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绍兴八年十一月，右通直郎枢密院编修官臣子胡铨，斋戒沐浴，恭敬地写下这篇奏疏，冒着死罪献于皇帝陛下。
我恭谨地考察过：王伦本来是一个行为轻薄奸邪的小人，街市上的狡诈之徒，前不久因宰相秦桧没有眼力，竟推举他出使金国。他专事奸诈虚妄，欺骗皇上，突然得居高官，天下人无不痛恨唾骂他。他无缘无故地引来金国使臣，以“江南诏谕使”的名义同我朝谈判，这是想把我大宋当作臣妾，想把我大宋看作刘豫啊！刘豫像臣属一样侍奉金人，面朝南做上了儿皇帝，他自认为这是子孙称帝而万代不会改变的事业，金人一旦改变主意，就把他揪住捆绑起来，父子都做了俘虏。先例可鉴，记忆犹新，而王伦又想要皇上效法刘豫。
天下是祖宗创立的天下，皇上所居的帝位是祖宗传下的帝位。怎么能把祖宗的天下变为金人的天下，把祖宗的帝位变成金人附属国儿皇帝的地位呢！皇上一投降，那么宗庙社稷的神灵都将被金人所玷污，祖宗养育了几百年的人民都要衣襟向左改变风俗了！朝廷执政大臣都将降为陪臣，全国的士大夫都要废弃汉族的礼服，换上金人的服装。到时金人的贪欲无法满足，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像对待刘豫那样用无礼的态度强加到我们头上呢！三尺儿童是最不懂事的，如果指着狗猪要他跪拜，那他也会怫然大怒；金人就是狗猪，堂堂宋国，一个接一个地拜倒在狗猪脚下，就是小孩子都感到羞耻，难道皇上忍心这样做吗？
王伦的意见竟说：“宋朝只要向金人投降，那么徽宗的灵柩便可归还，太后便可回国，钦宗便可归返，中原便可收复。”唉！自从汴京沦陷以来，主张议和的人，谁不是拿这种话来引诱皇上呢？但是终究没有一桩应验的，金人是真心还是假意就已经非常清楚了。而皇上还不醒悟过来，耗尽百姓的膏血却不知顾惜，忘了国家大仇却不思报复，含垢忍辱，拿天下来臣事金人却心甘情愿。即使金人一定可以讲和，完全像王伦所说的那样，那天下的后人又将会把皇上说成是什么样的君主呢？何况金人狡诈多端，而且王伦又用奸诈的手段帮助他们，那么徽宗的灵柩决不可能归还，太后决不可能回国，钦宗决不可能归返，中原决不可能收复。然而膝盖一弯曲便不能再伸直了，国势一衰微便不能再振作了，真叫人为此痛哭流涕长叹不已啊！
过去皇上辗转避难在海道上，危险得像垒起来的蛋一样，那个时候尚且不愿面向北方对敌称臣，何况国家形势逐渐好转，将领们竭尽锐气杀敌，士兵们渴望奋起抗战。就比如前不久金人势力到处侵扰，刘豫配合金人入侵，我军就在襄阳、淮水、涡口、淮阴等地击败过他们。比起流离在海上那样的危险境遇，当然已经好了万倍。假使不得已而非用兵不可，我们难道就一定会败在金人之下吗？现在无缘无故地反而臣服于金人，要委屈皇帝的尊严，向金人俯首跪拜，三军将士不等作战士气就已经衰竭了。这就是鲁仲连仗义不尊秦为帝的原因，不是舍不得那尊秦为帝的虚名，而是顾惜那天下大势不容许这样做。朝廷内大小官员，朝廷外军队和百姓，异口同声，都想吃王伦的肉。内外议论纷纷，皇上却不闻不问，我真担心一旦事变发生，祸害将不可预料。我私下认为不杀掉王伦，国家的存亡就不可想象。
纵然如此，王伦不值一说，而秦桧凭着朝廷心腹大臣的身份也做出这样的事。皇上有唐尧、虞舜的才资，秦桧不能使皇上成为唐尧、虞舜一样的国君，却想诱导皇上做石敬塘那样的儿皇帝。礼部侍郎曾开等人引用古人所说的道理来驳斥他，秦桧竟大声责备他们说：“你知道古人的事，我难道不知道吗！”秦桧坚持错误、不听别人的劝告，从这件事上就自然可以看清楚。至于他提出建议，让御史台、谏院和左右侍从共同讨论可否议和，这大概是害怕天下人议论自己，而让御史台、谏院和左右侍从共同来分担舆论的指责。有见识的人士，都以为朝廷没有人才。唉！真痛惜啊！孔子说：“倘若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着头发，衣衽向左了。”管仲不过是霸主齐桓公的助手罢了，还能改变衣衽向左的地区，协助主持会盟各国诸侯。