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这是一首借物咏志的诗。诗人把新笋描绘得非常美丽。竹壳一片片剥落下来,竹笋抽节上长了,它晶莹透碧,像是刚刚经过刻刀雕琢出来的碧玉一般。这里的笋的形象,是经过诗人理想化、诗化了的形象。它晶洁如玉,生机勃勃,茁壮挺拔;它要挣脱壳箨的束缚,要向上生长,由于这株笋有着如此美好的姿质,所以“母笋是龙材”的赞美就不使人感到突然,而是水到渠成。
如果说上两句主要是写笋的外美的话,那么后两句就是承接着上面写笋的生长愿望,进一步刻画笋的内美。“更容”一词的涵义很深刻,这是假设之词,假如容许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假如容许它尽情生长,一夜之间拔节挺长千尺,它自然会脱却尘泥而直插青云之上。这里就表达了新笋冲上九霄的豪情壮志,它不甘心于埋没园泥之中的现状。这是新笋的内美。另外,“更容”一词的反面含意是,现在是“不容”,不能容许新笋一夜抽千尺,所以它就不可能拔地而起直上青云。这就包含着深沉的幽怨。抱怨自然是来自他不能尽情地生长。这一层含意则从另一角度写出了新笋的丰富的“内心世界”。
诗人把新笋刻画得具有这般美好的形象和美好的内心,是托物咏志,这新笋就是诗人李贺。诗人李贺虽然命途多舛,遭遇坎坷,但是他没有泯灭雄心壮志。他总希望会实现自己的拔地上青云的志愿,这首咏笋的绝句就正是他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
其二
这首咏物诗前两句描述自己在竹上题诗的情景,语势流畅而又含蕴深厚。句中的“青光”指代竹皮,同时把竹皮的颜色和光泽清楚地显现出来:“楚辞”代指作者自己创作的歌诗。诗人从自身的生活感受联想到屈原的遭遇,这里因借“楚辞”含蓄地表达了郁积心中的怨愤之情。首句短短七个字,既有动作,又有情思,蕴意十分丰富。次句运用了对比映照的手法:新竹散发出浓烈的芳香,竹节上下布满白色粉末,显得生机勃勃,俊美可爱;可是题诗的地方青皮剥落,墨汁淋漓,使竹的美好形象受到污损。这里,诗人巧妙地以“腻香春粉”和“黑离离”这一对矛盾的形象,表现内心的幽愤。
后两句着重表达怨恨的感情。“无情有恨”,似指在竹上题诗的事。诗人毁损了新竹俊美的容颜,可说是“无情”的表现,而这种“无情”乃是郁积心中的怨愤无法抑制所致。对此,姚文燮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述:“良材未逢,将杀青以写怨;芳姿点染,外无眷爱之情,内有沉郁之恨。”(《昌谷集注》)诗人曾以“龙材”自负,希望自己能象新笋那样,夜抽千尺,直上青云,结果却无人赏识,僻处乡里,与竹为邻。题诗竹上,就是为了排遣心中的怨恨。然而无情也好,有恨也好,却无人得见,无人得知。“无情有恨何人见?”这里用疑问句,而不用陈述句,使诗意开阖动荡,变化多姿。末句含蓄地回答了上句提出的问题,措语微婉,然而感情充沛。它极力刻画竹的愁惨容颜:烟雾缭绕,面目难辨,恰似伤心的美人掩面而泣;而压在竹枝竹叶上的积露,不时地向下滴落,则与哀痛者的垂泪无异。表面看起来,是在写竹的愁苦,实则移情于物,把人的怨情变成竹的怨情,从而创造出物我相契、情景交融的动人境界来。
此诗通篇采用“比”、“兴”手法,移情于物,借物抒情。有实有虚,似实而虚,似虚而实,两者并行错出,无可端倪,给人以玩味不尽之感。
其三
这首诗写竹的生命力旺盛、一片生机。“家泉石眼两三茎,晓看阴根紫陌生。”原先自家庭院中泉水石缝中长着两三根竹子,清晨看墙外的大路旁,已窜出竹根。“紫脉”,一作“紫陌”。紫陌通常指帝都郊野的道路。李白《南都行》谓:“高楼对紫陌,甲弟连青山。”刘禹锡《戏赠看花诸君子》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李贺的家乡福昌县在唐代东都洛阳的近郊,故其乡间大路可称紫陌。竹鞭的滋生能力极强,无论是岩缝、墙壁、坚硬的土块,它都可穿过。诗中以“家泉”与“紫脉”对举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竹鞭已从院墙底下穿过而长到墙外去了。竹鞭生长最旺盛的季节是盛夏到初秋时节,如同竹笋状的竹鞭头部在表土较薄的地方常窜出地面,很快又弯成弓状,鞭头又重新钻入泥土中。诗人以“两三茎”与“紫陌生”对举,也显示出竹的顽强,两三茎不起眼的竹枝,很快长到墙外通衢大道上。见此情景使人不难设想:“今年水曲春沙上,笛管新篁拔玉青。”这两句诗中所写的情景虽非实景,却有一定的必然性。“笛管”,言新篁之材。“玉青”,言新篁之色。绘形绘色,如在目前。
