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以绝句体裁写的篇幅短小的宫怨诗，总是只揭开生活画图的一角，让读者从一个片断场景看到宫人悲惨的一生；同时往往写得委婉含蓄，一些内容留待读者自己去想象，去玩味。这首诗却与众不同。它展示的是一幅生活全图，而且是直叙其事，直写其情。
诗总共只有二十个字。作者在前半首里，以举重若轻、驭繁如简的笔力，把一个宫人远离故乡、幽闭深宫的整个遭遇浓缩在短短十个字中。首句“故国三千里”，是从空间着眼，写去家之远；次句“深宫二十年”，是从时间下笔，写入宫之久。这两句诗，不仅有高度的概括性，而且有强烈的感染力；不仅把诗中女主角的千愁万恨一下子集中地显示了出来，而且是加一倍、进一层地表达了她的愁恨。一个少女不幸被选入宫，与家人分离，与外界隔绝，失去幸福，失去自由，本来已经够悲惨了，何况家乡又在三千里之外，岁月已有二十年之长，这就使读者感到其命运更加悲惨，其身世更可同情。与这两句诗相似的有柳宗元《别舍弟宗一》诗中“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一联，也是以距离的遥远、时间的久长来表明去国投荒的分外可悲。这都是以加一倍、进一层的写法来增加诗句的重量和深度。
后半首诗转入写怨情，以一声悲歌、双泪齐落的事实，直截了当地写出了诗中人埋藏极深、蓄积已久的怨情。这后两句诗也以强烈取胜，不以含蓄见长。过去一些诗论家有诗贵含蓄、忌直贵曲的说法，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应当说，一首诗或曲或直，或含蓄或强烈，要服从它的内容。这首诗的前半首已经把诗中人的处境之悲惨写到了极点，为逼出怨情蓄足了力量，因而在下半首中就势必让诗中人的怨情喷薄而出、一泻为快了。这样才能使整首诗显得强烈有力，更能收到打动读者的艺术效果。这里，特别值得拈出的一点是：有些宫怨诗把宫人产生怨情的原因写成是由于见不到皇帝或失宠于皇帝，那是不可取的；这首诗反其道而行之，它所写的怨情是在“君前”、在诗中人的歌舞受到皇帝赏识的时候迸发出来的。这个怨情，联系前两句看，决不是由于不得进见或失宠，而是对被夺去了幸福和自由的抗议，正是刘皂在一首《长门怨》中所说，“不是思君是恨君”。
这首诗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四句诗中，前三句都是没有谓语的名词句。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曾指出，诗句中“实字多，则意简而句健”，而他所举的“皆用实字”的例句，就是名词句。这首诗之所以特别简括凝炼、强烈有力，与运用这种特殊的诗句结构有关。另一特点是：四句诗中，以“三千里”表明距离，以“二十年”表明时间，以“一声”写歌唱，以“双泪”写泣下，句句都用了数目字。而数字在诗歌中往往有其特殊作用，它能把一件事情、一个问题表达得更清晰，更准确，给读者以更深刻的印象，也使诗句特别精炼有力。这首诗的这两个艺术形式上的特点，与它的内容互为表里，相得益彰。
与张祜同时的诗人杜牧非常欣赏这首诗，在一首酬张祜的诗中有“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句。这说明，张祜的这首诗道出了宫人的辛酸，讲出了宫人要讲的话，当时传入宫中，曾为宫人广泛歌唱。
《十二郎》，双调，一百零五字，上片十句四仄韵，下片十二句五仄韵。此词与《二郎神》，又名《十二郎》词者，句式、字数、押韵等均不同。
“垂虹桥”，在江苏吴江县东，本名利住桥；宋庆历（宋仁宗年号，公元1041—1048年）间构亭其上，名曰垂虹亭，因亦名桥曰垂虹桥。凡七十二洞，俗称长桥。
“素天”两句，绘桥四周景色。言桥四周灰蒙蒙一片，天水相连，浊浪拍岸，冻云翻飞。“冻云”，点出时在寒冬季节。“记晓叶”三句，忆旧。词人说：记得在一个秋天的清晨，岸上还有霜露沾连在树叶上，我曾经行经这儿，并将船停靠在垂虹桥傍。在灯影幢幢中，我还乘兴吟哦过这儿的秋雨景色。“又是”两句，言今。“宾鸿”，指宾雀鸟与大雁。《吕氏春秋·季秋》：“鸿雁来，宾爵入水大为蛤。”注：“宾爵者，老爵也。栖宿于人堂宇之间，有似宾客，故谓之宾爵。”此处是说：又到了鸿雁南飞，宾雀入室而居的季节，我这才决定了回归的日期。“嗟绣鸭”三句，据《南禺书》：陆龟蒙有斗鸭一栏，颇极驯养。一旦，驿使过，挟弹毙其尤者。龟蒙曰：“此鸭善人言，欲附苏州上进，奈何毙之？”使人惧，尽与囊中金，以窒其口。徐，使人问人语之状。曰：“能自呼其名耳。”夏承焘笺《吴郡图经续记》：吴江旧有如归亭，熙宁中林郎肇出宰，又于“如归”之侧作鲈香亭，因陈文惠有“秋风斜日鲈鱼香”之句。陶潜有诗“结庐在人境”。此三句赞桥畔环境，足可幽居。“绣鸭”，指绘彩的斗鸭。《宋书·王僧达传》：“为太子舍人，坐属疾，而于杨列桥观斗鸭，为有司所纠。”据此，可见宋时也盛行斗鸭之戏。词人说：垂虹桥畔的环境优美，足够促使我决定在此结庐隐居。如果真有这么一天，那我就可以在这儿或是观看善解人意的斗鸭游戏；或是垂钓河边，钓上几尾鲜美的鲈鱼尝新。
“幽兴”三句，忆旧。词人到了垂虹桥，想起有一次曾与伊人同船来过这儿，并观赏过她临水梳洗的难忘镜头。“念倦客”三句，承前，记目前。词人说：今天我却是孤身独游重返垂虹桥，时至寒冬，我虽是穿着裘衣，头戴貂帽，但却孤孤零零地站在桥上，临水顾影自怜。这三句既承接上三句的忆旧日共游，又是遥向呼应上片“冻云不凝”的严寒天气。“酹酒”三句，倒装也。言词人孤身在桥上亭内眺望，越感凄冷难忍，于是就酹酒祭苍天，高歌飘四远，以此抒发自己胸中的郁结。“迎醉面”三句，写雪下。此言渐渐地远方的山色开始昏暗不清，暮色中的天空飘下来几片雪花，沾在词人热辣辣的醉面上。从“冻云”始，至“雪花”飞，首尾衔接，叙事完整，脉络分明。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