秦桧是大国的宰相，反而驱使百姓放弃文明风俗，成为衣衽向左的地区。那么秦桧不仅是皇上的罪人，实在也是管仲的罪人了。孙近附和秦桧的意见，于是做到参知政事。天下人盼望太平如饥似渴，孙近却在中书省吃白饭，议事时完全不表示赞成或反对。秦桧说对敌国可以讲和，孙近也说可以讲和；秦桧说天子应当向金人下拜，孙近也说应当下拜。我曾经到过政事堂，多次提出质问而孙近却不回答，只是说：“已经命令御史台、谏院和左右侍从讨论了。”唉！参与决定国家大事却只求讨人喜欢，空占官位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敌骑长驱直入，还能抗拒敌人抵御外侮吗？我私下认为秦桧、孙近也应该斩首。
我充当枢密院一名属员，誓不与秦桧等同活在一个天底下。我的小小心愿，就是希望将秦桧、王伦、孙近三人斩首，把他们的头颅悬挂在竹竿上到藁街上去示众。然后拘留金国使者，责备他们违背礼义，再从容地派出讨伐金国的军队，那么三军将士不待作战就已勇气倍增。不这样的话，我只有跳入东海一死罢了，岂能留在小朝廷苟且偷生吗？小臣狂妄，冒犯了陛下的尊严，甘心等待着处罚，不胜惶恐之至。
注释
封事：密封的奏章。古时群臣上奏章表，一般不用封缄，如事涉机密，为防泄露，就封以皂囊（黑色丝织口袋）。
绍兴：南宋皇帝赵构年号，1131年至1162年。十一月日：十一月某日。
右通直郎：官职，六品文官。
枢密院：官署名称。宋代枢密院主要管理军事机密及边防等事，与中书省并称“二府”，同为最高国务机关。枢密院长官枢密使、知枢密院事以士人充任，副职间用武臣。
编修：官职名，掌修国史、实录。枢密院设编修官，负责编纂记述。绍兴五年，胡铨任枢密院编修官。
斋沐：斋戒沐浴，以示虔诚。
裁书：裁笺作书，写信。这里指写此封事。
谨按：恭敬论述。按，经过考察核实得出的结论。
王伦：字正道，莘县（今山东莘县）人。绍兴七年（1137年），徽宗和宁德后死于金国，王伦任迎奉梓宫使，出使金国，答应割地议和。绍兴八年（1138年），王伦出使金国，不久即与金国使臣同回临安。绍兴九年，王伦再次出使金国被拘，六年后拒绝降金，自云：“臣今将命被留，欲污以伪职，臣敢爱一死以辱命！”遂被金国君主勒死。《宋史》对王伦颇多贬词，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为其辩白之语，可供参考。
狎邪：行为放荡，品行不端。
顷：不久以前。
缘：因为。
宰相：指秦桧，时任宰相，力主与金讲和。北宋末年任御史中丞，与宋徽宗、宋钦宗一起被金人俘获。被释南归后，两任南宋宰相，前后执政十九年。曾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岳飞而遗臭万年。
举：推举。
使虏：出使金朝。虏，对敌人蔑称。下文丑虏、犬戎、夷狄等，皆有蔑视意。
专务诈诞：只说些欺诈虚妄的话。
斯罔天听：骗取皇帝的信任。天听，天子的听闻。
“今者”句：绍兴八年金国国君派遣萧哲、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同王伦使宋，以“诏谕”为名，即将宋视为属国，因为古代国君告知臣下或百姓才叫“诏谕”，故引起宋朝士人抗议。
臣妾我：使我为臣妾。男称臣，女称妾，表示被统治的身份。
刘豫我：使我变成刘豫那样的附庸。刘豫，字彦游，阜城（今河北交河）人，南宋叛臣，金傀儡政权伪齐皇帝。金兵南下不久降金，建炎四年（1130年），被金人立为“大齐”皇帝，建都大名（今属河北），后迁汴京（今河南开封），统治河南、陕西之地，配合金兵攻宋。绍兴七年（1137年）被废黜，父子二人皆为阶下囚，后迁居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附近）而死。
臣事：像臣子那样去侍奉。
不拔：不可拔除，不可动摇。形容牢固。
捽：泛指抓，揪。
