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适的《渔家傲引》,共有词十二首。词前有骈文“致语”,词后有“破子”、“遣队”。十二首词分咏渔家一年十二个月的生活情景,从“正月东风初解冻”起,至“腊月行舟冰凿罅”止,词体与《渔家傲》无异。
首句“子月水寒风又烈”,是在描写“子月”(即农历十一月)的特定环境下,渔家的生活状况与思想情趣。词的上片,写渔人顶烈风,涉寒水,捕鱼落空。“水寒风又烈”,是“子月”的气候特征。但这里并非泛写气侯,而是下文诸多内容的张本,渔人的劳动、生活、思想,皆与这种特定气侯相关联。尽管水寒风烈,渔人仍须下水捕鱼,可叹的是“巨鱼漏网”,圉圉而去,渔家生活,便无着落,连暂时缓解窘迫生活的希望也成为“虚设”了。“圉圉”一句,写巨鱼的逃跑,形象逼真。“圉圉”,困而未舒貌,语出《孟子·万章上》:“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管理池沼的小吏)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丙穴”,本来是地名,在今陕西略阳县东南,其地有鱼穴。左思《蜀都赋》有“嘉鱼出于丙穴”句。这里是借指巨鱼所生活的深渊,活用典故,如同己出。“从”,“任从”的意思,任从那巨鱼摇头摆尾地回到深渊。一个“从”字,把渔人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怅惘之情表现淋漓尽致。上片结句进一步写渔人的心理活动:“谋自拙”是对“巨鱼漏网”的反省,自认谋拙、晦气,至于别人怎样说,那就由他去吧!渔人毕竟是旷达的。
在这片中,作者对渔人所流露的感情,是同情和怜悯的。词的下片,变换了笔调,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描写渔人的生活。“昨夜”、“今宵”两句,是全词仅有的一组对句,描绘了渔人少有的闲适生活图景。“醉眠”、“独钓”是写渔人自己的有代表性的生活内容以少见多,以少总多:“昨夜”、“今宵”和“西浦月”、“南溪雪”,是通过时间与场景的迅速变换来表现渔人生活的旷放无拘。“妻子一船衣百结”则转写渔人全家的经济生活状况。此句字字用力,既有其具体性,又有其概括力,“衣百结”三字尤其着力,渔家的窘迫困顿,种种艰辛,都浓缩在这三字之中。如此一家,偎依在“子月”的寒水烈风之中,不言而喻,在这种形象画面里,凝聚着作者的同情。这也是当时渔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具有一定的社会代表性。结句则再转一笔,写渔人家庭生活中“贫也乐”的精神,虽穷困但团聚,自有其天伦之乐,而没有、也不知有人世间的那种离别之苦。“不知”一句,脱鞲而出,由对渔人一家生活的描写,猛宕一笔,转向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揭示,且藏辞锋于婉转之中:明明是慨叹“人世多离别”,却又加“不知”二字,其实这里渔人的“不知”,正是作者所“深知”,唯其深知,才能这样由此及彼,不失时机,予以指斥,慨乎言之。这种结尾,如豹尾回顾,相当有力。
这首词最突出的特点是作者把渔人写成了劳动者,写成了真渔人。以前此类词中出现的渔人形象,主要是杂有政治色彩的隐士,他们或是“蓑笠不收船不系”的懒散,或是“一壶清酒一竿风”(均见《敦煌曲子词》)的安逸,或是坐在钓船而“梦疑身在三山岛”(周紫芝《渔家傲》)的幻想。他们“不是从前为钓者”,而是政治失意之后才“卷却诗书上钓船”(均见《敦煌曲子词》)别寻出路的,总之是“轻爵禄,慕玄虚,莫道渔人只为鱼”(五代李珣《渔父》)。洪适这首词笔下的渔人却是“为鱼”的,他靠撒网为生,不同于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的隐士。他也有“醉眠”的时候,但那酒,是“长把鱼钱寻酒瓮”(见“正月东风初解冻”首),是自己劳动换来的。在这首词中,“西浦月”、“南溪雪”两句,点缀意境是很美的,再加上“醉眠”与“独钓”,似乎渔人也有点儿隐士风度了,但是词的下句便是“妻子一船衣百结”,直写其全家经济生活的艰辛,这是最能表现渔人处境的一笔,也正是以前词人笔下的“渔人”形象所独缺的。至于“西浦月”、“南溪雪”,那是大自然的美,是造物主赋予全人类的,而渔人在烈风寒水中能够享受的,也就是只有这么一点点儿。
这首词反映了柳永的反叛性格,也带来了他人生路上一大波折。据传说,柳永善作俗词,而宋仁宗颇好雅词。有一次,宋仁宗临轩放榜时想起柳永这首词中那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就说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就这样黜落了他。从此,柳永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而长期地流连于坊曲之间、花柳丛中寻找生活的方向、精神的寄托。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考科举求功名,他并不满足于登进士第,而是把夺取殿试头名状元作为目标。落榜只认为“偶然”,“见遗”只说是“暂”,由此可见柳永狂傲自负的性格。他自称“明代遗贤”是讽刺仁宗朝号称清明盛世,却不能做到“野无遗贤”。