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其他诗人写精卫的诗歌，本诗视角新颖，不是对精卫本身进行评价，而是就其填海这一行为做理性思考，其中有对精卫因为填海而奔波劳累、伤痕累累的同情，又有对精卫填海这一伤及无辜、毁坏草木的行为提出质疑，同时流露出作者无限悲悯的博大情怀。
诗歌首句“精卫谁教尔填海”，表面看是提问，实则是质疑，明知故问，因为谁都知道精卫填海是为了复仇，报“溺亡”之仇。但这一问，更能引起读者对填海这一行为的思考。接下来，作者就围绕着“填海”为读者呈现四幅画面：
第一幅：“海边石子青磊磊”。这是实景描绘，海边，石子堆积如山。这是精卫填海的凭借，石子之多，足见精卫填海的决心。
第二幅：“海中鱼龙何所为”。这是虚景假设，写填海后果。海被填平后，海中鱼龙如涸辙之鲋般陷入困境，无处求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一己之私仇而可能殃及无辜的鱼龙，作者明知故问的缘由逐渐显现。
第三幅：“山中草木无全枝”。先来一句过渡。第五句“口穿岂为空衔石”照应第二句“海边石子青磊磊”，在诗中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作者的视角从海边转向山上，然后又是一幅实景描绘，再写填海后果，山中的草木七零八落。填海殃及的不仅是鱼龙，还有山中草木！作者明知故问的缘由进一步显现。
第四幅：“朝在树头暮海里，飞多羽折时堕水”。这幅图景是虚实结合，再写填海后果。虚写精卫因填海而奔波劳累、遍体鳞伤。“朝”“暮”多为想象，互文见义，但虚中有实，突出精卫奔波劳累；“口穿”“羽折“”堕水”为实写之词，实中有虚，写精卫的遍体鳞伤。对精卫填海的行为，作者是理解的，毕竟大海是造成悲剧的元凶；对精卫填海时所遭受的苦痛，作者是饱含悲悯之情的，毕竟精卫有仇报仇的血性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这四幅画面，写填海后果，也是作者悲悯之情的蓄积过程，从伤及无辜到自伤，填海的伤害达到极点，诗人的悲悯之情也达到了极点。
全诗一章二十二句，分四层铺写祭祀烈祖的盛况。开头四句是第一层，首先点明了祭祀烈祖的原由，就在于他洪福齐天，并能给子孙“申锡（赐）无疆”；“嗟嗟”一词的运用，可谓崇拜得五体投地。接下八句，写主祭者献“清酤”、献“和羹”，作“无言”、无争的祷告，是为了“绥我眉寿，黄耇无疆”。这种祭祀场面的铺叙，表现了祭祀隆重肃穆的气氛，反映出主祭者恭敬虔诚的心态。再接下去八句，写助祭者所坐车马的奢豪华丽，以此衬托出主祭者身份的尊贵，将祈求获福的祭祀场面再次推向高潮。结尾两句祝词，点明了举行时祭的是“汤孙”。首尾相应，不失为一首结构完整的诗篇。
此诗在语言运用上同其他《颂》诗一样，讲究典雅庄重，但由此也产生弊端，难免有些刻板乏味（当然也有好的句子，如“约軝错衡，八鸾鸧鸧”等）。在韵律安排上，此诗倒很有特色，三换韵脚，先用鱼部韵，再用耕部韵，最后是用阳部韵。押阳部韵的句子特多，从“黄耇无疆”到“汤孙之将”的下半部分十一句，连用“疆”、“衡”、“鸧”、“享”、“将”、“康”、“穰”、“享”、“疆”、“尝”、“将”十一个阳部韵，音调非常铿锵和谐，其音节美远胜于文句美。后世句句用韵的“柏梁体”诗恐怕也是滥觞于此。
这是一首赞美刺绣精美的诗，写妇女绣品巧夺天工。
首句“日暮”、“堂前”点明时间、地点。“花蕊娇”，花朵含苞待放，娇美异常──这是待绣屏风（绣障）上取样的对象。
首句以静态写物，次句则以动态出人：一群绣女正竞相拈取小巧的画笔，在绣床上开始写生，描取花样。那看到花开娇美，争先恐后的模样，眉飞色舞的神态和动作的轻灵优美，如一幅自然的画卷都从“争”字中隐隐透出。“拈”，是用三两个指头夹取的意思，见出动作的轻灵，姿态的优美。这一句虽然用意只在写人，但也同时带出堂上的布置：一边摆着笔架，正对堂前的写生对象（“花蕊”），早已布置好绣床。和动作的轻灵优美，如一幅自然的画卷。