李贺本满怀着一腔热血和胸中成竹,但却最终只能是饮恨而逝,他不断地被希望和绝望所折磨着,只有靠诗歌来实现自我的存在,因此他用一种可怕的激情去创作。诗人愤懑满怀的情绪主要表现为艺术上的精雕细琢,修饰上的叠床架屋。在这首诗中,作者字斟句酌,用“家”“石”“阴”“紫”“春”“新”等等修饰各种意象组合,纵观全句,几乎无一物无修饰,无一事有闲字。他把相关的意象加以古人不常联用的字联用,加以修饰再组合起来,综合运用了通感、移情的写作手法,由家泉到石眼再到竹茎,仿佛用诗句串联起装扮一番的意象群,不是因感而倾泻,而是字字雕刻而来。此时作者诗中的竹子不再是单纯的清雅之士,而仿佛是穿上了绮丽诡异又有异域风情的楚服的起舞人。同时,把石眼、阴根等不为竹所常用的意象与竹子相连缀,更见作者的匠心独用,研磨之工。
其四
这首诗以司马相如归卧茂陵自喻,慨叹自己家居昌谷时的清贫生活。诗的开头两句“古竹老梢惹碧云,茂陵归卧叹清贫”,意为老竹虽老,仍矫天挺拔,梢可拂云,而自己年纪并不大老,却只能像家居茂陵时的司马相如一样,甘守清贫。“古竹”是相对新笋言之。“茂陵归卧”,《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司马相如曾为孝文园令,因病免官,家居茂陵,而诗人自己也失意家居,贫困潦倒。“叹清贫”,并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却是诗人自己处境的生动写照。李贺虽忝为唐王室的后裔,但一生只做过奉礼郎之类的小官,甚至因为父名的缘故,连进士考试也不能参加,与李商隐一样“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辞官家居后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以至两年后在贫病中死去,一“叹”字,感慨万分。“风吹千亩迎雨啸,鸟重一枝入酒樽。”这两句写的是另外两种形态下的竹枝形象。其一是风吹雨啸之中。“雨啸”,非雨声,而是风吹竹声,仿佛雨啸。这是大片竹林才有的现象,老竹叶坚硬而挺,相互碰撞,声音清脆。竹叶也可制成叶笛,吹奏起来声音嘹亮悦耳。千亩之竹,其情景气魄自与“家泉石眼两三茎”之竹不同,风吹过后声浪如排山倒海;而风和景明之日,一小鸟栖息枝头,其景却可映入酒樽之中,这又是何等静谧安闲。这情景于竹本身而言,却道出其一个特点:坚韧,不管怎么弯曲也不易折断。“皎皎者易污,峤峤者易折”,这于竹枝却不然,它是既坚又韧,而且无畏于寒冬的风刀霜剑,而被与松柏一起称作“岁寒三友”。
苏轼曾夸张地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古往今来,喜竹、咏竹、画竹的骚客、丹青手是颇多的,而这组诗在众多的咏竹佳作中也堪称上乘。
杜甫的《佳人》既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又体现了诗人的主观寄托。诗中人物悲惨的命运与高尚的情操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既让人同情,又令人敬佩。诗人用“赋”的手法描写佳人悲苦的生活,同时用“比兴”的手法赞美了她高洁的品格。全诗耐人寻味,感人肺腑,能强烈地引起读者的共鸣,是杜甫诗中的佳作。
全诗分三段,每段八句。第一段写佳人家庭的不幸遭遇。第二段,佳人倾诉被丈夫抛弃的大不幸。第三段,赞美佳人虽遭不幸,尚能洁身自持的高尚情操。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开头两句点题,上句写其貌之美,下句写其品之高。又以幽居的环境,衬出佳人的孤寂,点出佳人命运之悲,处境之苦,隐含着诗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慨叹。以上四句是是第三人称的描状。
“关中昔丧乱,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从此处以下转为第一人称的倾诉,语气率直酣畅。当年安史之乱,长安沦陷,兄弟们惨遭杀戮。官位高也没有什么用,他们死后连尸骨都得不到收殓。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安史叛军攻陷长安。“官高”呼应上文的“良家子”,强调绝代佳人出自贵人之家。
“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这四句托物兴感,刻画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宋代的刘辰翁评论说:“闲言余语,无不可感。”“转烛”,以风中的烛光,飘摇不定,比喻世事转变、光景流逝的迅速。
