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空江”两句，一虚一实描述水仙。此言词人观赏水仙，自然想起它产于江河之滨，而江河中必定是浪高水阔矣。又见眼前重台水仙长得冰清玉洁，超绝尘俗，花瓣更如层层叠叠碎刻出来的冰叶一般。“水边”三句，状水仙的倒影。“裾”，世俗称衣的前后摆也；“冰”通早。此言重台水仙倒影水中，绿叶蓬松似翠衣曳地，晨露似颗颗晶莹的泪珠在花叶上滚动。“湘烟”两句，第二句前空一字，疑补为“刬”或“绝”字。两句幻想也。言水仙花好像湘水女神在暮霭中刬袜绝尘飘然于碧波之上一样。“怕临风”三句，第二句前缺一字，疑为“寒”字。此状花之重台也。言水仙临风而立，因为惧怕寒风侵蚀它瘦削的花蕊，所以特地开出白玉般的重台花瓣来抵御寒冷。
“樊姊”三句，状浇水后的水仙花。“钿”，金宝制的花饰。“樊姊、玉奴”，本指能歌善舞的女子，这里借以比拟水仙花。言经过水浇之后的水仙花，好像刚洗梳过的女子，因要受人评赏，还微含着愁恨怯意。“汜人”两句，写词人眼中的经水后的重台水仙。“汜”，据《楚辞·卜居》：“将汜汜若水中之凫乎。”注：“汜，一作泛。”“汜人”，即是浪迹天涯之人。这里为词人自称也。此言水仙花重瓣上滚动的水珠像女子的清泪一样，流在愁靥上，使浪迹天涯的词人见到后更感凄苦。“花隘”两句，赞花香。“隘”，狭也。此言水仙的花瓣虽然狭长了一些，但是它散发出来的花香却浓烈异常。这香气甚至能透过白色的绡衣褶缝，使人一染此香历久不散。“倚瑶台”两句，叹好景不常也。“瑶台”，仙人居处，这里指栽水仙的陶瓷盆。“十二金钱”，十二，喻花之多；金钱，状花之形。“晕”，眩也，陆龟蒙《吴中苦雨》诗有“看花啼眼晕，见酒忘肺渴”句可证之。此言词人倚在陶瓷盆边，欣赏盆中的水仙花。但他一边欣赏这许多眩人眼目的水仙花，一边却又想到这些花不久就会逐渐枯萎，从而减弱了它们的艳美，因此词人为它又生出了一种好景不常的悲哀来。
这篇文章采用问答的形式对“元年，春，王正月”进行逐层的剖析，阐释了经文中所蕴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思想。文章通过“隐公摄政不即位”的这一历史事实，阐明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宗法制度和正名思想。文章跌宕起伏，全无说教之沉闷。
按惯例，《春秋》记述鲁君即位，都有在其即位的首年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九字，但记隐公即位，却只有“元年，春，王正月”六字。本篇旨在解释这种书法体例及其原因。前半部分讲体例时，先释“元年”，次释“春”，最后释“王正月”，重点在揭示“王正月”三字所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意义后半部分解释不书“公即位”的原因：
一是为了成全隐公的本意，因隐公摄政，并无当国君之意，只是想借此把鲁国治理好，当桓公长大后便把政权交还予他。
二是隐公之所以接受诸大夫的拥戴，自有其良苦用心：桓幼而贵，自己虽长而卑，这种情况国人是不太清楚的，一旦自己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如果立桓公，则又恐诸大夫不能拥戴幼君，所以他之立，实为桓而立。既是为桓而立，当然不宜书“公即位”了。
三是说明为什么隐长而贤却不宜立，原来按宗法制的规定，立嫡子只以长而不以贤，立庶子则凭借其母亲地位的贵贱而定。桓公当立是因其母贵，而隐不宜立则是因其母贱，所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以上两部分所作的解释实际上反映了儒家尊周大一统的思想以及亲亲贵贵的封建观念。
文章在写法上是先引《春秋》经文，然后逐句作问答式的解释，一问接着一问，流淌着一股穷追不舍的气势，直至把所要发掘的所谓微言大义揭示出来为止。其设问的形式也灵活多变，有“者何”“孰谓”“曷为”“何言乎”“何以”等各式疑问词的组合。但由于过分追求所谓的微言大义，就难免生出牵强附会、词繁意复等瑕疵。如解释为什么不书“公即位”三字，《左传》只用了“不书即位，摄也”，以一“摄”字来说明，文简而意明，也符合《春秋》作者原意；而此篇则衍生出了许多文字，且未必皆是《春秋》作者之意，这也是读者应注意的一点。
有关景阳井，是南朝的故事，到李商隐时也将过去三百年，估计文人以此典故写成诗歌、散文的已经很多。比如唐朝诗人温庭筠的《题望苑驿》诗：“ 景阳寒井人难到，长乐晨钟晓自知。”景阳井的故事到后唐，文人们还是很熟悉的很喜欢引用的。
这是一首酬赠诗，诗中描述了这样一位老和尚：他生性喜静，沉于佛事，佛理精熟，生活简朴，令人肃然起敬。全诗语言明白晓畅，内容单一。
全诗可分为三节，前四句是第一节，概括介绍老和尚，一“熟”一“默”，形象地刻画出了老和尚内外特点。中四句为第二节，以白描手法，反映了老和尚节俭的生活。后四句为第三节，写庭院环境，衬托老和尚不凡的修养。全诗结构匀称合理。
此诗在写法上运用衬托手法。先写老僧话少心静，再写居室空荡，生活简朴，环境天然，意在衬托“长老”内在的充实以及对佛道的精熟。在此诗第三节以生活环境的自然幽雅来衬托主人的涵养。另外，此诗所布的“虚白”，如长老的家世如何，缘何而投空门，乃至姓名法号等等，读者都不得而知。诗人有意将此谈化，恰恰突显了中心内容，使“熟”字成为此诗的诗眼。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了长者对佛的热情与虔诚，“长者”就像是为“佛”而生，为之痴迷，愿为之倾尽生命的坚定执著的信使，是一名地道的全身心投入的“浮屠”。
柳宗元的赠诗答诗，一般都是写给好友亲朋的。像此诗这样写给既非亲故、又无深交的一般僧侣，是少之又少。这就反映出诗人对老和尚的敬慕以及贬谪生活的孤独寂寞之情。此诗不仅表现了诗人对长老的敬仰与羡慕，同时也反映出诗人当时旧痛欲罢不能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