三四句写“绣成”以后绣工的精美巧夺天工：把完工后的绣屏风安放到春光烂漫的花园里去，虽是人工，却足以乱真，连黄莺都上当了，离开柳枝向绣屏风飞来。末句从对面写出，让乱真的事实说话，不言女红之工巧，而工巧自见。而且还因黄莺入画，丰富了诗歌形象，平添了动人的情趣。
从二句的“上床描”到三句的“绣成”，整个取样与刺绣的过程都省去了，像“花随玉指添春色，鸟逐金针长羽毛”（罗隐《绣》）那样正面描写绣活进行时飞针走线情况的诗句，在这首诗中是找不到的。
胡令能诗风清丽，富有情趣，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堪称唐诗园囿中奇香扑鼻的山花野草。这首《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就有这样的特点。此诗头两句是现场目击，后两句是合理想象，既有情趣，又有意趣。语言明白如话，意境明丽如画。这样的诗，现代人解读毫不费力，且清新可爱，足见其有超越时空的魅力。
沈德潜在论及题画诗时说：“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说诗晬语》卷下）“不粘”在绣工本身，不以正面敷写争巧，而是以映衬取胜，也许这就是这首诗在艺术上成功的主要奥秘。
这篇文章是作者写给好友的，也是一篇赠序。全文以种庄稼开篇，以穷富两种人的耕种环境、耕种方法以及收获成果作比，为下文的治学之道做了铺垫；下文则着重阐释了治学与种庄稼的联系，进而揭示文章的主旨：种庄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学习要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此文以譬喻开篇，且先用“曷尝观于富人之稼乎？”一句提问，既起到自然引发下文，又引起特别重视。然后，生动具体地讲述了富人与穷人的两种耕作方法带来两种不同的效果。富人的地力越种越雄厚，收获丰富；穷人的地力越种越贫瘠，收获微薄；原因是富人土地而粮食有余，可以实行轮作，保全地力，形成良性循环，就能够不断发展再生产；穷人却不能做到，势必导致恶性循环，最终连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这是不可违抗的生产规律啊!“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过今之人也。”文章转换便顺理成章，把物质生产的规律自然地引申到精神生产上去。用古人与今人作对比，为古代人的才能和学问大大超过一般的人，原因就跟这种庄稼的道理一样，不要急于求成，必须积以时日，勤苦修养，才能做到“流于既溢之余，而发于持满之末”。紧接着，作者再用自己的学习实践和亲身经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做学问千万切忌自得自满、追求虚名，要去专心学习，只有做到“博观而约取”，使自己具有丰富精粹的知识基础，用起来才会感到绰绰有余，从容不迫。这就是“厚积而薄发”的道理。
最后，作者又托张琥把这个意见转告其弟苏辙，看似闲笔，而意在表明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这篇文章写得随意自然，语言简明，譬喻有趣，道理却很深刻。种庄稼与做学问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可作者却自然而巧妙地把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说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有着相同的规律性，突显了比喻的通俗易懂，也使文章亲切平易。充分说明苏轼善于观察事物，善于了解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对农业生产了熟于胸，表现出深厚坚实的生活基础。同时，展现了苏轼高超的写作技巧和独具特色的行文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