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为苏轼于熙宁五年(1072)至七年在杭州通判任上与当时已八十余岁的有名词人张先(990-1078)同游西湖时所作。
作者富有情趣地紧扣“闻弹筝”这一词题,从多方面描写弹筝者的美丽与音乐的动人。词中将弹筝人置于雨后初晴、晚霞明丽的湖光山色中,使人物与景色相映成趣,音乐与山水相得益彰,在对人物的描写上,作者运用了比喻和衬托的手法。
开头三句写山色湖光,只是作为人物的背景画面。“一朵芙蕖”两句紧接其后,既实写水面荷花,又是以出水芙蓉比喻弹筝的美人,收到了双关的艺术效果。从结构上看,这一表面写景,而实则转入对弹筝人的描写,真可说是天衣无缝。据《墨庄漫录》,弹筝人三十余岁,“风韵娴雅,绰有态度”,此处用“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的比喻写她,不仅准确,而且极有情趣。接着便从白鹭似也有意倾慕来烘托弹筝人的美丽。词中之双白鹭实是喻指二客呆视不动的情状。
下片则重点写音乐。从乐曲总的旋律来写,故曰“哀筝”,从乐曲传达的感情来写,故言“苦(甚、极的意思)含情”;谓“遣谁听”,是说乐曲哀伤,谁能忍听,是从听者的角度来写;此下再进一步渲染乐曲的哀伤,谓无知的大自然也为之感动:烟霭为之敛容,云彩为之收色;最后再总括一句,这哀伤的乐曲就好像是湘水女神奏瑟在倾诉自己的哀伤。湘灵,用娥皇、女英之典故。词写到这里,把乐曲的哀伤动人一步一步地推向最高峰,似乎这样哀怨动人的乐曲非人间所有,只能是出自像湘水女神那样的神灵之手。与此同时,“依约是湘灵”这总绾乐曲的一句,又隐喻弹筝人有如湘灵之美好。词的最后,承“依约”一句正待写人,却又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不仅没有正面去描写人物,反而写弹筝人已飘然远逝,只见青翠的山峰仍然静静地立在湖边,仿佛那哀怨的乐曲仍然荡漾在山间水际。“人不见,数峰青”两句,用唐代诗人钱起《省试湘灵鼓瑟》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是那样的自然、贴切而又不露痕迹。它不仅意象动人,而且在结构上还暗承“依约是湘灵”一句,把上下用典结合起来。“数峰青”又回应词的开头“凤凰山下雨初晴”描写的雨过山青的景象,真可谓言尽而味永。
这首词从上元节临安道上行人稀少,引发了他的亡国之恨,词情凄苦,表现了一个士大夫对故国的忠贞。
上片触景生情,写上元节凄凉景象。南宋都城临安,上元节多繁华热闹,《梦梁录》曾有这样的记载:“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公子王孙,王陵年少,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漏频催,金鸡屡唱,兴尤未已。”这样的通宵欢乐,词人是记忆犹新的,就引起了与当今的对比。如今的上元节风雪交加,遮天盖地,故都内外,一片苍凉。词人起笔,就以故都烧灯节极度的繁华欢乐与现实中的风雪酷寒、无限凄凉进行强烈的对比,烘托出严酷冷寂的气氛。“风和雪,江山如旧,朝京人绝。”这里的“风和雪”,不单是自然景象的实写,更成了元蒙统治下那种严酷气氛的象征。正因如此,“风和雪”的再次复述,既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有了这着意的强调,作者一腔亡国之痛就顺势而出了。“江山如旧”的“如”字,已蕴含着“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世说新语》)的深哀大痛;“朝京人绝”的“绝”字,又秦寓着故都易主、人心绝望的深仇大恨。字里行间,充满了悲苦凄怆的情调。
上片写景,景以引情,描写元宵之夜故部路上风雪交加行人断绝的凄凉景象;下片抒情,景以衬情,抒发物是人非、怀念故国的悲苦心情。
“百年”二句,承上生发,直抒胸臆,感慨系之。人生百年,本已十分短暂,偏又经受了国破家亡、生离死别的深哀大痛;尽管人们都不再去故都观灯欢度佳节了,自己却还要跟知己好友面对故国的明月“感旧”“秦情”。使词人锥心泣血的“兴亡别”,不仅指“宣和旧日,临安南渡,芳景犹自如故”(《永遇乐》)的一去不返,更指南宋覆亡之后“无花只落空悲”(《汉宫春》)的眼前处境。江山剧变,明月如故,只能对月凭吊,秦怀故国了。一个“犹”字,既表达了永念故国的执着深情,也流露出莫可奈何的悲凉心境。词意发展到此,可谓沉痛至极。词人面对着“当时月”,故国情景,纷拥而来,眼前处境,却无比悲凉。这里的“当时月”,当然也不仅是适应词牌格式的需要,更是词人着意的强调,突出了他对故国的耿耿丹心和对元蒙统治的强烈厌恶。词人对月凭吊,秦情故国,“当时月”又在默默地照人如烛之泪,照人如梅之发。这两句对仗工整,情景交融,把“当时月”之善解人意和词人之悲凄坚贞交织起来了,意境苍凉,余味绵绵。
全词辞情哀苦,音调悲怆,表达了深沉的兴亡之感,体现了宋亡后遗民作家的惨痛心情,是《须溪词》中的名篇。
