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首诗,分为两组,写作于南齐永明(483—493)年间。“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传说萧赜未登基前,曾游历樊城、邓县(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熟悉了《估客乐》这一支歌曲。(估客,同“贾客”,行商之人)他当上皇帝后,因追忆往事,写过以“昔经樊邓役,阻潮梅根渚”为内容的两首《估客乐》诗,并让乐府官吏奏入管弦以教习乐工。但他的歌辞写得不好,无法同原来的曲调谐合,于是他召来僧侣宝月,命宝月重新写作了两首《估客乐》辞。宝月的作品,很快就同歌曲谐合了。乐府歌人还在歌中加上了表达感忆意思的和送声,使歌曲大行于世。后来,宝月又续作了后两首诗,让乐工在齐武帝萧赜驾龙舟游观五城时歌唱。这几首歌而且被编入舞蹈,在南齐时由十六人表演,在萧梁时由八人表演。直到唐代武则天时,宫廷乐工还能歌唱《估客乐》辞。《古今乐录》、《通典》、《旧唐书》、《通志》、《文献通考》都记载了关于《估客乐》的上述故事,可见它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乐府歌辞。
这四首诗的主要特色,是用第一人称的口吻,细致地描写了一位楚地女子思念恋人的形象和感情。诗中第一首用送别时拔钗相赠的细节,表现了这位女子的依依难舍之情。第二首是这女子对恋人的嘱咐。虽然她说“无信心相忆”,但她的意思却重在“有信侬寄书”。她的嘱咐译成白话文是:“若是有信人来,请多多托寄书信;若是没有信人来,常想着我不要忘记。”这样就不仅把女子的深情和体贴表达出来了,而且还为后面“借问艑上郎”的情节埋下了伏笔。第三首描绘的是这位女子焦急等待的情态:她每逢扬州来船,就要去寻觅自己的恋人,探问恋人的音信。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表现相思的情节。第四首是这位相思女子的自忖。她想到:当客船初发扬州的时候,桅杆如林,估客们怎么会有机会相互问讯呢?她的深切怀念,遂由于这种自慰而显得细腻、隽永。这四首诗虽然分为两组,写作于不同时候,但其间有很明显的相互联系:每组前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动态形象,刻划一个外部行为的细节;每组后一首都描写主人公的静态形象,刻划一个内心活动的细节。从送别到思念,两组作品又相互呼应。所以可以把它们看成是一件和谐统一的、美丽动人的艺术珍品。
这四首诗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它们采用了很本色的语言,既质朴自然,又富有个性。这一特点正好是同上一特点相互配合的。诗中“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一句很可能采自当时的俗谚,它用“十里”“九里”之比,很精炼地概括出“恨不能陪伴始终”这样一层意思。诗句中的“侬”是当时的南方方言,是自称之词。在第一首诗中,两个“侬”字联用,一下就把诗篇的代言特色(即第一人称特色)显示出来了;而且,用“侬”而不用“妾”,便表现了作品的朴野自然之美。“瓶落井”是古代的民间成语,意思相当于石沉大海,经常用于描写恋人之间的关系。敦煌曲子辞(伯3123写本)中有“一只银瓶子,两手拴,携送远行人”的诗句,便是用银瓶来象征始终不渝的恋爱关系的。这里则反用,意味深长地表达了对恋人的忠贞和期待。此外,“艑”是吴楚人对大船的称呼,《荆州土地记》曾说过“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的话。“珂峨头”指船头的装饰如高耸的玉马笼,古人称马笼头上的玉饰为“珂”,称高耸的状态为“峨”。“欢”是当时的吴语,意即情郎,例如《子夜歌》说:“欢愁侬亦惨”。“五两”则是楚语,指船上侯风的竹竿。例如《文选·江赋》李善注引许慎语说:“綄,侯风也,楚人谓之五两也。”王周《船具诗序》说:“有樯,有五两,有帆,所以使风也。”故敦煌曲子辞《浣溪沙》中也有“五两竿头风欲平”的诗句。——这些现在看来很生僻的辞语,在当时其实是楚人的俗谚口语,是很平常的。这些语言既生动明快,又密切吻合歌辞主人公的身份,在塑造形象、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可以把宝月的《估客乐》评为富有艺术个性、达到自然传神这种高超境界的好诗。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通过作品的个性反映出了时代的个性。在南北朝时代,由于北方连年战乱,而南方则保持了相对安定的局面,故水陆交通和商业贸易在南方显得比较发达。扬州(今南京市)和襄阳(今属湖北)就是两个水运重镇和商业重镇。《估客乐》正是在这一背景上展开送别情郎去经商的故事题材的。这时的音乐文学显现了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楚地成为同吴地并列的一大音乐中心;其二是城邑音乐异军突起,代表了对民歌民谣的集中。