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不是用情与景的和谐，而是用它们之间的矛盾，即“路近城南”反而是“已怕行”；走进沈园中却“更伤情”。这种“近”与“怕”，“进”与“更伤”之情的矛盾对立，动人地表现了一种经久未衰的爱情悲痛一触即发的心理，达到了符合人情事理的和谐。
以上两句还通过一路上情感的渐进，逼真地描绘了人物心理的变化。从“路近城南”到“沈家园里”，路程由远至近，面人物心理由“已怕行”到“更伤情"。路近城南毕竟离唐琬的墓地还有相当距离，可是作者就“已怕行”，可见唐琬的墓地对他触动之大早在预料之中，因此早早地就有畏怯之感。到了沈园，唐琬之墓就在眼前，这种伤感之情分量如何就可想而知了。这种人物心理的变化符合一般规律，但放在八十一岁的陆游身上，更显出他对唐琬特殊的深情厚谊。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写梅花依然芬芳清香，常常有香气透进游客的衣袖，别致的小桥还是静静地泡在绿水之中，以反写正，以乐景写哀情。五十多年过去了，美景依旧，然而人却不在了，由此形成对照，加倍显出诗人当时心情的凄楚、伤感。
唐诗中有不少涉及音乐的作品，其中写听琴的诗作尤多，往借咏琴而言志，或借写听琴而抒情。李颀的《琴歌》就是这样的作品，它是诗人奉命出使清淮时，在友人饯别宴席上听琴后所作。
首二句交代听琴的场合、时间、缘起以及演奏者。因酒兴而鸣琴，可见其心情之畅达自适。着一“欢”字，渲染了宾主之间推杯换盏、其乐融融的热闹气氛。“鸣琴”二字点题，提挈全篇。
三、四句转折一笔，不写演奏，而写夜景，描绘了一幅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深秋月色图：月光如水倾泻在静默的城垣上，不时有乌鹊惊飞；银霜满树，木叶萧萧，寒风吹衣，一派凄冷肃杀之气。与前两句所传达的欢快融洽之情相比，这两句则低沉压抑，这是以哀景反衬乐情，即便秋气凛然，但有酒有琴有知己就足以抵挡了。同时，它为下文写弹琴作了铺垫。
五、六句写初弹情景。“铜炉华烛烛增辉”这一句是陪衬，扣合首句“欢今夕”三字，表明酒宴已入高潮。铜炉熏染檀香，华烛闪烁生辉，在庄严华丽的气氛中，广陵客登场献艺，格外引人注目。“初弹渌水后楚妃”，这一笔是直写，交代演奏者所弹之曲的名称，暗含其意。《渌水》是著名的古琴曲，此曲清空淡雅。杜甫《渌水曲》说“浩歌《渌水曲》，清绝听者愁”，白居易《听弹古渌水》中说“闻君古渌水，使我心和平。欲识慢流意，为听疏泛声。西窗竹阴下，竟日有余清”；这些都表明此曲有清心怡情之效。 “楚妃”，也是一首当时广为流传的名曲，属于深情绵邈之曲。
七、八句从听者反应的角度写演奏者的高超技巧。一声琴弦拨动，顿时万籁俱寂，满座为之陶然沉醉。“皆静”二字形象地写出人们彻耳聆听琴歌的专注着迷的神态。愈是言其静，就愈突出琴音乐勾魂夺魄的心灵穿透力，就愈烘托出“广陵客”出神入化的演奏技巧。在这曼妙琴音的洗涤下，人们似乎忘记了尘世的酸辛，漠然了黑夜的漫长。苍茫的高天之上，星子越来越少，天将放白，他们还沉浸在优美的旋律中，恍然自失。良友佳朋相聚总是太短暂了，徜徉在琴歌中，这一夜是过得很快。“欲稀”二字巧妙地点明了演奏时间的持续，也照应了首句中的“欢”字，并为下文的直抒胸臆埋下伏笔。
末尾两句写自己的感触。诗人奉命出使清淮，别宴上缕缕琴音不禁牵动了他的无限乡思。想到自己离家万里，不知何日能还乡，他必会暗自潸然垂泪。人生如白驹过隙，就不要如此奔波辛苦了，也许仕途之累使他深感厌倦了，他萌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归隐。“敢告云山从此始？”这个反问句是诗人的内心独白，也是他听了琴歌之后所得的人生启悟。诗人曾在《不调归东川别业》中说：“渐无匹夫志，悔与名山辞；绂冕谢知已，林园多后时。”《唐才子传》中说李颀“性疏简，厌薄世务”。性格疏放超脱的他，耐不得住官场的名缰利索的羁绊，尔虞我诈的算计，还不如这样约三五知己饮酒鸣琴似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来得逍遥自在。
全诗写时、写景、写琴、写情，有条不紊，收放自然，“圆如贯珠”（《国雅品》卷二）。这首诗最值得赏玩的应该是诗人多方映衬、动静结合，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诚如《诗筏》所言：“只第二句点出‘琴’字，其余满篇霜月风星，乌飞树响，铜炉华烛，清淮云山，无端点缀，无一字及琴，却无非琴声，移在筝笛琵琶觱篥不得也。”诗人通过营造意境、渲染气氛、刻画心理，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琴歌之美。
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