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主题,旧说大体相同,《毛诗序》说:“《谷风》,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朱熹也认为是朋友相怨之诗,但他没有将伤友道之绝与刺周幽王硬拉到一起。方玉润《诗经原始》认同朱熹的观点,并力驳《毛诗序》“刺幽王”之说穿凿空泛。今人高亨的《诗经今注》、程俊英的《诗经译注》等均取弃妇之诗说。陈子展《诗经直解》虽仍取旧说,但又说:“此诗风格绝类《国风》,盖以合乐入于《小雅》。《邶风·谷风》,弃妇之词。或疑《小雅·谷风》亦为弃妇之词。母题同,内容往往同,此歌谣常例。《后汉·阴皇后纪》,光武诏书云:‘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将兵征伐,遂各别离。幸得安全,俱脱虎口。……“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风人之戒,可不慎乎!’此可证此诗早在后汉之初,已有人视为弃妇之词矣。”
诗中的女主人公被丈夫遗弃,她满腔幽怨地回忆旧日家境贫困时,她辛勤操劳,帮助丈夫克服困难,丈夫对她也体贴疼爱;但后来生活安定富裕了,丈夫就变了心,忘恩负义地将她一脚踢开。因此她唱出这首诗谴责那只可共患难,不能同安乐的负心丈夫。
诗歌用风雨起兴,这手法同《邶风·谷风》如出一辙,两首《谷风》诗的主题也完全相同,这大概是在风雨交加的时候最容易触发人们的凄苦之情。被丈夫遗弃的妇女,面对凄风苦雨,更会增添无穷的伤怀愁绪,发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哀叹。
此诗语言凄恻而又委婉,只是娓娓地叙述被遗弃前后的事实,不加谴责骂詈的词句,而责备的意思已充分表露,所谓“怨而不怒”,说明主人公是一位性格善良懦弱的劳动妇女。这也反映了几千年以前,妇女就处在被压迫的屈辱境地,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
这首《梦微之》是白居易在元稹离世九年后所做的一首悼亡诗。
“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梦中乐天与微之重逢,二人携手同游,他们可能意气风发地畅谈天下大事、黎明苍生;可能痛斥那宦海风波、官场污浊;可能耻笑那魑魅小人、假义君子……可是梦总有醒来的时候!泪水打湿了乐天的绢帕,老泪纵横也无心擦拭了。时年,乐天已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他想起了元稹当年还和过他的一首诗,诗中有这么两句:“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确实,生时不能相见,梦见还可以慰藉相思,梦不见是悲痛的!可是,死后故人梦更是痛彻心扉!明知此生不能再见,却又一遍遍回忆着逝去的时光,每每回忆一次都是一遍强于一遍的无奈忧伤!死亡,切断了所有一切可能的念想!
“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宿草八回秋”。乐天说他自己在漳浦这个地方已经生了几次病了,长安城草生草长不知不觉已有八个年头。时间蹉跎了芳华,元稹死后,乐天的一把老骨头也不得安生,只是淡漠地看着长安城的草生草长。如果人的生命也能够像草生草长一样该多好,就像乐天 17岁时写下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乐天与元稹一别已是九年,而且还会有好几个九年,直到乐天也身赴黄泉。乐天的生老病死,已经没有了元稹的参与!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元稹埋在黄泉之下,泥土侵蚀着他的身体,也许早已和泥化作尘土,乐天也只是顶着满头白发暂时居住在人间。乐天是一位“深入浅出”型的沉思者:孤高、正直、磊落、坦荡。这句话正是白诗在字面、形式上看似浅显,而情意、内涵甚深的表现。我想起了祖父,我那逝世不久的祖父。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亲人活着时,我们是羞赧于将悄悄写下的那些关于他们的赞美文字与人分享的,尤其是不愿让他们本人看到。而今,祖父魂归大地、深埋黄土,他在人间的最后一席之地只是水泥石碑下一方小小的骨灰盒,家人把祖父与已逝世 13年的祖母合埋了。写着这些文字时,我想起祖父总是在清明前后轻轻擦拭着太祖父、太祖母及祖母的祭框,擦着擦着就出神地望着。可是如今,他深埋地下,谁又来擦拭他崭新的祭框呢?有关祖父的一切,我再也不会知晓了。他早年因公致残的左腿,还会风湿发作吗?黄泉该是个湿冷的地方吧?想到这些,我已经受不住了。有句话是残忍的:“我们将会死去很久”。乐天写下这首诗时,身边不是缺乏朋友,亦不是敌人泛滥。拉法特曾说:“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的人,就是凡夫俗子”。乐天恰好不是个凡夫俗子,他一生的朋友是很多的,比如李商隐就是他的忘年交。也正因为如此,在时隔九年后,乐天的这份思友之情才愈显得弥足珍贵!