谭献词有一特点:擅于发端。如《长亭怨慢》:“又消受、江枫低舞”。《摸鱼子》:“悄无人,绣帘垂地,轻寒恻恻如许”。《角招》:“近来瘦,还如蘸水拖烟,渐老堤柳”等。这些开头,或突兀笼罩,或半空说起,都令人入目即觉醒豁。它们很容易引起读者的期待心理,产生良好的艺术效果。这首《金缕曲》,以“又”字发端,自然使人想到这以前作者已有过一次或多次此种经历,此乃再次经受。因此,一开头便使人觉得情绪浓重。其效果有类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又临离别,本已使人惆怅;春来愁病相兼,鬓丝色改,愈加令人不堪。这般情状,早早归去为是。《楚辞·招隐士》云:“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可是,“草绿天涯浑未遍”,还不到归去的时候。词人所以离去,乃是因为“空楼微雨”。空楼,谓燕去楼空。用薛鬓衡《昔昔盐》:“空梁落燕泥”诗意。微雨,用晏几鬓《临江仙》:“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词意。自家燕去楼空,看人家微雨双飞,岂不肠断?因此,只好怀着满心痛苦、满心留恋,在茫茫云水中匆匆离去。荒荒,杜甫《漫成》:“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一本“荒荒”作“茫茫”,意谓黯淡无际。草草,匆促。杜甫《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问君适万里,取别何草草?”词人草草取别,自云“空楼微雨”,这里面很可能隐藏着一个令人忧伤的恋爱故事,却又不便明言。可惜当初无人为谭献撰写词本事,我们已无从知晓。“听林禽、只作伤心语。”这林禽指鹧鸪。鹧鸪啼声如云“行不得也哥哥”,古人常形诸歌咏。这里说,林禽象人一样伤心地鸣叫着“行不得也”,但我却难以留住。以此作上阕结语,将词人复杂的心情写得十分生动。他本不愿离去,不该离去,却又不得不离去,这就益加痛苦,忧伤。
上阕侧重写不忍离去,下阕承上结尾,侧重写不得不离开。“留不得,便须去”。离别之痛加上其他苦情,交织在一起,词人心情更加沉重。他临行之际,留滞江头。靠近篷窗,看岸上花树自发,向人低舞,如同依依惜别。这便又一次引起对往事的留恋。可是,他又想到,已经辜负了时光,做惯了孤旅,身处穷途,文章如土,才不能展,志不得骋,才华已被碌碌风尘所误,断不能继续留驻此处。于是,词人结束对此地留恋和对往事的思索,决心离去,故云:“留不得,便须去”。风尘,此处乃指行旅。汉秦嘉《与妻书》中“当涉远路,趋走风尘”,《玉台新咏》九范靖妻沈氏《晨风行》诗句“念君劬劳冒风尘,临路挥袂泪沾巾”,均指旅途艰辛,与艳事无涉。
词是音乐文学。与诗相比,它有独到的长处和局限。词便于抒写心理的曲折层迭,但却不便象诗文那样指实。谭献这首《金缕曲》,把“江干待发”之时的多重痛苦一一写出,层层深入,但最终也没有归结为某一件具体的事,没有结于一端。这就会引起读者多方面的联想。叶恭绰《广箧中词》评这首词说:“如此方可云‘清空不质实’。”词本来就应该这样。谭献是常州词派的代表作家,他讲求寄托,但却並不象某些常州派末流,必欲在一首词中句句“寄托”到实事上去。他的词,妙在虚实之间,如梅尧臣论诗所云:“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鬓”(欧阳修《六一诗话》)。故今人论谭献词:“献炼意而不伤情,或至泯迹。”“《金缕曲》‘草绿天涯浑未遍,谁鬓王孙迟暮?’‘近篷窗、岸花自发,向人低舞’。既不得已又不容己之情,反能奋笑疾书,直截了当”,远较其擅名一时的令词“真切”。“论献之能事,实在长调”(《清词菁华》302页)。
首联“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从人石俱贬写到石存人亡,一开头就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诗人从“石”入手,自然浑成。石存人亡的衬托,突现了苏轼的不幸。当年,苏轼被贬南方,这块心爱的玩石,随其同往,可谓同病相怜;而如今人去石存,大有人不如石之慨。而赞美“石”质的“坚”与“重”,则暗含诗人对苏轼为人立世之本的钦佩。苏轼一生,在政治上从不因一己之利而朝三暮四,始终坚持独立的品行。石随人贬,一个“俱”字,道尽了当时的世态炎凉。更伤感的是,苏轼所欣赏的雪浪石虽“不闻”而“尚存”,雪浪斋还可重新“葺治”,而石和斋的主人苏轼却再也见不到了,充满了物是人非之感。
中间两联承“石尚存”生发。“坚重质”既是写雪浪石,又是苏轼的象征。苏轼一生爱石,在于石具有“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概”,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坚重质”,而苏轼一生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正具有这种坚重不迁的高贵品质。颈联隐括苏轼《雪浪石》诗和《雪浪斋铭》入诗,写珍惜和复原友人遗物。“满酌中山酒”,是说诗人也要像当年苏轼那样“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重添丈八盆”,是说要重做“玉井芙蓉丈八盆”以盛装雪浪石。珍重友人遗物正表现了思念友人的深厚之情。
尾联承“人亡”。“不归北”,语意双关,既指苏轼卒于常州,又指苏轼鉴于政治原因,决意“不归北”。苏轼本来“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但行至真州,“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所谓“北方事”是指宋徽宗上台仅一年多,就由调停新旧两党转为再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为“省力避害”,决意留在离京城较远的南方。不料突然卒于常州,失去了同弟弟和老友重见的机会,诗人也只能在遥远的定州为友人招魂而已。
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生面,它睹石思旧,借物写人,以“贬”字领起全篇,以“亡”字,贯穿始终,层层递进,环环入扣,诗中无一“哀”字,而哀情则从隙缝中透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