商鉴不远：即殷鉴不远，宋人避宋太祖父赵弘殷讳，改殷为商。语出《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谓殷人子孙应以夏的灭亡为鉴戒，后来泛指可以作为后人鉴戒的往事。文中是指刘豫称臣而终被金人诛杀的教训。
犬戎：旧时对我国少数民族的蔑称。
藩臣之位：附属国的臣子之位。
赤子：比喻百姓，人民。
衽：衣襟。我国古代汉族习惯上衣襟右掩，称为右衽；而少数民族的服装，衣襟左掩。这里是以左衽作为受金人统治的代名词。
宰执：指宰相等执掌国家政事的重臣。
冠：指古代官吏所戴的礼帽。
冕：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等行朝仪、祭礼时所戴的礼帽。
胡服：少数民族的服装。
三尺童子：谓小儿。
犬豕：狗和猪。比喻鄙贱之人。
怫然：愤怒貌。
丑虏：对敌人的蔑称。
“则梓宫”四句：梓宫，皇帝、皇后的灵柩，此指宋徽宗赵佶的灵柩。赵佶于绍兴五年死于金国。太后，指高宗生母韦贤妃，与徽宗同被俘金国。高宗即位后，遥尊其母为皇太后。后迎归宋朝。渊圣，指宋钦宗赵桓，渊圣为宋钦宗的尊号。
变故：指靖康之变。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攻克汴京，俘虏徽钦二帝。
啖：喂食，引申为利诱。
膏血：犹言民脂民膏。
含垢忍耻：忍受耻辱。
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甘心拿着天下而臣事金国。
何如主：怎样的君主。
变诈：欺诈。
济之：指王伦帮助金朝。
陵夷：由盛到衰，衰颓，衰落。
长太息：深深地叹息。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指建炎三至四年（1129年—1130年）宋高宗在金兵追击下从建康（今南京）逃往杭州、明州（今宁波）并航海到温州一事。间关，谓道路崎岖难行。
累卵：把鸡蛋堆叠起来，比喻极其危险。
北面：古代君主面朝南坐，臣子朝见君主则面朝北，所以对人称臣称为北面。
陆梁：跳跃貌，引申为嚣张、猖獗。
伪豫：指刘豫的伪政权。伪，不合法的。
固：通“故”，已经。
败之于襄阳：指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击溃刘豫大将李成，收复襄阳等地。事见《宋史·岳飞传》。
败之于淮上：指绍兴四年韩世忠击溃金及刘豫大军，追至淮水一事。事见《宋史·韩世忠传》。
败之于涡口：指绍兴六年杨沂中（又名存中）、张宗颜大败刘豫三十万大军事。事见《宋史·杨存中传》。涡口，涡水入淮水之口，在今安徽省怀远县东北。
败之于淮阴：绍兴四年，“帝亲征，王师大捷于淮阴”，事见《宋史·章谊传》。又绍兴三年，赵立破金兵于淮阴。
蹈海之危：航海，比喻危险。
万万：谓远远胜过当初。
遽：竟，就。
出敌人下：指比敌人弱。
万乘之尊：皇帝的尊严。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车万乘（辆），后世以“万乘”指皇帝。
下穹庐之拜：向金国低首下拜。穹庐，古代游牧民族居住的毡帐，这里借指金国。
索：尽，完结。
鲁仲连：战国时期齐国高士。善于出谋划策，常周游各国，为其排难解纷。
谤议：非议。
汹汹：形容声势盛大。
心腹大臣：皇帝亲信的大臣。
唐虞：尧、舜的朝代名。
石晋：指五代石敬瑭建立的后晋政权。石敬瑭勾引契丹兵灭除后唐，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受其册封，国号为晋，称契丹主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
礼部侍郎：掌管礼乐、祭祀、教育、科举等事务机构的副长官。
曾开：字天游，曾几之兄。他曾当面反对秦桧的议和，《宋史·曾几传》载：“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可自卑辱至此。”因而触怒秦桧，被贬徽州。
古谊：即古义，古人所说的道理。
