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这是一首士兵们抱怨司马将军的诗歌。全诗三章,皆以质问的语气直抒内心的怨恨,风格上充分体现了武士心直口快、敢怒敢言的性格特征。没有温柔含蓄的比或兴,诗一开头便大呼“祈父!”继而厉声质问道:“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意思是说:“为什么使我置身于险忧之境,害得我背井离乡,饱受征战之苦?”第二章与此同调,重复了这种不满情绪,但复沓中武士的愤怒情绪似乎在一步步增加,几乎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且自古兵政,亦无有以禁卫戍边者”(方玉润《诗经原始》)。武士说:“可你这司马,却为何不按规定行事,派我到忧苦危险的前线作战呢?”作为军人,本不该畏惧退缩。在国难当头之际,当饮马边陲,枕戈待旦。“可你这司马太糊涂了,就像耳朵聋了听不到士兵的呼声,不能体察我还有失去奉养的高堂老母。”在第三章里,武士简直要出离愤怒了,其质问变为对司马不能体察下情的斥责,同时也道出了自己怨恨的原因和他不能毅然从征的苦衷。
有注家对最后一句解为哭灵堂,摆祭品,亦通。因为久役在外,不能回家,到最后也不能见母亲一面,当然只能看见母亲的灵前摆满熟食祭品了。这样理解使诗歌更有感染力。
对于温柔敦厚的诗国传统来说,这首诗似乎有过分激烈、直露的嫌疑,但直抒胸臆,快人快语,亦不失为有特色者。
这篇散文以行程为线索,采用移步换景、全面铺叙的写作手法,将登山越岭所见的风光景物逐一展现于笔下,作者或远望,或近观,或仰视,或俯察,视角不停变换,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全文用笔简炼,随意挥洒;移步换景,描写真切如画。
这篇散文行文时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萃形、光、色于一体,让人目不暇接。此外,作者还以简洁的文笔点出人文景观,如拂水山庄旧址、破山寺及言子、仲雍墓等,以反衬虞山之胜。通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与喧嚣尘世相割裂的静态的自然,笼罩着一种淡雅的诗美意境,特别是文末写行数十里回望虞山,“犹蜿蜒在篷户,望之了然,令人欲返棹复至焉”,以回应之笔表现自己余兴未尽的心理感受,文已尽而意无穷,委实耐人寻味。同时,也与文首“坐萃景楼望虞山,乐之”相照应,揭示此次虞山之游,是以“远望神往”起始,以“回望欲返”作结,首尾呼应而又浑然天成。
文中,“岩之麓为拂水山庄旧址”数句,感叹钱谦益既为常熟人,家乡有如此名胜佳地,却如此糊涂,不能隐居终生。由此我们看出作者的人品和藏身山水、超然脱俗的理想。类似的感慨在《游狼山记》中亦有流露:“余又益槁枯朽钝,为时屏弃。独思遗外身世,捐去万事,徜徉于兹山之上,荫茂树而撷涧芳;临望山海,慨然凭吊千载之兴亡;左挟书册,右持酒杯,啸歌偃仰,以终其身。”相比之下,《游虞山记》中作者的表达较为婉转,而《游狼山记》则更为坦露。
有趣的是,清人沈德潜亦有《游虞山记》传世。与张裕钊不同,他只是稍识虞山面目,未能尽探幽深险峻之佳境,却因此悟出一种处世之道:天下胜景,若留有余地,则意味无穷;尽情探历,欲求览无余,反而兴味索然,世间事物往往如是。可见,同样一座山,审美主体不同,所见景物不同,得到的人生感悟亦自不同。惟其如此,它才具有恒久不变的魅力。
这篇文章写虞山之景,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具有诗情画意,体现了作者状物写景的功力。这篇文章抓住了不同景物的特征,融情于景,刻画逼真,文末写回望虞山:“令人欲反棹复至。”表现余味未尽,具有言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题为《春思》,大意是写一位出征军人的妻子。在明媚的春日里对丈夫梦绕魂牵的思念,以及对反侵略战争早日胜利的盼望。盛唐是社会相对安定的时期,但边境战争却并未停息。前方将士与家乡亲人相互思念之情。仍然是诗人们吟咏的重要主题。这一类诗作总的来说具有较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内容也较为充实。由于富有真情实感.其中不乏千古传涌的佳作。
首联“莺啼燕语报新年,马邑龙堆路几千”,对比鲜明,动人心弦。“莺啼燕语”,这是和平宁静的象征;新年佳节,这是亲人团聚的时辰。但是,另一方面,在那遥远的边关,从征的亲人却不能享受这宁静,无法得到这温情。上句“莺啼燕语”四字,写得色彩浓丽,生意盎然。使下句“马邑龙堆”,更显得沉郁悲壮。诗人好似信笔而下,但震撼力却很强。
良辰美景,未必便能带来欢乐;温柔乡里,最易惹动离情。“家住秦城邻汉苑”,秦城指咸阳,汉苑指长安。诗中的女主人公虽然目睹京畿的繁华与和平,却是“心随明月到胡天”,早巳飞到丈夫的身边。关河万里,能隔断人的形体,却隔不断心灵的呼唤,而作为心灵交通媒介的,大概只有那普照万方的明月了。
为了寄托无穷的思念,女主人公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仿照古人故事,为远方的夫君织一幅锦字回文诗。回文诗循环可读,无始无终,思妇的离恨也缠绵不尽,地久天长。“机中锦字论长恨,楼上花枝笑独眠。”上句一个“论”字。下句一个“笑”字,都是拟人化的写法。锦字回文诗的内容。无非离情别恨。锦字诗有多长,恨便有多长,锦字诗无穷,恨也无穷。楼上花枝本无情,然而在诗人眼中。那花团锦簇的样子,很像是在嘲笑独眠之人。
诗的结尾笔锋一转,提出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为问元戎窦车骑,何时返旆勒燕然?”不问别人而问元戎,因为他是军中主帅:你什么时候才能得胜班师,勒石而还?女主人公对亲人的思念是痛苦而深挚的,然而她也深明大义。她当然懂得,只有彻底战胜了敌人,才会有不光自己,同时也包括普天之下所有离散家庭的重新团聚。就这样,诗中女主人公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统一起来,赋予了这首诗以比较积极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