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周南·关雎》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篇，而《诗经》是中国文学最古老的典籍。虽然从性质上判断，一些神话故事产生的年代应该还要早些，但作为书面记载，却是较迟的事情。所以差不多可以说，一翻开中国文学的历史，首先遇到的就是《关雎》。
通常认为是一首描写男女恋爱的情歌。此诗在艺术上巧妙地采用了“兴”的表现手法。首章以雎鸟相向合鸣，相依相恋，兴起淑女陪君子的联想。以下各章，又以采荇菜这一行为兴起主人公对女子疯狂地相思与追求。全诗语言优美，善于运用双声、叠韵和重叠词，增强了诗歌的音韵美和写人状物、拟声传情的生动性。
《关雎》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写他得不到“淑女”时心里苦恼，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得到了“淑女”就很开心，叫人奏起音乐来庆贺，并以此让“淑女”快乐。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十分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的地位的。以前常把这诗解释为“民间情歌”，恐怕不对头，它所描绘的应该是贵族阶层的生活。另外，说它是情爱诗当然不错，但恐怕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诗。这原来是一首婚礼上的歌曲，是男方家庭赞美新娘、祝颂婚姻美好的。《诗经·国风》中的很多歌谣，都是既具有一般的抒情意味、娱乐功能，又兼有礼仪上的实用性，只是有些诗原来派什么用处后人不清楚了，就仅当作普通的歌曲来看待。把《关雎》当作婚礼上的歌来看，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唱到“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也是喜气洋洋的，很合适的，
当然这首诗本身，还是以男子追求女子的情歌的形态出现的。之所以如此，大抵与在一般婚姻关系中男方是主动的一方有关。就是在现代，一个姑娘看上个小伙，也总要等他先开口，古人更是如此。娶个新娘回来，夸她是个美丽又贤淑的好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说自己曾经想她想得害了相思病，必定很讨新娘的欢喜。然后在一片琴瑟钟鼓之乐中，彼此的感情相互靠近，美满的婚姻就从这里开了头。即使单从诗的情绪结构来说，从见关雎而思淑女，到结成琴瑟之好，中间一番周折也是必要的：得来不易的东西，才特别可贵，特别让人高兴。
这首诗可以被当作表现夫妇之德的典范，主要是由于有这些特点：
首先，它所写的爱情，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最终又归结于婚姻的美满，不是青年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时的激情。这种明确指向婚姻、表示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赞同。
其次，它所写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与美德相联系的结合。“君子”是兼有地位和德行双重意义的，而“窈窕淑女”，也是兼说体貌之美和德行之善。这里“君子”与“淑女”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
再次，是诗歌所写恋爱行为的节制性。细读可以注意到，这诗虽是写男方对女方的追求，但丝毫没有涉及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固然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君子”的相思，也只是独自在那里“辗转反侧”，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这对情诗而言是很重要的），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
以上种种特点，恐怕确实同此诗原来是贵族婚礼上的歌曲有关，那种场合，要求有一种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称的有节制的欢乐气氛。而孔子从中看到了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和之美，借以提倡他所尊奉的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毛诗序》则把它推许为可以“风天下而正夫妇”的道德教材。这两者视角有些不同，但在根本上仍有一致之处。
古之儒者重视夫妇之德，有其很深的道理。
在第一层意义上说，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古代，这一基本单元的和谐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意义至为重大。