折：驳斥，责难。
故事：旧事、典故。
随非愎谏：坚持错误，固执而不听他人意见。
建白：陈述意见或有所倡议。
台谏：指御史台和谏议官。宋时以专司纠弹的御史为台官，以职掌建言的给事中、谏议大夫等为谏官。两者虽各有所司，而职责往往相混，故多以“台谏”泛称之。
佥：众，皆。
微：非，无。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他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被发：散发。
霸者：指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国君。任用管仲改革，选贤任能，加强武备，发展生产。号召“尊王攘夷”，助燕败北戎，援救邢、卫，阻止狄族进攻中原，国力强盛。联合中原各国攻楚之盟国蔡，与楚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北）会盟。又安定周朝王室内乱，多次会盟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佐：辅助。
衣裳之会：指齐桓公主持的各诸侯国的盟会。衣冠：古代士以上的服装，这里指汉族地区的物质文明。
孙近：南宋无锡人，进士出身，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绍兴八年（1138年）附和秦桧主和，除参知政事，旋兼以同知枢密院事，对金使卑躬屈膝。傅会：附和，迎合。
参知政事：官职名称。参知政事和枢密使、副使、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等，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
伴食中书：指居宰辅之位而无所作为。宋朝皇宫内别置中书，叫做“政事堂”，是宰相办公的地方，孙近身为宰相副职，处处附和秦桧，不作主张，所以称他为“伴食中书”。伴食，陪同进食。唐时朝会毕，宰相率百僚集尚书省都堂会食，后遂因以指身居相位而庸懦不能任事者。
漫：枉自，徒然。
可否：赞成或反对。
当拜：指宋天子向金人跪拜。
政事堂：唐宋时宰相的总办公处。唐初始有此名，设在门下省，后迁到中书省。下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北宋就中书内省设政事堂，简称中书，与枢密院分掌政、军，号称“二府”。元丰改制后，遂以尚书省的都堂为宰相办公所在，因也称都堂为政事堂。
参赞大政：参与决定国家大事。
取充位：占据官位而不负责任。《挥麈后录》卷十“取”字后有“容”字。
有如：如果。
折冲：击退敌军。折，挫败。
御侮：抵御侵侮，与“折冲”意同。
备员枢属：当时胡铨任枢密院编修，故云。备员，充数，这里是谦称。
不与桧等共戴天：意谓与秦桧等人仇恨极深，不愿共生于天下。
区区：谦词，用于自称。指小的意思，含有愚拙的意思。
竿之藁街：用竹竿把头悬于金国使臣住的街上以示众。竿，用作动词，犹言“悬”。把头挂在竹竿上。藁街，汉朝的街名，在长安城南内，为汉代长安城中少数民族及外国使者居住之所。
羁留：扣押。
徐兴问罪之师：出兵讨伐敌人。徐兴，从容不迫地发起。
赴东海而死：这是借用战国鲁仲连的话，以此表示他坚决反对议和的态度。
小朝廷：指如果议和告成，宋朝将成为金国的附属。
冒渎：冒犯。
天威：皇帝的威严。
甘俟斧钺：甘心等待处罚。俟，等待。斧钺，泛指兵器，借指刑罚、杀戮。
陨越：跌倒。封建社会上书皇帝时的套语，谓犯上而表示死罪之意。引申为惶恐。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首词是作者遥想当年在东坡雪堂的生活情景。作者贬官黄州时，开垦东坡，并在这里修建房子，因房子是在大雪中修的，就在壁上绘雪景，并命名为雪堂，还亲自写了“东坡雪堂”四字为匾额。