“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诗人以形象的比喻,写负心人的无义绝情,被抛弃的人伤心痛苦。在佳人倾诉个人不幸、慨叹世情冷漠的言辞中,充溢着悲愤不平的情绪。一“新”一“旧”、一“笑”一“哭”,强烈对照,被遗弃女子声泪俱下的痛苦之状,如在目前。夜合花朝开夜合,所以说“知时”。鸳鸯则多雌雄成对,生活在水边。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茅屋。”这几句似悲似诉,佳人自言自誓,有矜持慷慨、修洁端丽之意。同时,可见佳人居家环境的简陋清幽,生活的清贫困窘。浦起龙评论说:“这二句,可谓贞士之心,化人之舌,建安而下无此语也。”它出自《诗经·小雅·四月》:“相彼泉水,载清载浊。”但在这首诗中,有多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或以新人旧人为清浊,或以前华后憔为清浊,或以在家弃外为清浊,或以守贞为清、改节为浊。还有人认为:佳人以泉水自喻,以山喻夫婿之家,意思是妇人为夫所爱,世人便认为她是清的;为夫所弃,世人便认为她是浊的。另一种解释是佳人怨其夫之辞。人处空谷幽寂之地,就像泉水在山,没有什么能影响其清澈。佳人的丈夫出山,随物流荡,于是就成了山下的浊泉。而她则宁肯受饥寒,也不愿再嫁,成为那浊泉。这就像晋代孙绰《三日兰亭诗序》所说的那样:“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谈!非以停之则清,混之则浊邪?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
“摘花不插发,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末尾几句以写景作结,刻画出佳人的孤高和绝世而立,画外有意,象外有情。在体态美中,透露着意态美。这种美,不只是一种女性美,也是古代士大夫追求的一种理想美。诗句暗示读者,这位时乖命蹇的女子,就像那经寒不凋的翠柏、挺拔劲节的绿竹,有着高洁的情操。诗的最后两句,为后人激赏,妙在对美人容貌不着一字形容,仅凭“翠袖”、“修竹”这一对色泽清新而寓有兴寄的意象,与天寒日暮的山中环境相融合,便传神地刻画出佳人不胜清寒、孤寂无依的幽姿高致。
这首五言古体诗,从开篇一路下来,都是“说”,到了结尾两句,才以一幅画面忽然结束。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没有拿一个结局去迁就读者的胃口,而是用一个悬念故意吊着读者的胃口。读过这首诗的人,一闭上眼睛,就会在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位绝世美貌却格外不幸的佳人,在秋风中,在黄昏里,衣裳单薄,孤伶伶地站在那里,背靠着一丛竹,眼里流露着哀愁。
在古代,以弃妇为题材的诗文不乏佳作。如《诗经》里的《卫风·氓》,汉乐府里的《上山采蘼芜》等,而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写被废弃的陈皇后,其中“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遥以自娱”两句,正是杜甫《佳人》诗题的来源。杜甫很少写专咏美人的诗歌,《佳人》却以其格调之高而成为咏美人的名篇。山中清泉见其品质之清,侍婢卖珠见其生计之贫,牵萝补屋见其隐居之志,摘花不戴见其朴素无华,采柏盈掬见其情操贞洁,日暮倚竹见其清高寂寞。诗人以纯客观叙述方法,兼采夹叙夹议和形象比喻等手法,描述了一个在战乱时期被遗弃的上层社会妇女所遭遇的不幸,并在逆境中揭示她的高尚情操,从而使这个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这篇文章作者模仿了柳宗元的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并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心态,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文章虽为记亭而作,但苏舜钦更借此抒发胸中丘壑,因而沧浪亭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在文中成为推进内容发展的关键。文章总体不仅叙事写景,更有抒情议论;文章各个部分不仅作现状的描述,更注重于表现事件和思维的发展过程。总之,文章的布局及表现方式都出于抒写感情的需要,这篇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横遭迫害的文人的心灵历程。
