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人之作,在古诗词中是多得数也数不清,要做到不和别人雷同实在不容易。袁去华这首《 安公子》就以其构思别致、章法新颖而独有特色。
这首词从写初春景色入手:那嫩黄色的新柳带来万物苏生的消息,同时也使词人胸中思家的种子急剧萌芽,生长。看见新柳 ,自然地想到当日离别时爱人折柳赠别的情景。柳者,留也。作者不但没有被留在家里,如今反而在外地羁留,这怎不教人睹物伤怀呢 ?再说春浅衣寒,又加上风雨,有谁又不想象中的温暖呢?所以前四句貌似写景 ,其实已笼得全篇之意。《蕙风词话》卷三说:“作慢词,起处必须笼罩全阕 。近人辄作景语徐引 ,乃至意浅笔弱,非法甚矣。”这首词虽用景语开头 ,但景中含有浓烈的感情 ,这自然除了被人讥笑“意浅笔弱”的可能 。“燕子来时”是由春天的到来而自然引出来的;而燕子来自南方,又自然把作者的思绪牵向“了在南方的家乡”并产生人归落“燕”后的感情。不过,作者没有正面说出这些意思,而只是问燕子在来时的路上是否看见了他的爱人。这一问安排得轻灵新巧,极有韵味,也极情深。况且问语中又设想爱人是在“绿水桥边路”旁的“画楼”上这不是又在暗示对方也在思念自己吗?“料静掩云窗,尘满哀弦危柱”则直写对方情绪。作者的本意是要写自己怀人,但这里却构思出一个人来怀自己的场面,这是很有意思的 。刘永济以为这种方法是来自《 诗经》,他说 :“《 陟岵》之诗不写我怀父母及兄之情,而反写父母及兄思我之情,而我之离思之深 ,自在言外。后世词人,神明用之,其变乃多。⋯⋯先写行者念居者,复想居者思行者,两地之情,一时俱极:皆此法也。”(《词论》)
下片放下对方,又开始从自己方面叙说。庾信作有《愁赋》,全文今已不见传,尚留有“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等句。词中说象庾信那么多的愁为什么都聚在我的眉端?这是自己向自己发问,问得颇有感慨。庾信的愁,作者是从文章里看到的,这里设想聚在了自己眉端,这种想象也十分新鲜。那么多愁都在眉端 ,如何受得了?因而总得排遣,“独立东风弹泪眼”就是设想出来的遣愁法之一。只是这一句写抛泪者形象,单独看来并没有多少特别的好处,但由于作者是在水边 ,而他的意中人也在“绿水桥边路”,所以他顿生寄泪的念头。这一想法新鲜、大胆,设想的意境又十分美丽、浑厚。假如真能寄得眼泪回去,那将比任何书信都能证明他诚挚的思念。而且因为有了这一句 ,“独立东风弹泪眼”才脱俗超尘,放射出奇特的色彩。可是语虽新奇,寄泪终究是办不到的。痴想过后 ,眼前仍旧是“ 永昼”,是“春”,是“闲”,排愁无计的主人无奈何又向自己发出“ 人倦如何度”的问题,这连续的发问可以使我们联想到词人举措茫然的神态和无处寄托的心情,愁思之深也由此更加突出了。同样 ,“ 人倦如何度”的满意答案是没有的,“闲傍枕”就正好说明了并无度时良法,于是作者百无聊赖只好去听“ 黄鹂语”。黄鹂鸣声悦耳,是否它真能稍解苦闷呢?“ 唤觉来厌厌”,作者在黄鹂声中恍惚入睡,又被同样的声音唤醒,醒来后精神“厌厌”地,一点不振,因此我们知道黄鹂语不但没有使作者消忧,反而空添一段惆怅。“残照依然花坞”,仍用景语结尾。同开头呼应 。“念永昼”以下数句,似从贺铸《薄幸》词翻出。贺词去 :“正春浓酒暖,人闲昼永无聊赖 。厌厌睡起,犹有花梢日在。”总言愁闷无聊 、日长难度之意。而此意,晏殊《踏莎行》“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已先说破。像午睡醒时、斜阳犹照之事,人人所曾经历,但构成意境,写入词章,则非有心人不能。正如王国维所云“常人能感之而唯诗人能写之 ,故其入于人者至深”(《清真先生遗事·尚论》),因之能作此等语者也就不止一二人。说是承袭也好,说是暗合也好,写来能大略有所变化增益便都可以留传下来。总的说来这首词的想象和构思能不落俗套,结构又十委婉曲折。《古今词论》曾说 :“填词,长调不下于诗之歌行长篇。歌行犹可使气,长调使气,便非本色。高手当以情致见佳。盖歌行如骏马蓦坡 ,可以一往称快;长调如娇女步春,旁去扶持,独行芳径,徙倚而前,一步一态,一态一变,虽有强力健足,无所用之。”袁去华的《安公之》完全达到了这一点。
此外,这首词另一特点是下字准确、生动。比如:“嫩黄匀遍鸦啼处”一句不仅声色俱全,而且用“匀”字写颜色,一方面使人觉得处处都有春色,另一方面又仿佛是从一处匀向别处,因而色彩都并不算浓。这种著色法既符合初春的情调 ,也使色彩空灵透明 。