开头四句，是说作者在雪堂前亲手栽种了许多桃李一类的果树，绿荫丛中，掩映着数不尽的青果。清晨，窗外百舌鸟婉转啼叫。鸟鸣声常常把作者从睡梦中搅醒。作者写出这番景象，在于以景衬人。在这嘉树四合、鸟雀啁啾的环境里，作者生活惬意。遥想当年的闲适自得，思忖此时的入奉禁严，作者油然生出怀旧之情。欧阳修《朝中措》有名句云：“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这可能对苏轼此词的用语有所影响，但苏轼实是别出心裁，以故为新，从而恰切地表达了他深埋心底的思故之情，已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
而此时百舌唱道：“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明明是自己思念故园，却让百舌鸟的鸣声喊叫出来，便使文词愈加警切生动。连动物都已探知其心事了，苏轼自己早就抑止不住滚涌而起的思乡情感了。句法超绝，逸笔宕开，留有丰富想象的余地。最后一句，主要还是以“小桥流水”指代相对于喧闹京华的一种幽静环境。由此，更反衬出作者对营营仕宦的逆反心理和对拥有广阔心理空间的田园生活的热切向往。
这首词表面看来只是抒写了作者对当年雪堂生活的回忆和对这种幽静环境的怀恋和向往。但真实思想却在于排遣对仕途经营的厌腻。这一层作者并没有明白说出，甚至只字未提。作者只是从对雪堂生活的深情回想中透露出这个消息，却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因此，这首词不仅创造了一种如同图画般的美的境界，而且留有许多思索的余地。这首词语言自然流畅，而感情真挚深厚。
王和卿幽默诙谐，其散曲作品善用夸张手法状物写景。这首曲子即体现了这一特色。
全文深受《列子》影响，想象奇特，充满了奇思壮采。“胜神鳌，夯风涛”写出了大鱼的磅礴气势。作者以巨鳌比，已见鱼之巨大，而作者更云“胜神鳌，夯风涛”，以一“胜”字，夸耀鱼的力量之神，还远在神鳌之上。“脊梁上轻负着蓬莱岛”则说明这鱼不仅身形庞大，还神猛无比。作者以大鱼背负蓬莱之轻松，与神鳌“夯风涛”之沉重作比，形象地写出了大鱼无与伦比的神奇力量。开头三句，作者空中落笔，极力夸耀大鱼之神力而不描绘它的形体具体如何，以悬人心念。第四句方绘其形体：“万里夕阳锦背高。”这鱼是如此不同寻常，万里夕阳都照不全它的脊背，更不见其首尾，则其全身之大，简直令人不敢想象。作者笔墨纸夸张，实已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下句更异想天开，层楼再上：“翻身犹恨东洋小。”真是奇想妙语。东洋已大不可测，偌大的东洋都嫌小，鱼身之大，几欲支撑天地了。至此，大鱼已神形具备，如何作结，颇难下笔，而作者却出人意料，以“太公怎钓”作豹尾，顿使全曲神采倍增。据说姜太公能用直钩便可把鱼钓到，连姜太公都没有能力将它钓走。在古代，神物神兽皆以神人为主，此大鱼却一反常态，其意味正在此鱼是毫无拘束，一任自由的。这无疑是“神”“大”的最高境界。
这支小令以大鱼比喻志向远大、抱负超群的人。蓬莱岛是神话中的仙境，风调雨顺，丰衣足食，“脊梁上轻负着蓬莱岛”一句，既夸张地写出了大鱼之大，也表现出大鱼胸有治国委邦的雄才大略，同时它还具有不为功名利禄所动的胸襟。作者塑造这样一个力大无穷、形大无比和无拘无束的形象，很可能是有所寄托的。它不妨可看作元初一批文人放浪形骸、恣肆任诞和无拘无束的精神折光。
在艺术手法上，此曲想象新颖奇特、笔调幽默，造语诙谐，传神之法尤为出色。即实处写形，亦化实为虚，采用超限比喻手法，说鱼胜于巨鳌，恨东洋为小，其大究竟如何，则有意模糊不述，鱼之大便没有界限。这样，读者的想象力可得到充分发挥，因而极大地提高了作品欣赏中的可塑性和再造力。这是古代诗歌状情写物中颇具特色的手法。这首小令堪称优秀典范之一。
此诗写皇家的豪华生活。仇兆鳌《杜诗详注》：“此泛陂而志声妓之盛也。”
