所以不要还乡,而其中却是对故乡欲归不得的盘旋郁结的感情。后面他说“还乡须断肠”,这正是别人之所以敢跟他说“游人只合江南老”的理由,因为他回到那弥漫着战乱烽火的故乡,只会有断肠的悲哀。到这里再回头看“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就会明白陈廷焯赞美韦庄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的理由了。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访友之时的情景,既写美景,又显出诗人的雅兴,不落俗套,读起来既感亲切自然,又富有浓厚的生活情趣。此诗构思精巧,不落俗套,兴味隽永,耐人玩索。
诗人举目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红艳夺目的柿林。柿叶经霜一打,都已变红,给秋日的园林增添了绚丽的色彩,那是十分迷人的。接着,抬头仰望,湛蓝湛蓝的天空,像水洗过一般明净,把巍峨的红楼衬托得更加清晰壮丽。“倚”字很传神。秋高气爽,那本来就杳缈幽深的天宇越发显得空阔高远,而它竟与红楼相依相偎,这就巧妙地烘托出红楼高耸入云的雄姿了。诗人以瑰丽的色调、清新的语言,绘出绚烂秋色,创造出碧天、红楼“气势两相高”(杜牧《长安秋望》)的寥廓境界,令人心旷神怡。
朱楼、红叶固然美丽,但隔窗隐约可见的那片幽深的竹林,苍翠多姿,尤为可爱。“爱竹”之“爱”,透露出诗人的倾羡之情,表现出诗人高雅的情趣。“无人问”三字既缴足题面,又开启下文:既然有好竹无人观赏,就进院去尽情游览一番吧。于是,他差遣随从到邻居家寻找开门的工具去了。访友不遇,并不返回,反而反宾为主,设法开门;乍一看,似乎不近情理,仔细咀嚼,却又觉合情合理,极富韵味。可以想见,李益对院内景色十分熟悉,对那丛翠竹特别喜爱,他和广宣的思想性格十分投合,对广宣的举止行动非常了然,连户钩放在何处也清清楚楚,他又可以不避嫌疑地擅自开门入室,可见他们相知之深,过从之密。这样丰富的内涵,这种超乎寻常的友情,不是通过“喜遇”之类的正面描述来表现,而是通过“不遇”时的一个举动“使人思而得之”,确是自成机杼,不落俗套,令人读来既感亲切自然,富有生活情趣,又觉委曲含蓄,兴味隽永。而且,诗人这一“爱”一“觅”,又使人想见其为人的洒脱、随和、豪放。至此,读者亦可领悟到前面的壮美秋色,正和诗人的磊落胸襟相映照。全诗气脉流贯,洋溢着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