再如:写对方用“静掩云窗”,“掩”而且“静”则表达作者怀人已久已深的情怀 。又,“ 尘满哀弦危柱”说尘已覆琴,当然是很久已经没有去整理了;但对久不发声的弦 、柱仍然用“哀”“危”修饰,那么女主人内心的痛楚就是可想而知的。再如 :“为谁都著眉端聚”用“都”“著”“聚”写愁,既显示了很深的愁思,又形象鲜明,似乎读者对此愁可见,可触。还有:“独立东风弹泪眼”中的“弹”字能使抛泪有声,并且正因为有了它,“寄烟波东去”才有了根据。
全词意脉清晰,结构甚巧。设想奇妙而入情,“问燕”与“寄泪”的举动为全词增加许多色彩。词之妙,主要在章法。景起景收,章法浑然。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诗的第一句写梦中的境界。作者远离家乡,久久不能归去,又正是大好的春天,思乡之情与眼前之景便衍成一梦,写自己回到了故乡,正是春光洒遍大地,无边无际。这里的“未有涯”三字,既包括姹紫嫣红”、“莺啼燕语”,也有作者的内心活动和无限的喜悦。虽然着笔不多,而喜悦之情却十分明显。次写梦后。一梦醒来,眼前所见却是小栏高槛,环境虽然优美,可惜不是梦中的故乡了,而是“别人家”。在这两句诗中,梦中回到故乡与现实中回不了故乡成了对比,梦中家乡春光大好与醒来“别人家”的“小栏高槛“成了对比。这样便把诗人极度怀念故乡,又恨不得归去的复杂情怀抒发得十分真切。
诗的第三、四句紧承前两句写作者梦醒后的心情和环境。这些描写与第一句梦游故乡相对照,与第二句的描写紧紧相连。这里的“小栏高槛”是“别人家”,这里没有了梦游回乡的欢乐,有的只是自己五更独眠,苦闷、惆怅,室内只有残灯一盏,窗外还有纷纷的落花。这样便把诗人的内心世界,把诗人的情态和愁容展示出来,环境的凄凉冷落也写得逼真形象。这样,总观全诗,作者思乡这个题意便表现得更为完整了。
这首写风雪渡江的诗,用极古简的笔法,绘出一幅饶有情致的图画。首句点出地点,诗人正“渡”的是汉江环绕襄阳、岘山的一段,这同时也是写景,淡淡勾勒出岘山的轮廓,在灰色的冬晚天空背景衬托下,岘亭的影子显得特别惹眼和好看。次句点节令(“岁阑”),兼写江上景色。由于岁暮天寒逆旅主人,故“古道少行人”。然而“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须是疏疏”,反而增添了一种诗情画意。三句是寄语备酒,借此引起末句“夜来风雪过江寒”:江间风雪弥漫,岘山渐渐隐没在雪幕之中,一叶扁舟正冲风冒雪过江而来。末二句用“为报”的寄语方式喝起,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幅天生的图画,而且仿佛人在画图中。
说它如画,似乎还远不能穷尽此诗的好处。虽然诗人无一语道及自己的身份、经历和心情,但诗中有一股郁结之气入人很深。
襄阳这地方,不仅具有山水形胜之美,历来更有多少令人神往的风流人物,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晋代的羊祜。史载他镇守襄阳,务修德政,身后当地百姓为他在岘山置碑,即有名的“堕泪碑”。诗的首句说“襄阳好向岘亭看”,绝不仅仅是就风光“好”而言的,那尽人皆知的羊公碑,诗人是不会不想到的。而且,诗的后面,越来越深蕴了一种怀古之情。前面提到岘山“岘亭”,紧接就说“人物萧条”,也不仅仅是就江上少人行而言的,还有一种“时无英雄”的感喟盘旋句中。
“习家池”乃襄阳名胜之一。在那注重名士风度的晋代,“习家”曾是襄阳的望族,出过像习凿齿那样的大名士。在重冠冕(官阶爵禄)压倒重门阀的唐代,诸习氏自然是今不如昔了。第三句不言“主人”或“酒家”,而言“习家”,是十分有味的。它不仅使诗中情事具有特殊地方色彩,而且包含浓厚的怀古情绪,引人产生一种“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感慨。怀着这样的心情,所以诗人“初渡汉江”就能像老相识一样“为报习家多置酒”了。不光“置酒”而且要“多”,除因“夜来风雪过江寒”的缘故,而联系前文,还有更深一层涵义,这就是要借酒杯一浇胸中块垒,不明说尤含蓄有味。这两句写得颇有情致,开口就要主人“多置酒”,于不客气中表现出豪爽不羁的情怀。
于是,在那风雪汉江渡头如画的背景之上,一个人物形象(抒情主人公形象)越来越鲜明地凸现出来。就像电影镜头的“迭印”,他先是隐然于画面中的,随着人们对画面的凝神玩赏而渐渐显影。这个人似乎心事重重而举措落落大方,尽管他有一肚皮不合时宜,却没有儒生的酸气,倒有几分豪侠味儿。这大约是一个落魄的有志之士吧。他别有怀抱,却将一腔感慨愤疾,以淡语出之,诗的风格十分沉郁。而这种风格,在绝句中是不多见的。