首联首句“青蛾皓齿在楼船”中的青蛾皓齿指船上的家妓或歌妓。在古代，携妓出游，是所谓“雅事”。青蛾，当时仕女的青眉并不是像后世那样细细弯弯的，而是用青黛涂描得很大，呈瓜子状斜峙，如同两只青蛾，故称。这在唐代的《簪花仕女图》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次句“横笛短箫悲远天”，由于笛声音色高亢哀厉的缘故，古人经常用“悲”之类的词来形容笛箫之声（特别是笛声）优美。例如江总诗：“横笛短箫凄复切”（《梅花落》）。杜甫在七律《吹笛》诗中也写道：“谁家巧作断肠声”。横笛相传为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以后输入长安。唐代笛子横吹，是没有笛膜的。杜甫曾有诗：“晚来横吹好”（《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所指即吹奏这种横笛。
颔联：“春风自信牙樯动，迟日徐看锦缆牵。”明朝颜廷榘《杜律意笺》：象牙作帆樯，此乐府之侈词；锦彩为舟缆，此甘宁之侈事，皆属借形语。这里所说的“甘宁之侈事”，见于《三国志·吴志·甘宁传》：甘宁住止，常以缯锦缆舟，去辄割弃，以示奢（引自《太平御览》卷771）。
颈联出句“鱼吹细浪摇歌扇”的鱼吹，仇兆鳌注认为典故出于《列子》，但查《列子·汤问》，有“瓠巴鼓琴而鸟舞鱼跃”，只见“鱼跃”，而未见“鱼吹”。尽管出处未知，“鱼吹浪”后来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用法，被清朝杨林兰选入用于教初学者的《声律发蒙》：“落叶缤纷鸟出林，浮萍聚散鱼吹浪”。联系到下句来看，很有可能是当时天气闷热，气压低，所以这时候一些水里的鱼儿连连透出水面吐泡泡（即所谓“鱼吹”），有的还纷纷跃出水面。对句中的“燕蹴飞花”进一步证实了当时的天气状况。因为气压低，当时燕子也就飞得极低，这样才有可能杜甫近距离观察到“燕蹴飞花”。这种气候情况易发生在麦收前后（阳历6月份左右），特别是第一场大雨来临之前。“燕蹴飞花落舞筵”与“衔泥点污琴书内，更接飞虫打著人”（《绝句》）的景象很相似，看来当时的燕子准头很好，既能踩到飞花，又能击到飞虫。同时也可以看出杜甫对生活观察很细致。杜甫很喜欢燕子，在诗中共歌咏76次，而且又有诗专门写燕子，其中一首为七律。
尾联“不有小舟能荡桨，百壶那送酒如泉？”写小舟送酒，用反问句。清朝边连宝指出：“小舟送酒，若用正说，便味短而少力。”（《杜律启蒙》）
此诗颌联、颈联均失粘，是一首拗体七律。不过，此时的作品和杜甫后期（特别是入夔州以后）的有意为之拗体七律意义不同。仇兆鳌《杜诗详注》：“盛唐七律，尚有宽而未严处。此诗“横笛短箫悲远天”，次联宜用仄承，下云“春风自信牙樯动”，仍用平接矣。如太白《登凤凰台》诗，上四句亦平仄未谐，此才人之不缚于律者。在中晚则声调谨严，无此疏放处，但气体稍平，却不能如此雄壮典丽耳。”这反映了七律在刚刚成型的初期尚不严谨，而且杜甫本人当时也处于七律创作的学习阶段。
此诗写出了岭南的特异风物瘴江、黄茆、象迹、蛟涎、射工、飓母，曲折地反映出当地荒凉落后的自然环境，同时运用象征手法含蓄地抒发了自己被贬后政治环境的险恶，发出了“ 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 的感慨，蕴含着对未来的忧虑之情，表示不能坐待时光的流逝，要在柳州刺史任内为治理地方有所建树。
诗中“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两句与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都提到“华发”，但情感有所不同。从两者相比较可知，此诗意志并不消沉，情感并不低回，作者有欲趁暮年有所奋发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