清商曲中的西曲歌,以及西曲歌中的《襄阳乐》、《石城乐》、《江陵乐》、《寻阳乐》(襄阳、石城、江陵、寻阳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很明确地反映了这两个特点。故西曲中的《估客乐》也可以看作这时的新的音乐潮流的代表。另外,随着南方经济的发达,在豪门大族中产生了一批以“妾”、“婢”为名义的歌妓。她们的表演,使得当时的清商曲辞富于女性特色。《估客乐》也就是这样一种极尽温柔妩媚之致的作品。其实,齐武帝的诗作不能配合管弦而宝月的诗作能够与管弦“谐合”的原因就在于宝月的《估客乐》在题材、文学风格、音乐特征上都密切吻合了表演需要和时代气氛。后来,陈后主、北周庾信、唐代李白、元稹、张籍、刘禹锡、刘驾等人都作过以《估客乐》或《贾客词》为题的诗歌,但没有哪一篇能比得上宝月的作品,这也是因为:宝月的《估客乐》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
少年是人生最浪漫的时期,即使像王国维这样严肃的学者也不例外。垂杨小院,对酒当歌,美人流盼,目成心许。
酒罢歌阑疏灯送客,垂杨门外扶醉上马。帽檐不正,似乎是有此醉态,但实际这用了一个典故。南北朝时北周大司马独孤信是个美男子,一次日暮打猎归来,帽子不正,第二天城里就有许多人故意斜戴帽子来模仿他。而王国维这里这个“上马帽檐斜”,倘结合下片的“酒醒”来看,他不但写才子风度,也写才子醉态。
“紫陌”即刘禹锡所谓“紫陌红尘拂面来”。那本应是繁花盛开非常热闹的地方,但现在却是秋日的“霜浓”。这首词上片前三句写的是少年的风流和浪漫,后三句写归途景色的寂静和凄冷,“紫陌霜浓”正好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青松月冷”,再次强调时间已是夜里。“青”是冷色,月是冷光,青松沐浴在月光之下,且是在秋夜之中,就使人产生一种寒冷的感觉。王国维喜欢写这种酒散之后归途的寒冷之感。“炬火散林鸦”套用杜甫的诗句,表面上写刹那间的动,其实却反衬出整个归途的静。这三句写归侨夜景,写得声、光、色兼备,而且静中有动,景中有情,这是它的好处。
下片写的是回到住处睡醒一觉之后那种特别清醒的感觉。“酒醒起看西窗上,翠竹影交加”其实是写月光,因为月光明亮才会把竹影映到窗上。正是这样境界中,就使得这个风流潇洒而又暗怀寂寞孤独的少年产生了对现状的不满足。“跌宕歌辞”和“纵横书卷”是内容放纵、音调美妙的歌词作品,是书案上堆积的书卷,同时也就是胸中的书卷。提笔就写出才气横溢的歌词,胸中藏有无数的书卷,这样的天赋才气和这样潇洒度日正是一个文人最理想的生活。
微贱的劳苦者在行役途中感叹自己命运的漂浮不定,怀疑自己有无能力坚持下去,盼望有一只援助之手来拉他一把,从而继续走着漫长而艰辛的行旅之路。
其实正可把这位劳苦者的境遇看作是我们的人生之旅的一个缩影,是我们人生之旅的真实写照。从生到死,是一个完整而漫长的过程。谁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谁不可能漂浮不定?谁不渴望上天之手拉自己一把?谁没有感到疲惫得即将倒下得时候?谁没有感到前途迷茫、找不倒出路得时候?谁没有痛不欲生、彻底绝望得时候?
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几乎满世界都会听到各种各样得感叹。如果有谁说自己从未有过痛苦、悲哀、疲惫、绝望、彷徨、厌恶、烦闷 、畏惧、孤独、恐惧、战栗等等,那倒真是匪夷所思得怪事。只要我们还未走到死亡的尽头,就不可能摆脱人生之旅上这一切真切的体验和内心的感悟。
贝多芬曾经大呼:“我要扼住命运得咽喉!”这无疑体现了他不向命运低头和屈服得英雄气概,足以让我们叹为听止,高山仰止。可是真实生活中得我们,有几人能扼住命运得咽喉从而驾驭它。
这首诗题为“宫怨”,却没有出现宫女的形象,而是运用象征手法,通过宫苑景物和环境气氛的描写,烘托、暗示出宫女的愁怨之情。
“柳色参差掩画楼,晓莺啼送满宫愁。”抓住深宫寂寥、令人厌倦的特点,着眼于“柳色”和“莺啼”,描绘柳掩画楼、莺啼晓日,表现出“深锁春光一院愁”(刘禹锡《春词》)的情境。“柳色参差”,用语精炼,不仅写出宫柳的柔条长短参差,而且表现出它在晨曦中的颜色明暗、深浅不一。“掩画楼”,则写出宫柳枝叶繁茂、树荫浓密。宫苑中绿荫画楼,莺声宛啭,本是一派明媚春光。但失去自由、失去爱情的宫女,对此却别有一种感受。清晨,柳荫中传来一声声莺啼,反引起宫女们心中无穷愁绪,整个宫苑充满了凄凉悲愁的气氛。暮春柳色掩映画楼,透露出春愁锁闭、美人迟暮之感。
“年年花落无人见,空逐春泉出御沟。”写落花,以宫花零落、随水流逝的景象,宫花非不美,但年年自开自落,无人观赏,无声无息地凋零,飘入御沟随流水逝去。在宫女看来,自己的命运与这落花又何其相似!“无人见”,写出宫女被幽禁之苦:“逐春泉”,喻韶光的流逝。前面着一“空”字,表达了宫女的幽禁生活中白白消磨青春的哀怨之情。正如明代唐汝询《唐诗解》所说:“因想已容色凋谢而人莫知,正如花之湮灭沟中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