在第二层意义上，所谓“夫妇之德”，实际兼指有关男女问题的一切方面。“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孔子也知道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饮食之欲比较简单（当然首先要有饭吃），而男女之欲引起的情绪活动要复杂、活跃、强烈得多，它对生活规范、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也大得多，孔子也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所以一切克制、一切修养，都首先要从男女之欲开始。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克制到什么程度为合适，却是复杂的问题，这里牵涉到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也牵涉到时代条件的变化。当一个社会试图对个人权利采取彻底否定态度时，在这方面首先会出现严厉禁制。相反，当一个社会处于变动时期、旧有道德规范遭到破坏时，也首先在这方面出现恣肆放流的情形。回到《关雎》，它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行为谨慎、以婚姻和谐为目标的爱情，所以儒者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由此引导广泛的德行的教材。
由于《关雎》既承认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感情，又要求对这种感情加以克制，使其符合于社会的美德，后世之人往往各取所需的一端，加以引申发挥，而反抗封建礼教的非人性压迫的人们，也常打着《关雎》的权威旗帜，来伸张满足个人情感的权利。所谓“诗无达诂”，于《关雎》则可见一斑。
这首诗是诗人韦应物在秋雨之夜、归思正深之际，听到自远而近的雁叫声，有感而作。此诗描写了由远飞的大雁引起游子对故土的怀念，表达了诗人思乡之情。全诗语言质朴自然，意境凄切古澹。
“故园眇何处，归思方悠哉。”首二句言诗人雨夜思归。秋天的雨夜漫长而又寂寥，诗人独坐在高斋之中，孤灯长伴，孤影为侣，静静地听着外面渐渐沥沥的秋雨。窗外一片漆黑，只有雨打梧桐的声音。孤清的夜，深秋的凄寒，还有空寂的高斋，在这样一种萧瑟凄寂的环境气氛之中，诗人不免要触动羁旅他乡、远游为宦的思乡情思。诗人的家乡在长安，而此时却在远离家乡两千余里的滁州为官，“眇”字反映诗人内心的无奈情态，因为云山阻隔、归路迢递，即使在白天登楼引颈也无法看到故园，更何况是暗夜沉沉。故园的渺远，本来就和归思的悠长构成正比，再加上这漫漫长夜、绵绵秋雨，就更使这“归思”无穷无已、悠然不尽了。“方悠”二字表明清寂的氛围，加深了思乡之愁。“哉”是诗人久恩难平的叹息，这个长长的叹息，道尽了无尽思念的深渊。
“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这两句言闻雁而归思愈浓。“淮南”与第一句的“故园”相对，由思念中的故园回到今天为宦的淮南，落笔高妙。“秋雨”交待独坐时的清凉环境，“夜”既是表明时间很晚，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从侧面显露诗人贬谪滁州的苦痛如同黑夜一般。正当怀乡之情不能自控的时候，独坐高斋的诗人又听到了自远而近的雁叫声。这声音在寂寥的秋雨之夜，显得分外凄清，撩动诗人无尽的乡愁，使因思乡而永夜不寐的诗人浮想联翩，触绪万端，更加悲怆万分。诗写到这里，戛然而止，对“闻雁”而引起的感触不着一字，留下的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结尾。
沈德潜《说诗晬语》云：“五言绝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苏州之古澹，并入化机。”“古澹”很好地概括了韦应物五言绝句的风格特征。在这首诗中，体现了诗人古澹的艺术风格。整首诗是一幅清淡的思乡图，清冷的夜晚，清凄的秋风，清寒的秋雨，清寂的高斋和清孤的人影，构成一种高古澹远的意境。
此诗结构巧夺天工，含蓄委婉，先写“故园”，后写“淮南”，先托出“悠”思，后衬以“雁”鸣，就是在这样巧妙的安排中，使诗歌很短，但人的情思却句句深入，层层递进。另外，诗歌的情思表面触发的是乡愁，但结合诗人被贬滁州的事实。还可以从诗歌中体会出诗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又完美地融入到萧瑟凄清的秋声秋意之中。
前两句点化引用了唐代诗人孟郊《送淡公》（之三）“独迷舞短蓑”诗意，写了渔父狂饮烂醉而忘形的神态。“渔父醉，蓑衣舞”，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渔父狂饮烂醉以致神魂颠倒、身不由己的诙谐状态。“蓑衣舞”三字逼真传神，渔父醉后那踉踉跄跄的行走模样跃然纸上，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醉里却寻归路”，进一步渲染了渔父醉后神不附体、欲归无路的昏沉状态。连东南西北都弄不清楚，回去的道路也找不到了，只好“轻舟短棹任斜横”。