文章第一部分重在记叙,但在写构亭之前,以主要笔墨叙述了一个对高爽虚辟之地由“思得”、“不可得”而终于“得之”的过程。士居偏狭不能出气,欲得高爽之地。这与其说是感官上的需要,不如说更是心理上的需要。因而,对寓居之地的寻求,正是作者心理情态的反映。它说明,愤懑和抑郁长久沉重地压在作者的心头,但他又不甘被苦闷压倒,力图从这一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和他以前的许多文人一样,他也只能从政治环境转向大自然,从山水草木中获取感情的补偿。而孙承祐所遗下的池馆,以它环境之美,以它“旁无民居”的幽僻,让作者一下子捕获到了与其心灵所需相契之点。这一段写景,作者采用移步换景的表现方法,以“顾”、“得”、“趋”等字真切地写出了他被自然环境深深吸引的情态。而对于具体筑亭之事文中仅以“构亭北碕”一语带过。亭名“沧浪”,取义于先秦民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歌词寓含着洗濯政治污浊之意,但作者也无意在这点上展开,因为当他把大量笔墨用于抒情议论时,亭名的这一层含义已不言而喻,不需再赘述了。
这一佳地既然是作者在心情郁闷的情况下努力求索所致,因而他抒写自己从中获得的情趣,决非一般的赏心悦目。他一方面极写内心的舒坦自在,强调了他与大自然的息息相通;另一方面,与上文“旁无民居”之语相呼应,再次强调了连野老也不至的宁静。这显然不同于陶渊明,“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那种乡居生活的乐趣。这是苏舜钦从他蒙受不白之冤的经历出发而产生的特殊心态。这种不仅要摆脱政事,甚至要摆脱一切人间往来唯与“鱼鸟共乐”的极端追求,是他心理上对黑暗现实所作出的逆向反应。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说明,这次政治打击在苏舜钦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沉重印记。
接着,文意深入一层。如果说,以上所写主要表现了“形骸既适则神不烦”。那么,随之提出的“观听无邪则道以明”,则表明作者从对景色的沉迷转为清醒的反思和冷静的自责:这充分说明,作者现时的感情状态固然是受大自然的感染而成,却又是主观追求和自觉体验的结果,是有意识的心理调整,而浑浊丑恶的官场纷争和美好宁静的大自然两相对照,尤觉今日闲逸自在的可贵,也就更能实现他所需要的心理平衡。文章的最后部分,从对往事的“返思”再上升到理性的思考,这是由个人的遭遇而引出的在普遍意义上对人生处世问题的探讨,但即便如此,其中仍充满作者自己的感情体验。他体会到“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并坦率地表示,自己被废,并重新寻求到寄寓感情之物有了这两个外界条件,才使他有可能清醒地认识到内外得失之原,也才能从对仕宦的沉溺中完全得以解脱。作者的这一自我剖析是很客观,也是很深刻的。像苏舜钦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要从精神上摆脱仕宦的羁缚,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需要经历一个心灵搏斗的艰苦过程。这段文字反复出现一个“胜”字,显现出不同精神力量的较量,这正是作者自我感受在文字上的反映。然而,这种解脱毕竟是在无奈的情况下对现实的消极反抗。事实上,封建社会中没有几个失意文人能以这样的感情寄托方式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这篇文章清晰地留下了作者仿效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的痕迹。文章的基本格调和具体表现方式,与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篇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作者并非作简单的模仿,而在文字中融入了个人独特的体验,反映了他自己的心态,特别是把大段议论引入文中,更显出宋人散文特有的理性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