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薛昭蕴不是画家，但他的这首《浣溪沙》却给读者描绘出了一幅苍凉寂寞的秋雨渡头待人图。

　　词的上片写沙滩上秋雨中的渡头，水边长着紫红色的蓼花鸥迹成行，描绘出渡头的苍凉、寂寞。在这样的环境中，却孤零零地站着一个盛装的佳人。这三句给读者在听觉上的是风雨声，在视觉上的是热色的红蓼花，成行的沙鸥足迹和盛装的佳人，在嗅觉上的是佳人和野花的芳香。但这些并没有使画面热闹起来。秋风、秋雨、红蓼、鸥迹、孤独佳人，使人突出地感觉到的是渡头环境的苍凉和寂寞。第三句“整鬟飘袖野风香”还给读者留下了这佳人站在渡头要干什么的悬念。“整鬟”，在这里不仅有盛装的意思，还包含着“女为悦己者容”的意思。

　　过片“不自含嚬深浦里”承上启下。“不自含嚬”的人就是上片“整鬟飘袖”的佳人，这是承上。为什么“不自含嚬”，这是启下，也是词人安排的又一个悬念。紧接着“几回愁煞棹船郎”写佳人心事重重地皱着眉，默默地立在渡头，又不要摆渡、放舟，所以“愁煞”船夫。这里并没有有些注家所讲的要“放船自适”、“临流往返”的意思。“煞”是表示极甚之辞，不过“愁煞”在这里是“为难了”、“难坏了”的意思，愁的分量是很轻很轻的。词的最后一句，拓开一层讲：“燕归帆尽水茫茫。”说在佳人默望中，燕子归去了，江上的征帆过尽了，剩下的只有茫茫江水。至此，方点明了怀人的主题，暗示了佳人的痴情和痛苦，也解开了上文一个又一个的悬念，结束了全词。最后一句，从表面上看来，燕归、帆尽、水茫茫，都是写景，而深含着的至真至切的怀人之情，却紧扣读者的心扉，一切都在“不自”中。这样以一个饶有余味的画面结尾，既合水乡秋景，又关人物心情，景情俱佳。

　　这首诗写唐叔良溪居，带写唐叔良人品，将人与景物紧密结合，抒发自己对隐居生活的向往。首联写溪居，次联为居中望见之景，颈联为居中主人，尾联绾合宾主。全诗脉络明晰，淡淡写来，虽无惊人之笔，然轻巧细致，中间二联，尤为凝练，得韦应物诗真趣。

　　首联写溪居。“高斋”谓此中乃高人所住，“每到”一词，可知诗人乃唐氏好友，常来常往，过从甚密；亦可见此诗非一时之作，而是长期观察、品味、意溪居所得，故下文写景，亦是经过了严密筛选。因为“门巷玲珑野望通”，所以“思无穷”。此居虽有门有巷道，却玲珑剔透、精致小巧，即在门巷之内，亦可望见四野风情，此乃由“思无穷”三字引发。“门巷玲珑”，形容建筑之精巧细致；“野望通”，表明在庭院设计中充分考虑到“借景的妙处，所以四边美景，尽收在唐宅之中。

　　颔联即由“野望通”而下，写望中所见。因“野望通”，所以“片雨隔村犹夕照”，由溪居望去，隔村的夕照，四边美景，尽收在唐宅之中。“疏林映望已秋风”，则构成了一幅和谐宁穆的画面。这二句措词疏淡，微含薄凉，亦未尝无暖色调，但终可望不可即，此正是元季江南士夫之心境，其身也疏懒，其心也淡泊，于世事也无望、于将来也漠然唯微雨、远村、夕阳、疏林、秋望，最合其心境，故最堪为伴。上联既言“每到思无穷”，则此联之景，必非溪居所望全景，诗人但摄取与我会心者而已。

　　颈联由景及人。“药囊诗卷闲行后”，在此疏淡背景上，所见之人（唐氏），亦复萧散自放。不能为良相，则求为良医，不能以文章用世，则求以诗自遣。此亦闲散中无聊之举。“香灺灯光静坐中”，写唐叔良悠闲怡然的生活。

　　尾联赞唐叔良，也是自己向往脱离尘世的感慨。此唐氏为人之大节，亦诗人所深企慕者。故尾联乃问，“只今”乱世，江海之上，“如君无事几人同？”“几人同”，可见其人不多，然亦未尝没有，故尾联一问，既赞主人，又隐然自道，为绾合宾主之笔。其实，有此一笔，则可见诗人与主人实为同志者，而中四句之景之人，亦诗人胸中所有之景，心中向慕之人。

　　此诗脉络明晰，诗中四句甚佳，其情趣自不待言，措词亦多可味，若颔联之“犹”“已”，颈联之“后”字，均见功力。“犹”字，可见前村后村皆有夕照，前村有之后村犹有之，唯溪居上不见，然则“片雨”之“片”字亦得照应“已”字含有惊悟之意，见疏林间掩映秋望，乃悟秋日已到，树木凋零。“后”字，将前之“闲行”又归结到“行”后之溪居中，不失题意。这些措词写来又声色不露，从容不迫，不作有意强调。综之全诗写景写人、遣词，皆是出于一种风神，读此诗，可想见彼人之神情，可推知彼时之士风。诗虽无惊人之笔，然确是典型的元季士人之笔。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