但既然已落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风云际会”,施展抱负是封建时代士子的奋斗目标,既然“未遂风云便”,理想落空了,于是他就转向了另一个极端,“暂不恣狂荡”,表示要无拘无束地过那种为一般封建士人所不齿的流连坊曲的狂荡生活。“偎红倚翠”、“浅斟低唱”,是对“狂荡”的具体说明。柳永这样写,是恃才负气的表现,也是表示抗暂的一种方式。科举落第,使他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只有以极端对极端才能求得平衡。所以,他故意要造成惊世骇俗的效果以保持自己心理上的优势。柳永的“狂荡”之中仍然有着严肃的一面,狂荡以傲世,严肃以自律,这才是“才子词人”、“白衣卿相”的真面目。柳永把他内心深处的矛盾想法抒写出来,说明落第这件事情给他带来了多么深重的苦恼和多么烦杂的困扰,也说明他为了摆脱这种苦恼和困扰曾经进行了多么痛苦的挣扎。写到最后,柳永得出结论:“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谓青春短暂,怎忍虚掷,为“浮名”而牺牲赏心乐事。所以,只要快乐就行,“浮名”算不了什么。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宋代绘画艺术特别繁荣,题画诗也很发达,苏轼、黄庭坚都是这类诗作的能手。此诗为苏轼、李公麟合作的竹石牧牛图题咏,但不限于画面意象情趣的渲染,而是借题发挥,凭空翻出一段感想议论,在题画诗中别具一格。
诗分前后两个层次。前面八句是对画本身的描绘:郊野间有块小小的怪石,翠绿的幽竹紧挨着它生长。牧牛娃手执三尺长的鞭子,驾驭着这头龙钟的老牛。四句诗分咏石、竹、牧童、牛四件物象,合组成完整的画面。由于使用的文字不多,诗人难以对咏写的物象作充分的描述,但仍然注意到对它们的外形特征作简要的刻划。“峥嵘”本用以形容山的高峻,这里拿来指称石头,就把画中怪石嶙峋特立的状貌显示出来了。“篁”是丛生的竹子,前面着一“幽”字写它的气韵,后面着一“绿”字写它的色彩,形象也很鲜明。牧童虽未加任何修饰语,而称之为“阿童”,稚气可掬;点明他手中的鞭子,动态亦可想见。尤其是以“觳觫”一词代牛,更为传神。按《孟子·梁惠王》:“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这是以“觳觫”来形容牛的恐惧颤抖的样子。画中的老牛虽不必因恐惧而发颤,但老而筋力疲惫,在鞭子催赶下不免步履蹒跚,于是也就给人以觳觫的印象了。画面是静态的,它不能直接画出牛的觳觫,诗人则根据画中老牛龙钟的意态,凭想象拈出“觳觫”二字,确是神来之笔。诗中描写四个物象,又并不是孤立处理的。石与竹之间着—“倚”字,不仅写出它们的相邻相靠,还反映出一种亲密无间的情趣。牧童与老牛间着一“御”字,则牧童逍遥徜徉的意态,亦恍然如见。四个物象分成前后两组,而在传达宁静和谐的田园生活气息上,又配合呼应,共同构成了画的整体。能用寥寥二十字,写得这样形神毕具,即使作为单独的题画诗,也应该说是很出色的.
但是,诗篇的重心还在于后面四句由看画生发出来的感想:这石头我很喜爱,请不要叫牛在上面磨角!牛磨角还罢了,牛要是斗起来,那可要残损我的竹子。这段感想又可以分作两层:“勿遣牛砺角”是一层,“牛斗残我竹”另是一层,它们之间有着递进的关系。关于这四句诗,前人有指责其“何其厚于竹而薄于石”的(见陈衍《石遗室诗话》),其实并没有评到点子上。应该说,作者对于石与竹是同样爱惜的,不过因为砺角对石头磨损较少,而牛斗对竹子的伤残更多,所以作了轻重的区分。更重要的是,石与竹在诗人心目中都代表着他所向往的田园生活,磨损石头和伤残竹子则是对这种宁静和谐生活的破坏,为此他要着力强调表示痛惜,而采用递进的陈述方式,正足以体现他的反复叮咛,情意殷切。
说到这里,不免要触及诗篇的讽喻问题。诗中这段感想议论,除了表现作者对大自然的爱好和破坏自然美的痛心外,是否另有所讽呢?大家知道,黄庭坚所处的北宋后期,是统治阶级内部党争十分激烈的时代。由王安石变法引起的新旧党争,在神宗时就已展开。哲宗元祜年间,新党暂时失势,旧党上台,很快又分裂为洛、蜀、朔三个集团,互相争斗。至绍圣间,新党再度执政,对旧党分子全面打击。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哄争,初期还带有一定的政治原则性,愈到后来就愈演变为无原则的派系倾轧,严重削弱了宋王朝的统治力量。黄庭坚本人虽也不免受到朋党的牵累,但他头脑还比较清醒,能够看到宗派之争的危害性。诗篇以牛的砺角和争斗为诫,以平和安谧的田园风光相尚,不能说其中不包含深意。
综上所述,这首诗从画中的竹石牧牛,联想到生活里的牛砺角和牛斗,再以之寄寓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观感,而一切托之于“戏咏”,在构思上很有曲致,也很有深度。宁静的田园风光与烦嚣的官场角逐,构成鲜明的对比。通篇不用典故,不加藻饰,以及散文化拗体句式(如“石吾甚爱之”的上一下四,“牛砺角犹可”的上三下二)的使用,给全诗增添了古朴的风味。’后四句的格调,前人认为是摹仿李白《独漉篇》的“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陵阳先生室中语》引韩驹语),但只是吸取了它的形式,词意却翻新了,不仅不足为病,还可看出诗人在推陈出新上所下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