作者曾在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游赤壁湖时，也狂饮烂醉过，结果是“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赤壁赋》）。此词里渔父的狂饮烂醉，其结果比作者游赤壁时的境况好不了多少，同样会是“肴核既尽，杯盘狼藉”。所不同的是：相与枕藉乎家中，“醉后不知何处？”最后两句为点题之笔，反映了渔父那种狂放不羁、自由自在的恬淡生活心态。
第二首词先描写，后叙述，描写与叙述融会运用，集中渲染了渔父“醉”后百事皆空的心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词隐含了道家崇尚自然、清净无为的思想，反映了词人随缘放旷、任天而动的达观胸怀。
这是一首田园景物诗，诗的首联领起全诗，总括杨村不同一般的美景；颔联、颈联具体描绘所见景观，原野开阔，色彩鲜明，景物如画，令人欣漾；尾联笔锋转向自身，抒发了作者归隐田园的情感。此诗词语对仗工整，语言晓畅自然。
首联“石桥两畔好人烟，匹似诸村别一川”总括杨村的美好景致。江西属多山丘陵地带，虽不至于“地无三尺平”，但平原也并不多见。诗人此刻走上石桥，看到的不是陵岭蜿蜒而是一片平川，炊烟袅袅，心中惬意畅然之感顿生，旅途疲惫也被这阔寥的景色荡涤一空。
颔、颈两联对杨村加以具体描绘。“杨柳荫中新酒店，蒲别架下小渔船。红红白白花临水，碧碧黄黄麦际天”四句勾勒出一幅如诗如画，似幻亦真的田园风光美景。绿绿的杨柳，紫色的葡别，红白相间的鲜花，金黄的麦田、蔚黄的天空，象是重彩渲染的民间年画，色调对比十分鲜明。开阔的画面，丰收的景象，令人陶然欲醉。并非诗人重笔渲染，大肆泼墨，而是纯为白描勾勒，平铺直叙。在颔联中，诗人以导游的身份向人们娓娓介绍，指点杨村景物。颈联的“红红白白”，“碧碧黄黄”则是将诗句口语化，浅显通俗，朗朗上口。正如陈与义所说：“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春日》）诗人沉迷于田园美景，赞美之词脱口而出，这种不假修饰，随意自然赞美反而更能显出诗人溢于言表的喜悦之情，也就是在这种平淡自然的描述中，农家远离尘嚣、自足自乐的田园生活乐趣得以更深刻的体现。新酒店的开张，渔人无拘无束的生活，丰收的麦田，鲜鱼美酒，多么令人神往。画面上并未出现人物，但诗人渲染的笔锋，让人感受到他们宁静而幸福的生活。
最后一联写自己的感想，他说了许多农村如何如何好的话，主要目的，就在于最后这一句话，以田园乐趣来反衬他不太想做官的思想。
律诗讲究起承转合。一般来说，颔、颈联之间需有“转”的关系。而本诗颔、颈两联却为并列关系。这便是诗人对“活法”的具体运用。杨万里有意打破律诗格式的框架窠臼，力求变通，求新求活，以两联并列同去描绘色彩纷呈的生活画面，从而使全诗意象更为丰满充实，富有立体感，为诗人产生退隐之念作了铺垫。的确，这般田园美景，如此生活乐趣，何必在仕途上奔波忙碌。大自然新茗一般的清新早将诗人追逐功名利禄的世俗之心涤除得干干净净。这便是《过杨村》于平淡之中透出的醇厚韵味。
此诗若按旧说理解，一、二章赋陈其事，第三章起兴以比。诗开篇即夸耀卫宣公建造的新台是多么宏伟华丽，其下奔流的淇河之水是多么丰盈浩瀚。这都是极力渲染卫宣公的赫赫威势和装点门面，也可以看作是姜氏（宣姜）眼中所见，已被宣公的表面现象迷惑了。她本为是嫁过来追求蘧婉之好，想过一种郎才女貌、琴瑟和谐的幸福生活的，却不料成了一个糟老头子的掌中玩物。
全诗三章，前两章叠咏。叠咏的两章前二句是兴语，但兴中有赋：卫宣公欲夺未婚之儿媳，先造“新台”，来表示事件的合法性，其实是障眼法。好比唐明皇欲夺其子寿王妃即杨玉环，先让她入道观做女观一样，好像这一来，一切就合理合法了。然而丑行就是丑行，丑行是欲盖弥彰的。诗人大赞“新台有泚”“新台有洒”，正言欲反，其兴味在于，新台是美的，但遮不住老头子干的丑事。这里是运用反形（或反衬）的修辞手法，使美愈美，丑愈丑。
“新台”之事的直接受害者是宣姜：美丽的少女配了个糟老头，而且还是个驼背鸡胸，本来该做她老公公的人。这一对儿是怎样也不能般配的，就如俗语所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难怪诗人心中不忿，要为宣姜，也要为天下少年鸣不平。他好有一比：“鱼网之设，鸿则离之。”打鱼打个癞虾蟆，是非常倒楣，非常丧气，又非常无奈的事。按照闻一多《诗经通义》中的说法：“《国风》中凡言鱼者，皆两性间互称其对方之虞语（隐语），无一实拾鱼者。”古今诗歌中以捕鱼、钓鱼喻男女求偶之事的民歌很多。例如汉乐府民歌《江南曲》：“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僮人情歌》：“天上无风蘧子飞，江河无水现沙磊。鱼在深塘空得见，哄哥空把网来围。”即是显例。此诗中所写的就是女子对婚姻的幻想和现实的相悖，构成异常强烈的对比，产生了异乎寻常的艺术效果。这里强烈地表明：宣姜可真是倒楣透了。诗中“河水弥弥”“河水浼浼”，亦似有暗喻宣姜泪流不止之意，就如《卫风·氓》“淇水汤汤，渐车帷裳”以及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所表现的那样，渲染出一种浓厚的悲剧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