“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阿卫是元稹的小儿子,韩郎是元稹的女婿。他们都先后死去了,黄泉渺茫昏暗能够知道这些吗?高寿的乐天目睹了后辈们的离去。一方面,活着的人想要知道死去的人的情况,另一方面,活着的人总是念念不忘地将人世间的新鲜事儿祷告给死者,纵然知道是徒劳,还是怀着这份希望。《古诗十九首》中有言:“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当乐天看着去者已去经年,而来者亦已成去者,这是多么大的内心荒凉!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浅品《梦微之》,我品味到了这世间有一种真情———相濡以沫!
诗虽然是率然成章,不像梅尧臣大多数作品经过苦吟雕琢,但诗风仍以闲远洗练为特色,尤多波折。全诗分五层写,中间多转折。首四句直写河豚鱼,即一般咏物诗的着题。诗说当春天小洲上生出荻芽,两岸柳树飘飞着柳絮时,河豚上市了,十分名贵。这四句诗,一向被人称道。一是由于起二句写景很得神似,而又以物候暗示河豚上市的时间;二是接二句明写,而以鱼虾为衬,说出河豚的价值。这样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欧阳修分析说:“河豚常出于春末,群游而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豚道尽河豚好处。”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说这四句极佳。不过,也有人指出,河豚上市在早春,二月以后就贱了,“至柳絮时,鱼豚过矣”(宋孔毅父《杂记》)。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对此又反驳说,待柳絮飞时江西人才吃河豚,梅诗并不错。略去事实不谈,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此诗开篇很好,欧阳修曾说:“故知诗者诵止破题两句,豚道尽何豚好处。”(《六一诗话》)
以下八句忽作疑惧之词,为一转折。“其状豚可怪,其毒亦莫加”,二句先总括。以下再分说其“怪”与“毒”。河豚之腹较其他鱼大,有气囊,能吸气膨胀,眼镜突出,靠近头顶,故形状古怪。诗人又加夸张,称其“腹若封豕(大猪)”、“目犹吴蛙(大蛙)”,加之“忿”、“怒”的形容,河豚的面目可憎也就无以复加了。而更为可畏的是,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假如处理不慎,食用后会很快中毒丧生。诗人用“入喉为镆铘(利剑)”作比喻,更为惊心动魄。诗人认为,要享用如此美味,得冒生命危险,是不值得的。“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二句对河豚是力贬。
但是,怕死就尝不着河豚的美味,而尝过河豚美味的人,则大有不怕死的人在。“持问南方人”以下,写自己与客人的辩驳。河豚既然这么毒,不应该去吃,可是问南方人,却说它的味道鲜美,闭口不谈它能毒死人的事。对此,作者发出了感叹。诗先引了韩愈在潮州见人吃蛇及柳宗元在柳州吃虾蟆的事作一跌,说似乎任何可怕的东西,习惯了也不可怕。在举了蛇及虾蟆,呼应了前面的“怪”字后,诗进一步呼应“毒”字,说蛇及虾蟆虽怪,但吃了对人没有妨害,而河豚则不然,“中藏祸无涯”。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河豚鱼味很美,正如《左传》所说“甚美必有甚恶”,人们难道能不警惕吗?这样评论,表面上是揭示人们为求味道的适口而视生命不顾,取小失大;如果联系现实生活的各方面来看,是在讽刺人世间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的人。
从“我语不能屈”句至篇终均写作者的反省。这部分可分两层。诗人先征引古人改易食性的故事,二事皆据韩愈诗。韩愈谪潮州,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说:“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柳宗元谪柳州,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诗人综此二事,说可憎如“笼蛇”、“虾蟆”,亦能由“始惮”至于“甘食”,所以食河豚也是无可厚非。然而他又想到蛇与虾蟆虽形态丑恶,吃它们终究于性命无危害,不像河豚那样“中藏祸无涯”。联系上文,河豚的味道“美无度”,又是蛇与虾蟆所不可企及的。
“美无度”,又“祸无涯”,河豚正是一个将极美与极恶合二而一的奇特的统一体。于是诗人又想起《左传》的一个警句:“甚美必有甚恶。”他认为以此来评价河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欧阳修说:“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历代诗话》卷五十六载,刘原父因梅尧臣作这首诗,认为可称他为“梅河豚”。梅尧臣的诗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说他“长于体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这首诗正符合这一评价。梅尧臣处在西昆体诗统治诗坛的年代,他反对堆砌词藻典故,主张学习风雅,提倡诗歌将下情上达、美刺时政,写了不少反映下层生活的诗。这首写河豚的诗,也是通过咏河豚,隐讽社会,所以被当作梅尧臣的代表作之一。欧阳修是梅尧臣的知己,清代姚莹《论诗绝句》有“宛陵知己有庐陵”句。欧阳修作诗学韩愈,喜发议论,杂以散文笔法,梅尧臣这首诗也带有这些特点,所以被欧阳修推为“绝唱”。欧阳修还在《书梅圣俞河豚诗后》说:“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还多次亲笔抄写这首诗送给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